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我外出求学，野场电影儿就基本停止了。母亲说，我们家没孩子占野场了，她也懒得去看了。
野场，是村中央老戏台前的一块场地，一旦放电影，这里就被称为“野场”，干脆连“电影儿”几个字也省了。一旦上演戏剧，就叫“台戏”了。
所以称为“野”，我觉得这块场地很野。一条叫作“鸭子沟”的大沟穿过戏台下面，戏台背面是菜地，也有几间低矮的民舍，向东是村南街，戏台前是贯南北的街道，也有一条胡同，顺着鸭子沟，老树婆娑，绿荫浓重。这样的“野”可藏住人，全村两千多口，放进去一点不拥挤，加上外村的来看野场的，也不见满当当。
野场电影儿在几天前就传出消息了，那时小道消息很准。在野场占座，是孩子们的重头戏，比看电影儿还热闹。如果可以提前占位子有效，那一定会把野场画成“棋盘”，“楚河汉界”的划分是凭孩子们实力的，不过大人来了，孩子们也得哑声，不敢争执。
上高中后，我就不是抢野场的孩子了，心里也痒痒，觉得长大了也不好，一种自我约束，限制了野性。
小时候，午后四五点就开始动了，赶上放电影，晚饭就省了，母亲盖上锅盖，等野场散场再端出来。强势的孩子，或者说家里兄弟多的，那是最能显出高人一等的派头。用一块滑石笔，或画圈，或界个方，就算筑起了铜墙铁壁，刀枪不入了。那时很羡慕这样家庭的孩子。母亲说，你就没有看到几张嘴把个家吃穷了。大人们想的是日子，并不在意野场。
那些强势的孩子们我也佩服，他们把野场中心位置早就画地为牢了，从戏台一侧把四角架子抬进来，这是类似一座岗楼的东西，是给电影机的房子。遇到阴雨天，就搭上一块篷布，不耽搁放电影。电影播放，夜雨切不断镜头里射出的强烈光线。谁都不能说散场，一旦散场，第二天不能还在野场放，全公社34个自然村，轮一遍就是一个多月。等待的时间就是煎熬，煎熬的是全村两千多颗期待的心。
后来有了“跑片子”，就是一个村放映一个影片胶带，就责成一个会骑自行车的人，飞奔另一个村，我们觉得一部影片没有意思，也跟着“跑片子”的人飞跑，甚至跟着挤进一个村的放映机前，看着放映员安片子。感觉我们就是护卫片子的人，也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喜欢。“跑片子”的继续跑，我们累了，跟不上，就折返回村。
二
那时，文化生活对于村庄真的就像罂粟一样，有着让人上瘾的魔力。就像后来，我们市出了一个剧作家叫袁学强，写了一部《咱们的牛百岁》，我都和同事骑着自行车，赶到五十里外的城厢镇去看这部影片，因为故事就诞生在那个地方，看的感觉自然是很投入，真的身临其境。文化，有着强烈的亲和力，就像有人在抖音上列举我们山东出了多少知名的演员，心中有一种自豪感，仿佛他们都是我们似曾相识。
其实，孩子们的心思并不都在电影上，遇到战斗片，如《上甘岭》《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那才会把孩子们拴在座位上。看外国电影，就是认识那些不一样的面孔，《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谁也不关心剧情故事，感觉剧情淡得无味。至多学一个特别的动作，或者学会一句经典台词，就像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对妻子说“面包会有的”那句话，一直海记得，也让我有一种追求的动力。
尤其是看《青松岭》，我就记得那个钱广是坏家伙，赶大车，搞资本主义。我们还从村庄找类似的典型，像贩牲口的“有叔”，但他有几个儿子，我们不敢对号入座，只能私下议论。在我心中，钱广走的是一条野路子，母亲说，人家手里的钱活络，不用为花钱犯愁。
应该说，这是农村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改革开放也给有头脑的人以机会，就像“有叔”，靠贩牲口发家了，儿子们有了本钱，小打小闹干起了渔业，如今就发展成了拥资上百亿的渔业集团公司。常常想，若没有《青松岭》里的钱广的启蒙，农民还真不知怎样迅速融入经济大潮。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哈姆雷特”，人们从中获得的不是概念化的东西，对角色有着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文化的扩散力，不可小觑。人们从中获得的，总是超越影片本身，动起来，跑起来，生活就活了，钱广是赶着大车在路上跑，“有叔”的儿子们是在海上跑，我想其中一定有着这样的逻辑关系。
对文化的理解，总是受社会背景的影响。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曾经真的是一条让人胆战心惊的野路子。我回村，还有人叫“有叔”是“二钱广”，这是一个苦涩的带着肯定的记忆。
三
孩子们不喜欢的影片，也不起哄，只要有一个孩子起身，一定会凑成一群，就在野场外“怕猫”（捉迷藏），这是孩子们难得的野起来的夜晚，没有母亲吆喝制止的声音，影片上说话声，往往成了我们的语言，就像看《地道战》，我们重复着那句“高就是高”，常常被捉住，并不气恼，拿这么一句来称赞对方，引起一阵欢笑。电影，培养了孩子们的心性，变得幽默，变得善待。
青年们，也对野场很喜欢。他们一般不跟我们孩子抢野场的好位子，都是站在外围看电影。起初，我们认为人家长大了就不会跟我们孩子争什么了。但我们发现并非如此。
在农村，要谈情说爱，都是偷偷摸摸的，古诗里说的“人约黄昏，月上柳梢头”可能就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是诗人浪漫的想象。那时日，谈恋爱都是隐蔽的，青年趁着电影野场，人们不注意，悄悄地约了意中人，不比肩，前后走，我们叫他们是“地下活动”，和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情节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看到了就“嗷嗷嗷”地发声，这样的声音，有着太多的复杂性，大点的孩子就制止我们。曾经的年代，自由恋爱，是一个胆大的行为，是对“娃娃亲”“媒妁之言”的勇敢挑战。我曾看到一份“娃娃亲的”的女方还上门“闹事”，骂对方“背信弃义”，“不要脸”……那时，我们真不知要倾向哪一方，我们有时就埋怨放野场电影不好，给他们机会，可我们又很喜欢野场。我少年时，还去跟着青年起哄，闹过几个新婚青年的洞房，其实，就是看看野场恋爱的女人是什么样，那么大胆，很羡慕。曾经的婚礼，都是幸福的那一刻，难分出包办和自由的区别，但我们格外喜欢议论那些自由恋爱的人，他们是勇敢者。
其实，野场电影，真的是让青年不安分了。我就听我家东院的六母数落女儿“香姐”，黢黑的，又是梳妆，又是抹粉的，给谁看！没有听到香姐的反驳。六母还在唠叨，那是过年的新衣，穿了给谁看，过年再别想了！甚至六母还有更“恶毒”的话，打扮得就像个“蛤精”，这个词是老家人的话，类似于“妖精”，不是个好词。香姐长得很漂亮，在六母的三个女儿中最出类拔萃。香姐出门，六母还有一个“野”骂，去野吧，谁牵回家，谁家就遭殃了。
香姐是个具有新思想的女孩子，她反驳六母的话，我记得一句——你以为你是谁啊，抛一个绣球就有人抢啊！是啊，她要自己争取自己的幸福，野场电影，她怎么能错过。
原来香姐是看上本村一个青年，六母耳闻，很不同意。于是才这样通过这些来劝止，最终还是没有制服香姐的“野性”，到底是成婚了。那年，六母活着的时候，我看望她，还提及这个事，六母说，青年人的事，管不了了，时代变了，你能拉根绳子把时代的车轱辘系住？六母有六个儿子，香姐的女婿还是“半个儿”，六母也改变了老观念，一口一个“洪子”（女婿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那个亲昵劲，我都羡慕。
小时候不懂得“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长大了，真想对六母说道一下这个意思，又觉得是多余的。又觉得香姐名字里那个“香”字，就是必须透着脂粉的香，才名副其实。
每当我想起野场电影儿，就和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些村庄摆上一街的“全村宴”差不多，原创电影儿就是曾经农村的一场盛大的文化野餐，就像在平淡的生活里投下一个爆竹，飞起一天的璀璨烟花。野场电影儿，就是农村文化的雏形，不能只是看作一种热闹，对人们的思想改变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的日子，要懂得是从哪来来的，同样也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起步的，不忘初心，不忘曾经的老电影，有着同样的意义，更可以解释我们当下这个时代飞速发展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自信，可以说是从野场建立起来的。
四
我还特别喜欢野场电影儿结束，千人散场的局面，到家了，各家的门把门栓作响，就像一声声短歌，野完了，各家还讲着电影里的故事，在断续的故事里，走进夜的安静。
如今，几乎看不见野场电影儿了，家家户户有电视，刷抖音，小电影，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这是新农村的样子，但我还是希望记忆回到那时。总有恋旧的人，最近我所在的社区街道，连续在小区院内演老电影，我真想搬几个凳子去占个位子，但明显不合时宜，但我还是在野场电影的外围走一走，找到曾经的感觉。野场电影儿，是不可复制的，电影之外的故事，比影片上的故事更生动，更能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社区放老电影，给人提供怀旧的影像。附近楼上一个老者不满，在群里说，影响了他休息。我看跟评人的话有意思，说这是不堪回首曾经，可以理解。是啊，孩子们的吵闹声，可以勾起老者当年的回忆，是否是伤感了？人与人的关系，都变得互相理解，从矛盾中寻找和谐。
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对我的语言表达影响有着特别的意义。那是放映《冰山上的来客》，第一次觉得这一部影片好像就是写给像我老家村子的年轻人的，那时我们遇见村里借着野场电影儿谈恋爱的青年，包括邻居“香姐”，几个孩子凑一起就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句，唱羞了那些大姑娘，包括香姐。对爱情的表达，从封闭，到含蓄，甚至有了浪漫的成分，无疑要感谢那些老电影。从恋爱的方式上看，野场给年轻人提供了生动的场景，电影内容也引导着年轻人找到新鲜而美好的恋爱感觉。
诗意的东西，不仅属于诗人的文学，还是陶冶每个孩子感情的养分。
我的母亲没有等到我长大成为被孩子们戏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如果果真到了那个年纪，母亲可能再也不会说“懒得去看了”。曾经的时光，再怎么粗糙，经过记忆的打磨，都会变得珠圆玉润。我常常因为某个事，就想起老电影的镜头，多半都是在野场获得的记忆。
曾经村子的野场，会让多少人的童年记忆复活，会让多少那时的年轻人回到青春的梦境啊！
2024年10月3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
1978年我外出求学，野场电影儿就基本停止了。母亲说，我们家没孩子占野场了，她也懒得去看了。
野场，是村中央老戏台前的一块场地，一旦放电影，这里就被称为“野场”，干脆连“电影儿”几个字也省了。一旦上演戏剧，就叫“台戏”了。
所以称为“野”，我觉得这块场地很野。一条叫作“鸭子沟”的大沟穿过戏台下面，戏台背面是菜地，也有几间低矮的民舍，向东是村南街，戏台前是贯南北的街道，也有一条胡同，顺着鸭子沟，老树婆娑，绿荫浓重。这样的“野”可藏住人，全村两千多口，放进去一点不拥挤，加上外村的来看野场的，也不见满当当。
野场电影儿在几天前就传出消息了，那时小道消息很准。在野场占座，是孩子们的重头戏，比看电影儿还热闹。如果可以提前占位子有效，那一定会把野场画成“棋盘”，“楚河汉界”的划分是凭孩子们实力的，不过大人来了，孩子们也得哑声，不敢争执。
上高中后，我就不是抢野场的孩子了，心里也痒痒，觉得长大了也不好，一种自我约束，限制了野性。
小时候，午后四五点就开始动了，赶上放电影，晚饭就省了，母亲盖上锅盖，等野场散场再端出来。强势的孩子，或者说家里兄弟多的，那是最能显出高人一等的派头。用一块滑石笔，或画圈，或界个方，就算筑起了铜墙铁壁，刀枪不入了。那时很羡慕这样家庭的孩子。母亲说，你就没有看到几张嘴把个家吃穷了。大人们想的是日子，并不在意野场。
那些强势的孩子们我也佩服，他们把野场中心位置早就画地为牢了，从戏台一侧把四角架子抬进来，这是类似一座岗楼的东西，是给电影机的房子。遇到阴雨天，就搭上一块篷布，不耽搁放电影。电影播放，夜雨切不断镜头里射出的强烈光线。谁都不能说散场，一旦散场，第二天不能还在野场放，全公社34个自然村，轮一遍就是一个多月。等待的时间就是煎熬，煎熬的是全村两千多颗期待的心。
后来有了“跑片子”，就是一个村放映一个影片胶带，就责成一个会骑自行车的人，飞奔另一个村，我们觉得一部影片没有意思，也跟着“跑片子”的人飞跑，甚至跟着挤进一个村的放映机前，看着放映员安片子。感觉我们就是护卫片子的人，也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喜欢。“跑片子”的继续跑，我们累了，跟不上，就折返回村。
二
那时，文化生活对于村庄真的就像罂粟一样，有着让人上瘾的魔力。就像后来，我们市出了一个剧作家叫袁学强，写了一部《咱们的牛百岁》，我都和同事骑着自行车，赶到五十里外的城厢镇去看这部影片，因为故事就诞生在那个地方，看的感觉自然是很投入，真的身临其境。文化，有着强烈的亲和力，就像有人在抖音上列举我们山东出了多少知名的演员，心中有一种自豪感，仿佛他们都是我们似曾相识。
其实，孩子们的心思并不都在电影上，遇到战斗片，如《上甘岭》《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那才会把孩子们拴在座位上。看外国电影，就是认识那些不一样的面孔，《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谁也不关心剧情故事，感觉剧情淡得无味。至多学一个特别的动作，或者学会一句经典台词，就像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对妻子说“面包会有的”那句话，一直海记得，也让我有一种追求的动力。
尤其是看《青松岭》，我就记得那个钱广是坏家伙，赶大车，搞资本主义。我们还从村庄找类似的典型，像贩牲口的“有叔”，但他有几个儿子，我们不敢对号入座，只能私下议论。在我心中，钱广走的是一条野路子，母亲说，人家手里的钱活络，不用为花钱犯愁。
应该说，这是农村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改革开放也给有头脑的人以机会，就像“有叔”，靠贩牲口发家了，儿子们有了本钱，小打小闹干起了渔业，如今就发展成了拥资上百亿的渔业集团公司。常常想，若没有《青松岭》里的钱广的启蒙，农民还真不知怎样迅速融入经济大潮。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哈姆雷特”，人们从中获得的不是概念化的东西，对角色有着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文化的扩散力，不可小觑。人们从中获得的，总是超越影片本身，动起来，跑起来，生活就活了，钱广是赶着大车在路上跑，“有叔”的儿子们是在海上跑，我想其中一定有着这样的逻辑关系。
对文化的理解，总是受社会背景的影响。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曾经真的是一条让人胆战心惊的野路子。我回村，还有人叫“有叔”是“二钱广”，这是一个苦涩的带着肯定的记忆。
三
孩子们不喜欢的影片，也不起哄，只要有一个孩子起身，一定会凑成一群，就在野场外“怕猫”（捉迷藏），这是孩子们难得的野起来的夜晚，没有母亲吆喝制止的声音，影片上说话声，往往成了我们的语言，就像看《地道战》，我们重复着那句“高就是高”，常常被捉住，并不气恼，拿这么一句来称赞对方，引起一阵欢笑。电影，培养了孩子们的心性，变得幽默，变得善待。
青年们，也对野场很喜欢。他们一般不跟我们孩子抢野场的好位子，都是站在外围看电影。起初，我们认为人家长大了就不会跟我们孩子争什么了。但我们发现并非如此。
在农村，要谈情说爱，都是偷偷摸摸的，古诗里说的“人约黄昏，月上柳梢头”可能就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是诗人浪漫的想象。那时日，谈恋爱都是隐蔽的，青年趁着电影野场，人们不注意，悄悄地约了意中人，不比肩，前后走，我们叫他们是“地下活动”，和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情节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看到了就“嗷嗷嗷”地发声，这样的声音，有着太多的复杂性，大点的孩子就制止我们。曾经的年代，自由恋爱，是一个胆大的行为，是对“娃娃亲”“媒妁之言”的勇敢挑战。我曾看到一份“娃娃亲的”的女方还上门“闹事”，骂对方“背信弃义”，“不要脸”……那时，我们真不知要倾向哪一方，我们有时就埋怨放野场电影不好，给他们机会，可我们又很喜欢野场。我少年时，还去跟着青年起哄，闹过几个新婚青年的洞房，其实，就是看看野场恋爱的女人是什么样，那么大胆，很羡慕。曾经的婚礼，都是幸福的那一刻，难分出包办和自由的区别，但我们格外喜欢议论那些自由恋爱的人，他们是勇敢者。
其实，野场电影，真的是让青年不安分了。我就听我家东院的六母数落女儿“香姐”，黢黑的，又是梳妆，又是抹粉的，给谁看！没有听到香姐的反驳。六母还在唠叨，那是过年的新衣，穿了给谁看，过年再别想了！甚至六母还有更“恶毒”的话，打扮得就像个“蛤精”，这个词是老家人的话，类似于“妖精”，不是个好词。香姐长得很漂亮，在六母的三个女儿中最出类拔萃。香姐出门，六母还有一个“野”骂，去野吧，谁牵回家，谁家就遭殃了。
香姐是个具有新思想的女孩子，她反驳六母的话，我记得一句——你以为你是谁啊，抛一个绣球就有人抢啊！是啊，她要自己争取自己的幸福，野场电影，她怎么能错过。
原来香姐是看上本村一个青年，六母耳闻，很不同意。于是才这样通过这些来劝止，最终还是没有制服香姐的“野性”，到底是成婚了。那年，六母活着的时候，我看望她，还提及这个事，六母说，青年人的事，管不了了，时代变了，你能拉根绳子把时代的车轱辘系住？六母有六个儿子，香姐的女婿还是“半个儿”，六母也改变了老观念，一口一个“洪子”（女婿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那个亲昵劲，我都羡慕。
小时候不懂得“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长大了，真想对六母说道一下这个意思，又觉得是多余的。又觉得香姐名字里那个“香”字，就是必须透着脂粉的香，才名副其实。
每当我想起野场电影儿，就和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些村庄摆上一街的“全村宴”差不多，原创电影儿就是曾经农村的一场盛大的文化野餐，就像在平淡的生活里投下一个爆竹，飞起一天的璀璨烟花。野场电影儿，就是农村文化的雏形，不能只是看作一种热闹，对人们的思想改变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的日子，要懂得是从哪来来的，同样也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起步的，不忘初心，不忘曾经的老电影，有着同样的意义，更可以解释我们当下这个时代飞速发展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自信，可以说是从野场建立起来的。
四
我还特别喜欢野场电影儿结束，千人散场的局面，到家了，各家的门把门栓作响，就像一声声短歌，野完了，各家还讲着电影里的故事，在断续的故事里，走进夜的安静。
如今，几乎看不见野场电影儿了，家家户户有电视，刷抖音，小电影，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这是新农村的样子，但我还是希望记忆回到那时。总有恋旧的人，最近我所在的社区街道，连续在小区院内演老电影，我真想搬几个凳子去占个位子，但明显不合时宜，但我还是在野场电影的外围走一走，找到曾经的感觉。野场电影儿，是不可复制的，电影之外的故事，比影片上的故事更生动，更能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社区放老电影，给人提供怀旧的影像。附近楼上一个老者不满，在群里说，影响了他休息。我看跟评人的话有意思，说这是不堪回首曾经，可以理解。是啊，孩子们的吵闹声，可以勾起老者当年的回忆，是否是伤感了？人与人的关系，都变得互相理解，从矛盾中寻找和谐。
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对我的语言表达影响有着特别的意义。那是放映《冰山上的来客》，第一次觉得这一部影片好像就是写给像我老家村子的年轻人的，那时我们遇见村里借着野场电影儿谈恋爱的青年，包括邻居“香姐”，几个孩子凑一起就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句，唱羞了那些大姑娘，包括香姐。对爱情的表达，从封闭，到含蓄，甚至有了浪漫的成分，无疑要感谢那些老电影。从恋爱的方式上看，野场给年轻人提供了生动的场景，电影内容也引导着年轻人找到新鲜而美好的恋爱感觉。
诗意的东西，不仅属于诗人的文学，还是陶冶每个孩子感情的养分。
我的母亲没有等到我长大成为被孩子们戏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如果果真到了那个年纪，母亲可能再也不会说“懒得去看了”。曾经的时光，再怎么粗糙，经过记忆的打磨，都会变得珠圆玉润。我常常因为某个事，就想起老电影的镜头，多半都是在野场获得的记忆。
曾经村子的野场，会让多少人的童年记忆复活，会让多少那时的年轻人回到青春的梦境啊！
2024年10月3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