2001年10月，我以流浪者的身份进入阿克苏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半年之前，我从事过装卸工、清洁工，兼职过保安。那时，阿克苏盛行“盲流”称谓。我则是“盲流”队伍中的一员。自从进入文化艺术中心，从事我心爱的放映职业，我便从“盲流”队伍中脱离出来。随时间的推移，耳边很少传来“盲流”二字。即使有，也不是针对于我的。
有单位真好。起床一睁眼，首先想到的是单位，每日里提及最多的字眼，也是单位。单位，上班，形成一条直线,常常被我挂在嘴边，挺直腰板，见人就说。之前，对于单位，我并没有过多的上心。1992年元月，从部队复员回家，同学的父亲托关系，在静宁县橡胶厂帮我谋到一份差事，每月工资300元，得从家中带吃食。那时，我的个体电影放映走村串户红极一时。300元的收入，不到两三个晚上就能获得，对橡胶厂的工作自然是不屑一顾的了。自由，松散，挣钱容易是我对个体户的初步认知，我便有了做一个老板的梦。个体放映，兼顾照相馆营生，最终都受到了时代发展步伐的淘汰。1997年冬，彩电降价、录像、DVD的出现，电影放映业受到冲击，我不得不离开故乡，西去玉门转行餐饮业，做酿皮，卖大饼。在市场竞争中，使我深知挣钱不易，老板梦随着无形的压力，开始走向破灭。意识到自己不是一块做生意的料，却放不下身架，仍做着吃“飞食”的痴梦。直到家中因修葺房屋债台高筑，前妻弃我而去的时候，方从梦中醒来，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该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了。
我决定放下架子，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架子，本是农民的儿子，只是上过几年学，当过几年兵，见过一些世面，怀揣了跟同龄人不一样的梦想，和发小们相处就显得格格不入罢了。离婚的日子，犹如天塌一般，五六年的家庭，一夜之间说散就散，前妻把四岁的女儿也带走了，房子里空荡荡的，倒是女儿的玩具，衣服到处都是，搅得我心慌意乱。三十多岁的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助，每到夜晚，总要回到老屋，躺在土炕上，偎依在父亲身边。起初的几个夜晚，不习惯于父亲整夜的叹息，和他喂养的几只跳蚤的骚扰。父亲很少说话，他一说话，我的眼圈就会潮湿，被他发觉，他的眼圈跟着发红。父亲沉默不语，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他把自己的棉袄或者棉裤垫在我的枕下，时不时帮我拉拉被角，在父亲的眼里我俨然没有长大。他帮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是醒着的，只是装睡罢了。在离开父亲的前几个日子，不知不觉地让我留恋起老屋，留恋起父亲的汗味、烟味……甚至,连他的呼噜声都是悦耳的。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舍不得放下的。
走出家门，我做的第一件事，去邻村央求一个工头，让他带我去打工。说起这位工头还跟我沾亲带故的(他的弟弟是我的侄女婿)。凭借这层关系，让我大胆地踏进他家。他一看是我，立即喊道，姨父，你来了，赶紧上座。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踏进过他家门槛。他的一声“姨父”，让我感到自己的面子是足够大的，无需付出多大勇气便开口说，我想跟你去打工。他听说我要打工，显得有些吃惊，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或许，在他眼里，我还算个人物，一个不需要下苦力就能生活的人物。我说，那是过往的事了，现在，我离婚了，我需要爬起来。他问，你可吃得苦?我说，别人行，我咋个不行?好说歹说，他同意带我去打工。他又说，没人在场的时候，会喊我姨父，有人在场，不会喊姨父的，望我能够理解。我说，明白，只要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毕竟，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真正闯荡社会的经验和勇气。
跟着工头北上银川务工，在建筑队当小工。同工友们住通铺，吃大锅饭，尝试过体力劳动的极限。施工点在银川市新市区的同心路菜市场，站在封顶的建筑层上，贺兰山清晰可见，便盼着日头能够早点落山，一天14元的工资就会到手。我粗略地算过，每天劳动16个小时，每小时不足1元钱，是靠自己一滴一滴的汗水换来的。每每逛街，手心里的钞票同样被我攥得汗浸浸的，舍不得花掉，平日里大手大脚的习惯略有改变。只有在艰辛的底层生活过，才能切身的感受到人间的冷暖，看清人情世故的眉高眼低。感谢半年来的艰辛生活对我的磨砺，以至于后来遇见的所有艰辛，我不再胆怯。半年来的体力生活，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脚踏实地。
初到阿克苏，我一面努力地干着苦力，一面寻求着有份稳定的工作单位。话说，阿克苏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如同为我量身打造的。我在故乡焦躁不安的时候，她破土动工，仿佛，是她在召唤着我似的，让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我正在干着苦力活计的时候，她已被装修完毕，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的到来。
至于是如何顺利进入阿克苏地区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单位的，是因为我遇到了贵人段晓斌，有关他的文字，在我的散文集《我的阿克苏》里已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使我依然感念的，是段晓斌帮我办理的农转非户口落在单位的门牌号上(西大街10号)。同事开玩笑说，我是阿克苏最“富有”的人，仿佛整个文化艺术中心是属于我的。
同事当中，我的身份最为特殊，是由农民工直接转变为工人的。我不得不感念部队对我的培养，使我具备竞争的条件，一是放映技术，二是觉悟的提高。我想，我生命中的贵人段晓斌之所以帮我，无非就是这两个条件罢了。
进入单位前就讲好的，单位不提供住宿。而我，还住在离火车站附近的巨龙开发区，骑自行车，每天往返二十多公里，若遇加班，深夜方能到家。段晓斌得知后，便给我的一位姓同事说，他住的那么远，早晚骑车不安全，看看单位地下室有没有合适的房子，给安顿一张床。
同事利用两个午休时间，帮我焊接一张床，搁在地下室的总机转换室，安置了一桌一椅。他来到我的出租屋神秘地告诉我：“我给你找了住处，免费的。”说着，他便立即帮我收拾行李。随他来到单位，走进地下室，我才明白，担心地问：“段经理知道吗?”他说：“是段经理同意的，放心吧。”他帮我铺好铺盖，指着桌子说：“哦，对了，段经理说，你喜欢写作，我给你准备了桌子，是原来团结电影院的，有点旧，中不中?”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刹那间，一股暖流遍布我的全身，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同事帮我摆放好物品，突然，拍着他的大腿说：“我说，我一直想着什么来着，看见桌子，想起台灯，我在家里给你准备好了，忘带了，明天给你。”我说：“给你添麻烦了，不知道该怎样感谢呢?”他说：“看你说的?谁让你是俺的同事呢?”
临出门，他把钥匙递给我，叮咛道：“段经理说了，地下室绝对不能抽烟!”
我点头应诺。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第一次感觉到“同事”二字是如此的温暖和厚重。
段晓斌经理给予我的关照，我是心知肚明的。自从我住进单位地下室，每每见到他，他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我总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他说上几句感谢的话，但总被他的威严打消了。说起段经理的威严简直到了极点，他在单位的那段时间，我们根本不需要签到表，即是到了下班的时间，一听说段经理还没有离开单位，谁也不敢擅自离开。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告诉带班的，只要时间到了，大家按时下班。即便如此，一部分人仍然跟从前一样，等段经理离开单位，他们才离开单位。我想，这其中的缘由是涵盖了大家对他的尊重罢了。
直到他离开他负责筹建的文化艺术中心，到别的单位工作，没过几年，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都没有来得及把挂在嘴边的“谢谢”二字说给他听。
在单位工作20年时间里，有6年多的时间，我是一直住在单位的。第一任领导李健主任似乎不知道我住在地下室的事情。不知是谁向他反映，说我在地下室的楼梯拐角处，干了一件不文明的事情。他特别生气，直接来到地下室找到我的住处。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楼梯的拐角处真的存在着一泡不文明的排泄物。我屈身一看，是干透了的，急忙拿着撮箕和扫把进行清理。感谢这位主人，在干这件事的同时，留下烟头和烟盒。我把撮箕搁在明亮的地方，告诉李健主任，这物分明是很早以前的了。再说，我抽的是一块钱的“红山”牌香烟，看看人家抽的是三元五角钱的“美登”。这些，是我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健主任竟然低头靠近撮箕，仔细地验证一番，猛地抬头,转身离去。他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倒让我的内心不安了好久。发生这样的事情，总归是不光彩的。我实在不好意思继续在地下室住下去了。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合适的出租屋。同事阮勇说，先去他家住下，另做打算。大概一个星期，电影组组长尼亚孜告诉我，李健主任说了，让你搬到三楼住，地下室太阴暗了。实话说，地下室真的阴暗，大白天睡觉，有睡不醒的感觉。
我从地下室搬至3楼放映室的一个不规则的空间里，是通道的出口，在电梯的拐角，恰好可以搁置一张床的一个T字空间，便成为我的栖身之地。因祸得福，我终于离开阴暗的地下室，躺在三楼的这张不大的床上开始做梦，是关于生活的、爱情的、甚至于文学的梦。这间不足18平米的空间，却能让我的思绪万千，有欢乐的，有悲伤的。欢乐和悲伤交织在一起，让我的思绪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刻不能消停。又仿佛是谁在召唤着，让我不停地写呀写。写完一看，才知，是那些过往的事情，过往的情感，过于悲苦，迫使我不得不记录下来，给过往的人和过往的事，也包括我自己一个交代。
这件事发生之后，每每见到李健主任，我总觉难为情，不敢正视他的目光。而他，同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其实，我一直盼望着，李健主任对这件事给一个明断，即是冤枉我，我也没有话说。终究，他还是没有在我面前提及过有关此事的一个字。后来，从别的同事那里得知，李健主任说，幸亏他去了地下室，不然，只听信一个人的话，会弄出乱子。其实，他让我从地下室搬至3楼，就已经给这件事情做了定夺，我的顾虑纯属多余。
李健主任调离单位很是突然。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地委组织部来到我们单位三楼会议室宣布人事任命。李健主任不再担任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一职，另有安排。接替他这一职务是地区文联秘书长于洪亚。
于洪亚，我们是认识的，他担任文联秘书长，就在我们单位的3楼办公。他上任的第二天，就召开职工大会，要求每一名职工写一份关于单位如何发展的建议书。大家很是热情，建言献策，具体到单位的方方面面。这一方法对于新任领导来说，是极其可贵的，等于他跟每一位职工进行一次谈心活动。对于职工集中反映的带有普遍性问题，立马整改。当然，有人将我留宿单位一事，也在反映的问题范畴之内。他在大会上这样说：“我看，在这么一栋偌大的楼房里，住一个人还是比较好的，有些人只看到这个人用了单位的水和电，却没有发现这个人对这栋楼房的贡献，每天夜里，这个人楼上楼下地跑着，关灯，检查水龙头……”他没有点名地向大家说了我所做的一切，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而我，倒觉得肩上有了一份重担，每天下班及时关灯，关水龙头成了我的责任和义务。
于洪亚主任是唯一走进我这个有限空间的领导。记得第一回，他敲门的时候，我正在写长篇小说。开门一看是他，让我惊讶，问，于主任，这么晚了，你没回家。他说，刚忙完手头上的事，路过进来看看，没有打扰吧。我说，怎么会打扰呢?他又问，可以进去看看嘛?我立马转身，才发现自己的整个身子一直堵在门口。我侧身的瞬间，他已跨进屋内。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个有限的空间，没有说话。他坐在我的床头上，顺手抚摸着床单，问，褥子有些薄了，晚上冷不冷?我说，不冷，这屋是屋内屋，冬暖夏凉。他笑着说，那也得开门透透气!他拿起桌上一沓我写的长篇手稿翻看着，看完几页抬头说，我觉得嘛，你还是写短篇，写长篇，你还不具备驾驭的能力。我点头应诺。他又询问了我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便告辞了。
从此，他便成为这个有限空间的常客。他每每在外就餐，总会给我打包一些吃食送过来。如果我不在屋子，他便把吃食挂在门的把手上，给我电话告知一下。这样，我的午饭，或者晚饭就有了着落。
听了于洪亚主任的建议，我便停下长篇写作，着手短篇创作。几篇散文被阿克苏电视报刊登。他读到后，把其中一篇散文《三张羊皮》的细节当着我的面或别人的面复述出来，尤其是文中的陈皮匠，他说，写得很有特性，让他一直记得这个人物。这句话，他说的最多，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说起，便给我产生了坚持写作的动力。
在我的心里，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一位兄长。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好久不见他来我的小屋了。我猜想，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误会肯定有了，我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明知自己跟别人有了误会，却不主动向对方解释，自以为然地等待着，想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就这样，我跟于洪亚主任之间的误会，直到他调离文化艺术中心数年后，都没有来得及跟他解释和澄清。好在，他上任地区文联主席职位，我是作协会员，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说起一些话题，他才说，你现在找的媳妇才是过日子的，我看好你!原来，在那段时间，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吃饱了，喝足了，便忙着恋爱到了疯狂的程度，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士找过我几回，被于洪亚主任遇见了，他当着我的面没有说什么，只托人给我带话过来，望提醒柳振师，那样的女人，靠他的工资是养活不了的。这句话，是于洪亚托给尼亚孜大哥的，尼亚孜大哥将于洪亚的原话转告给我的，我却没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这让他对我有了看法，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便懒得理我了。我和他之间的误会就这样在时间的过往中，用现实消除了，让我重新找回了数年前给予我关照的兄长之情。其实，在误会没有澄清之前，我和于洪亚不大讲话，即是讲话，也是他给我安排工作的事情。他的调离，我曾卑鄙地庆幸过，以至于没去参加他的欢送仪式。时间真的是一副解药，可以证明一切的解药，但是需要等待，等待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人不会给你机会，便先于你离开人世，误会随之被带入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留给你的却是无限的内疚和痛惜，会让你一直背着，行走在人世间，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是深有体会的。所以说，一个把友谊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的人，一旦跟别人产生了误会，一定要及时解释和澄清，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和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