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娘生于1966年，比我大5岁。我家穷，父亲姊妹8人，大伯最长，爷爷供他上了大学，1960年毕业，父亲是老四，小学没有毕业，原因是60年受灾，小学停办，辍学了，其他姑娘都没上过学，尕娘是老生胎，又遇上了好时代，到上学时村里办了学校，和堂兄同岁，一起上了小学。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尕娘和堂兄上了初中，那时大伯在县二中任教，计划把堂兄和尕娘一起转到二中上学，但尕娘说自己学习差，去了会给大伯丢脸，坚决反对，爷爷也支持，就在乡上的初中上了学。
上小学三年级，数学开始有了草稿本，那时的草稿本是写过的作业反过来写，我写的乱七八糟，尕娘看了，示范我，让我将一页分成两列，上一行写横式，下面写竖式，这样整整齐齐，也方便，这种习惯一直伴随着我。那时已经包产到户了，家里人多地多花费多，但劳力少，爷爷、奶奶年迈，父亲在乡上工作，经常不回家，我们姊妹三个年龄还小，尕娘每天早上上学前总是帮家里到河滩挑一担水，晚上回家就进入厨房收拾做饭。后来她悄悄地对我说，她不想念书了，自己脑子笨，成绩差，不是念书的料，况且家里没劳力，一家人都苦的不像样子了，你们三个脑子好，要好好读书。她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爷爷和我父亲，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尤其是爷爷，拿起了牛鞭，说不去赶也要赶着去，尕娘哭着答应继续上。
尕娘依然早出晚归，坚持着挑水，准备晚饭，但我发现，她晚上不再做作业，甚至把自己的作业本给了我，说自己的多，让我去当草稿纸，晚上还经常抹眼泪，行为也很异常，担完水后总磨磨蹭蹭的。一天她背上书包去上学，我也悄悄跟上了她，她从家里出来，一个人在大路上走了一段，鬼鬼祟祟地拐上了小路，钻进了小树林，在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小沟里蜷缩着身子蹲了下去。我猛地出现在她面前，叫了声“尕娘”，她吓的一哆嗦，看清是我，呜咽着说：“我真不想读书了，我就想劳动！可我怕你爷爷，不到学校去的话会被打断腿。你爷爷最爱你，你给你爷爷说说吧，我会好好劳动，帮你妈妈干活的。我已经逃学了一个月了，你给你爷爷说说，这次我豁出去了。”看着尕娘伤心、可怜的样子，我答应：“今晚我说，我替你求情。”
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吃着晚餐，爷爷先放下筷子，笑眯眯地点起了旱烟锅，我瞅准这个机会，说了尕娘的事，尕娘倚在门框上，怯懦地瞅着。爷爷好长时间没吭声，只是大口地吸着烟锅，气氛是死一样的沉静，父亲不在，尕娘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妈妈，平时不说话的妈妈看着那乞求的眼神说：“看来他尕娘实在不想上了，把上学看得那么痛苦，就不要上了。”又是一分多钟，爷爷终于表态了：“以前我重男轻女，让两个男的读了书，现在都干着公家的事，而五个女娃没上过一天学，我有愧啊，你碰上了好社会，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想供你啊，既然你铁了心不上了，你可别后悔。”从此尕娘就辍学了，回家跟妈妈务起了庄稼。
家里多了个劳力，活计就轻松多了，爷爷弄来了两只羊，平常在家里圈着，农闲时尕娘就出去放羊，两只小羊成了她的小尾巴，她把小羊喂的胖胖的，毛洗得白白的，梳的顺顺的，天气热了、冷了、下雨了，她都舍不得让羊出去吃草，自己跑到地里打草，爷爷常摸着我的头取笑说尕娘心疼小羊比自己心疼孙子还厉害。
出嫁的五娘迁走了，迁到离家几千里的包头去了。奶奶想女儿，经常念叨说走了那么远，一个人孤伶伶的怎么叫人放心，爷爷表面上不说，也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时我们农村的女子出嫁到包头的很多，回来都说包头的媳妇不干活，农活都是男人干；包头生活富裕，到处都能挣到钱。姑父、五姑来探亲，在一家人面前也说包头如何如何好，似乎遍地都是黄金，鼓动尕娘嫁到包头去。爷爷奶奶本想让尕娘去给五姑做个伴，再加上五姑父的撺掇，就让尕娘跟五姑去包头看一看，结果一去，就说成了一门亲事，尕娘嫁到包头去了。那时村里人都说尕娘被我父亲卖到包头了，因为嫁到包头去的女孩都要了很高的彩礼，我也曾经怀疑过，可尕娘说，爷爷没要一分钱的彩礼，还给办了丰盛的嫁妆，爸爸给了500元的压箱钱，那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尕娘出嫁的那年我考上了师范，上学的时候她硬塞给我100块钱，那时100块钱可是一笔巨款，当时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国家补助，一个月22.5元，仔细些还有结余。上学期间通过好多份信，都是互报平安，鼓励上进的话题。
我一直以为尕娘生活的很幸福，因为她那么勤劳、善良，可我参加工作的那年，从奶奶口中得知，由于远离父母，思乡心切，尕娘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奶奶想念女儿，常常在抹眼泪，想叫她回家来住一段时间，可因为娃娃小，婆家不让回来。不过好的是今年冬天，终于要回来了。
尕娘回来的那年，是个暖冬。立冬冷了几天，刚要准备预寒，天气一反常态，阳光如初春那么灿烂，冬日的太阳，懒洋洋地升起，打败了呼啸的北风，北风识趣地躲开，不见了踪迹。难得有如此温暖的阳光。仰望天空，阳光从云端倾泻下来，用它那柔弱纤手，抚摸村庄，抚摸草木，抚摸匆匆的行人。是一个星期六傍晚，我骑车到了家里，听到了久违的熟悉亲切的声音，是尕娘的，她回来了。虽然穿着新衣裳，但掩饰不了憔悴的脸庞，比以前更瘦了，但精神还好，脸上浮现着见到亲人的喜悦。尕娘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叫“永康”，说还有一个一岁刚过的孩子，叫“永强”，留在家里。俗语说“回回起名在经上，汉汉起名在心上”，多好的愿望啊，真希望我们永远健康、强大。永康很机灵，都说长得很像小时的我，和我也很亲切，我一来，就粘着我，我领他到镇上，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晚上给他讲故事，他喜欢问到底。尕娘还说，小时我跟她亲，现在永康跟我亲，看来亲情这种关系是能延续的。
尕娘她俩在娘家过了冬，过了年，心情好多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快要春耕了，尕娘要回去了。
我问：“不是说你们那儿女人不下地劳动么？你就不要去了，再浪上几天。”
尕娘说：“那是那些懒婆娘说的，她们在家里不下地，一天到晚闲聊，打麻将。我不习惯，也不会打麻将，和在这边一样下地干活。再说，不去还不放心，一年的收获春天要种下，你姑父大心眼，不会计划，再说也很想永强。这一次回来，看到你们都工作了，家里都好，你爷爷、奶奶身体也好，放心了，我的病也轻多了。”
尕娘回去了，我给永康买了好多小人书，他高兴地捧着书忘了和我们打招呼。
时间过得很快。永康都上初中了，经常给我写信，说自己学习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他的作文还在包头市获了一等奖，说几位表兄是他学习的楷模，将来一定要考个好学校。我真替尕娘高兴。看来尕娘的苦日子将过去了。我要结婚了，将这个喜事告诉尕娘，她听了十分高兴，第二天就买了车票赶了回家，帮父母准备，给我带来一件她自己编织的红毛衣，给侄媳妇一个大大分红包。如今那件毛衣已经褪色了，不合身了，但我一直保存着。
2003年春，一场席卷全国的疫情蔓延开来，“非典”打乱了人们生活的习惯和追求幸福的脚步，在一篇篇报道和一幅幅照片中，我们看到了恐怖，看到了悲伤，当然更多的是勇气、坚强。我们学校所在的地方是重点防控区，学生放假，教师居校，外出都要向学区请示。但光明总会战胜黑暗，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奋斗下，冲破云雾见太阳，我们终于胜利了。可这时传来了悲哀的消息：永康所在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上初二的他们班也在校隔离，不得外出，一天量体温，消毒、学习，连续就是一个月没回家，思家心切，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最怕的事还是来了，一天量体温，他和班上的三个同学居然一起高烧，体温不合适，就得上报，一上报，就得隔离，隔离了十多天，体温下来了，疫情也解除了，可回到家，尕娘发现永康有点怪，能说会道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嘴里还经常唠叨着“我没发烧，我没”，目光也有些痴呆。起初，大家并没在意，但复学后老师来家访，说永康是不是有问题，上课不发言，作业经常出错，成绩更是一落千丈，这才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在省中医学院当教授的表姐约了专家进行诊断，说是得了精神分裂症，治愈的可能性很小，可用中医进行治疗，费钱费工夫。尕娘哭着告诉了这件事，我和堂兄商量，咱们这辈表兄弟们要二十多个，可以帮一把，一呼百应，我们集了一笔款，让永康在省中医院治疗了半年，效果还行，生活能够自理了。尕娘为永康操碎了心，自此以后，她经常睡不着觉，带着永康到处求医问药，就是回家探亲，也将永康带在身边。读书的事也不了了之了。我们帮尕娘给孩子治病的事情她一直记在心上，稍微宽裕一点，就想着给我们还钱，最后我说，你要再记着这件事了，再说还钱，咱们就不要来往了，她才做罢。但她永远记着这份情。
伯父去逝，她领着永康来吊唁，丧事办完，去看我父亲。当时我父亲已经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经常卧床吸氧。按说该回去了，我给她买了返程的车票，她却对我说：“我看你爸也不行了，你们都在外面工作，你妈妈身体差，现在我家里不忙，我留下来帮你妈妈侍候一下你爸爸。你爷爷、奶奶去逝时都是你爸爸妈妈操劳的，我都不在身边，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你爸爸、妈妈养活大的，现在我一定要留下来伺候！”我们怎么劝说她都不肯离开。就是我可怜的尕娘，硬是留下来陪我们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尕娘看着亲人一个个失去，哭得痛不欲生。永康在家的这段时间，生活很规律，早读、看书、写日记，我一来就和我聊天，问我儿子的学习情况，嚷着和我下象棋，那样粘人，让人心烦，那样有规律，让人看着心疼。我发现，他对书情有独钟，什么书都看，都磨着让我讲解，尕娘看见我厌烦的神情，就会训斥。她们离开的时候，我送了好多杂志给永康，他爱不释手。送给尕娘一笔钱，可不久，发现原封不动地压在我的枕头下。至今，想起永康那“规律”的生活和我对他的厌烦，尕娘忧怨的眼神，而我却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心里象灌了沿一样沉重。
尕娘不为命运折服，家里精打细算，进行多种经营，日子慢慢好了，永强挑起了家庭重担，在一家工厂上班，收入还行，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永康了，但愿永康永远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