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在远东坑工作了四十年的同学，几年前建了个微信群，叫“乡下人进城”，一年到头没听见什么声响，除了偶尔的“愿某同学节哀顺变，愿老人家一路走好”之外，基本上属于召集吃饭的群，差不多半年时间轮流作庄。周日一大早，方伟民在群里发了一句：“同学们早”，沉寂良久的群友，马上像鱼一样浮出水面。先是陈明亮立马跳出来，发了个太阳下做早操的表情。方伟民说：“下周四晚上你们有时间吗？我必须请大家吃个饭。”一时间应者云集，大部分同学都说有时间，一定到。方伟民原来是高中一班班长，做事特别牢到，隔三岔五就在群里提示一下。毕竟是当过开发区办公室主任的人，做事就是不一样。星期四下午，姜子墨冒着雨丝溜溜达达去吃饭，到饭店已是最后一位。掏出手机看见群里说：“就差你一个了。”他赶紧回应，到了到了。这是个上档次的五星级新饭店，一看装修就挺高档，一律浅灰色调，音乐隐约回荡。都是一帮铁哥儿们，好兄弟，帮过他好多忙。见了他，一个个眉飞色舞。他还没来得及和各位寒暄几句，就被拎到桌子边了，一般来说，这是买单的位置，虽然现在可能都没这个概念，不是很讲究这些了。
姜子墨自认输人一地似的，自觉坐了这个位置，不与这帮家伙争高下，他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在座都是初中高中同学，一个北大毕业的，三个清华毕业的，别的人，有的是985，有的是211，最弱的也是高中中专毕业，还有初中中专毕业，当年的初中中专，是比如今大学生还强的选项。老师把最好的学生推送给初中中专。反正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就他是“自学成才”的。上一次的酒席是他做东，距今也已有一年光景了。方伟民逗趣说：“我拿不出1987年的酒。2019年的酒，各位将就将就哈。”大家都说你太客气了。任春秋在酒桌上是个认真的人，打开2019年的两瓶茅台后，把红绸带纠了两个结，又拿一双筷子当杠杆，用力挑拉出瓶口的塑料盖子，据说这样倒酒，可以一泻千里，瓶子里滴酒不沾。观赏完他的表演后，方伟民分别倒了十来扎玻璃酒壶，放在玻璃转盘上一路转过来，临到谁眼前，谁就拿一壶一杯，几个人领走一扎扎茅台酒。有的却说喝葡萄酒。咔咔咔咔开始相敬。疫情终于平静了些，好久没碰到了，就特别开心。一开席，东家还没致祝酒词，大家就开始提酒，相互致敬，方伟民就不开心了：“哎哎，你们还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大伙儿也不去管他。姜子墨边上是高中二班老班长陈嘉辉，他俩差不多时间端起酒杯，相视一笑说，就算互敬吧。姜子墨酒量巨差，一直练不起来，担心太晚了敬不全，礼数不周到，干脆抢先一个个人敲过去。同学全敬遍了，他才松懈下来。巨大的包厢里，声浪冲击，嗡嗡的，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但大家乐此不疲。好久不见，相互询问近况，姜子墨知道，差不多要进入第二个议程，叫忆苦思甜。果不其然，很快就听到，有人开始谈起初中高中复习班旧事了。这是同学会的习惯动作，保留节目。
同学们过得都还可以，陈嘉辉的工厂开到印度、刚果、中非等地。在他朋友圈看见，在有的国家里，保镖都扛着冲锋枪，车头还架着机关枪，威风凛凛，至于有没有装子弹是另一码事。他笑说：“不出去了，在国外赚钱也难，还是在国内少赚一些，也一样的。”姜子墨问他儿子现在哪里，他说：“到上海工作了，在伦敦待了十几年，拿到硕士文凭，找到合适工作，还是觉得处于中流，挤不进上流社会。”“挤到上流社会干吗？在别人的国家，始终是外人。”他儿子小时候就很聪明，一直出类拔萃。“结婚了吗？”“没有，恋爱都还没谈呢。”“唉，现在的年轻人，男孩也罢，女孩也罢，手机一握，就是一生。”“一大早就辛辛苦苦去上班，下班回到家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心思相亲啊，恋爱啊。”大家很有同感，在座的十几个人，除了任春秋的女儿已结婚生子，在香港读研究生时，嫁给一个山东德州做扒鸡的年轻人。加上今天请客的方伟民，在上海嫁给一个做证券的安徽马鞍山年轻人。其他九个人的孩子，居然都还没有恋爱结婚生子。说起来，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其实急也没用。
在陈嘉辉边上的王文鹏说：“我们去国外时，也是雇了保镖，车前车后架着冲锋枪、机关枪，说起来还是国内平安。”他在医院做行政管理，也管工程建设。家底一直很优裕，看上去就是小开一样的外貌。发质浓密黑润，一年到头红光满面。他们全家都是医生，父母都活到九十多岁。大家不免又感慨一番。谈到吃胎盘啥的，又是一番调笑。他说在上海家里建了钓鱼台，在阳台上就可以伸到护园河里垂钓，邀请大家有空去他家钓鱼。姜子墨打趣他：“上次你就邀请过我，等我整好行李，你一个人跑上海去了。”他紧张起来，说：“怎么可能？我怎么不记得了？肯定是你空讲，故意敲诈我。”姜子墨说：“好吧好吧，就算我敲诈你吧，哈哈哈哈。”大家还在相互敬酒，有几位，端了大小杯子酒盏，出来打通关。姜子墨佩服这些海量的人，他一直没有出来敬酒的勇气。喝得尽兴，方伟民又打电话给北京的同学，当年一起在大操场那边补习班补习出来的，睡格子铺，啃咸菜。大学毕业分到部委工作，身份虽然不同了，但电话里乡声一起，都还是老同学。
有人问起，在座的，有谁已经退休？谁退二线了？坐在姜子墨另一边的云原生说：“我，我，三月份刚刚办了手续。”他是个书法家。在这帮人中，他是第一个退休的，原来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后来辞职出来，自己办了一个设计公司。姜子墨去过他那里，见他雇了一帮年轻人在设计图纸。办了许多年后，讨要设计款，成为老大难问题，日积月累，债台高筑，也就收场不做了。看着他稀疏的白发，姜子墨想，谁都不容易。云原生说他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休的，幸亏去原单位，找到了当年的入党申请书，才证明当时曾经是国家的人，连起来工龄有四十多年，退休金七千多块钱。他拿出手机，给姜子墨看他拍的当年入团申请书，一笔一划，铁笔银钩，端的是一手好字。他从小就爱习字，画画也很好，一辈子做建筑设计，也是相得益彰。云原生说：“你的字和之前的区别很大。”姜子墨笑道：“我是后来练的，你是天生的。电脑、手机普及后，用到钢笔字的机会很少了。”
负责调节酒桌气氛的方伟民问姜子墨：“你还记不记得物理老师姓什么叫什么？”姜子墨懒洋洋的，知道他们又开始玩他了：“我怎么记得，你们这些高才生都不记得了。”方伟民说：“都老了，都老了，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高中时，你的作文经常在楼梯口，一溜十几张贴过去。数学考零分。”“那不止的，选择题勾起来都有二十五分。”“当时哪里有选择题？”“对，语文陈志豪老师对你最好。他光头，夏天戴顶草帽，冬天戴顶呢帽，在教室里也不拿掉。许东升老师教书都用方言，天天拿土话教大家唱，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来了。鱼头鱼尾对准谁？”姜子墨也来了兴致，点着大家：“我就知道，你们喜欢讨论这个话题。你们要体谅我一个偏科生，上数理化课时是多么痛苦吗？简直度时如年。”陈嘉辉好奇地问姜子墨：“你当时一点都听不懂吗？”姜子墨说：“我一上数理化，脑袋就嗡嗡的，像有钟在敲。当时高中数学王老师，看我眼睛闪闪发亮，说一定能把我教出来。他失败了。后来数学池老师也说，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结果他也失败了。”大家捧腹大笑，有人指着姜子墨：“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体面很有能耐？”姜子墨笑：“倒也不是，我只是我觉得，我早生了一百年，如果换作过去，我说不定去考科举，能避开数理化，考个秀才，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威金斯问姜子墨：“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是不是等于五分之二？”姜子墨知道他们又开始逗他：“哈哈哈，当然是五分之二。有一次初中班王老师苦口婆心捧着我，要教会我物理问题，我却一直问他，为什么一个标准大气压等于760毫米高的水银柱的重量，老师都要崩溃了，他说这是牛顿的工作，你没必要再操心。”
这是每次同学会上的保留节目，姜子墨也乐得凑趣。方伟民说：“幸亏你儿子没有遗传你的偏科。”姜子墨振振有词：“他学的是理工科，最后还是做了文科的工作，可见任何课程读到最好，始终还是中文有用。”夏油杰说：“那数学也是有用的。”姜子墨说：“就是数钱时有用。”夏油杰好奇地问姜子墨：“你是怎么到的远东坑，怎么进的报社，我一直没弄清楚。”姜子墨告诉他：“我高考分数语文九十多，数学六分，第二年高考分数上了电大录取分数线，读了一年汉语言文学后，拿到一个结业证书。看见家里床头挂历上有个招聘广告，我就沿着这个地址，找到远东坑这个单位参加考试。当时以为是国营企业，后来才知道是街办企业，老板需要秘书、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看我是个大学生，还拿出一张市文联举办的建国三十五周年诗歌获奖证书，足以壮门面，他就招了我，这几个岗位都让我兼了。那是1985年初，我可算是很早出来打工的人。我在这里干了七年，其中后四年，是作为电子企业代表，被派到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担任财务出纳，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就是那个焊接‘滴嘟倒车’芯片，和音乐防风打火机蜂鸣片的单位。到现在听到小四轮倒车时发出这种声音，我还想起当年销售特别红火的时候，公司大厅坐满了人不说，就连楼梯栏杆上，都靠着站着业务员。然后我在日报上看见了招聘广告，就去报考了报社。我还记得很清楚，在图书馆五楼会议室考的试，题目是写一篇消息，一篇评论。题材是国家博物馆如何处理国外拍卖文物的对策和措施。再经过面试，回答作为记者面对火灾应该如何平衡的问题。过了一个月后，我接到报社政治部通知我报到的电话，就去向老板辞行，他见我到报社，额外给了我三千元奖金。”
大家笑说：“原来你的经历这么复杂。”姜子墨也笑：“也不算复杂，只是比你们曲折一些。谁知道，这次招聘是日报为办导报招的，十三个采编人员。想到我七年前去街办企业时，同一批进去也是十三个人，后来走得一个不剩。我不知道这次的十三个，最终能留下几个。我分到导报工作的头三个月，本来在第一版，后来调整到第二版。每个月只有三百元包干，连稿费都没有。孩子身体不好，到了急诊室，就连五百块都拿不出，只好向走廊碰到的主任医师开口借钱，陌生的他，居然二话不说，就回家拿钱借给我。辛辛苦苦干到年底，却拿不到年终奖，理由是我拿不出毕业证书，没办法转正，就不发年终奖，为了激励我上进。这种下乘的管理方式，很容易让人生二心，当天我就踢了他办公室的门，向他要年终奖。他说一下子答应不了，要和其他几个编委商量一下。我说，你今天不给也得给。他只是一声不吭。一拖拖到年关前一天，还是没下文，我过不了年，揭不了锅，火冒三丈，打听到老总家的地址，骑一辆咯吱咯吱响的破自行车，往他家而去。到了他家先去了一趟厨房，摸了把菜刀出来，拍在饭桌上，自己远远退坐到沙发上，说，限你明天给我年终奖，不给，我一家人住到你家过年。他说好商量，好商量，我问他期限，他却一直捧着茶杯发愣，他妻子也吓得瑟瑟发抖。到第二天上午，他就通知财务，把年终奖发给我了。”
大家听了很是吃惊，连酒都忘了喝，七嘴八舌道：“真想不到，你一介文人，当年也这么勇。还拿了刀去吓唬别人。”姜子墨说：“其实我是纸老虎，心里怕得要死。害怕被抓走，家里人还等米下锅呢。我可以算是很早向老板讨薪的打工仔。”大家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你这样对待老总，不怕他辞退你吗？”姜子墨说：“恰恰相反，是我辞了他，因为他和日报分道扬镳，日报派人出面招揽我，让我火速回去。我知道，我的出走，可是对他的釜底抽薪吧。我去办公室主任那里，拿回签好的合同，理由是有个地方签得不清楚，我要重新看一下。她也嫌弃我，马上拿出来递给我，我带回办公桌，便撕碎了扔进垃圾箱。后来老总不想让我离职，倒不是喜欢我，就是皮袍燃了没关系，破布臭顶不住。可是找不到约束我的合同，一问办公室主任，说昨天被拿走了。她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我在日报在职读完专科、本科，差一点要去读研究生，还拿到高级职称。”任春秋说：“现在看来，读书好不好，其实没多少意义，当时考上北大清华的同学，也不一定比后来社会上混的同学好。喝酒喝酒。”“对，我当年没饭吃，天天去你宿舍吃面条的。”姜子墨端起酒杯敬他。旁人这才拿起酒杯，桌子上又噼里啪啦，响起一片酒杯敲击桌板的声音。方伟民意犹未尽：“当时我印象很深，姜子墨天天拖一双人字鞋拖，穿一件旧汗衫。”姜子墨说：“对啊，夹脚趾头鞋拖。我还记得早年有一次，我穿了旧鞋拖，旧汗衫，到准岳父工作的天地通号轮船上，替岳母去取上海买来的物品。结果准岳父后来回家大发雷霆，说我这样衣衫褴褛去找他，在同事面前倒了他的大霉。差一点都要误我的婚事。他们海员，春夏秋冬按季分到有肩章的制服，又有空闲时间，制服上稍微有点皱褶，就拿大茶缸泡热水，熨烫得平平整整的。哪像我一个打工仔，人又瘦不拉几的，一点形象都不讲究。”他们这些好奇宝宝又问：“什么是天地通号？”姜子墨说：“就是远东坑到沙洲市，后来转开上海的一艘客货轮船，是远东坑通往市外的唯二途径，当年仅次于上海东方红号轮船。”“哦，原来是这样的。”
姜子墨自认输人一地似的，自觉坐了这个位置，不与这帮家伙争高下，他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在座都是初中高中同学，一个北大毕业的，三个清华毕业的，别的人，有的是985，有的是211，最弱的也是高中中专毕业，还有初中中专毕业，当年的初中中专，是比如今大学生还强的选项。老师把最好的学生推送给初中中专。反正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就他是“自学成才”的。上一次的酒席是他做东，距今也已有一年光景了。方伟民逗趣说：“我拿不出1987年的酒。2019年的酒，各位将就将就哈。”大家都说你太客气了。任春秋在酒桌上是个认真的人，打开2019年的两瓶茅台后，把红绸带纠了两个结，又拿一双筷子当杠杆，用力挑拉出瓶口的塑料盖子，据说这样倒酒，可以一泻千里，瓶子里滴酒不沾。观赏完他的表演后，方伟民分别倒了十来扎玻璃酒壶，放在玻璃转盘上一路转过来，临到谁眼前，谁就拿一壶一杯，几个人领走一扎扎茅台酒。有的却说喝葡萄酒。咔咔咔咔开始相敬。疫情终于平静了些，好久没碰到了，就特别开心。一开席，东家还没致祝酒词，大家就开始提酒，相互致敬，方伟民就不开心了：“哎哎，你们还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大伙儿也不去管他。姜子墨边上是高中二班老班长陈嘉辉，他俩差不多时间端起酒杯，相视一笑说，就算互敬吧。姜子墨酒量巨差，一直练不起来，担心太晚了敬不全，礼数不周到，干脆抢先一个个人敲过去。同学全敬遍了，他才松懈下来。巨大的包厢里，声浪冲击，嗡嗡的，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但大家乐此不疲。好久不见，相互询问近况，姜子墨知道，差不多要进入第二个议程，叫忆苦思甜。果不其然，很快就听到，有人开始谈起初中高中复习班旧事了。这是同学会的习惯动作，保留节目。
同学们过得都还可以，陈嘉辉的工厂开到印度、刚果、中非等地。在他朋友圈看见，在有的国家里，保镖都扛着冲锋枪，车头还架着机关枪，威风凛凛，至于有没有装子弹是另一码事。他笑说：“不出去了，在国外赚钱也难，还是在国内少赚一些，也一样的。”姜子墨问他儿子现在哪里，他说：“到上海工作了，在伦敦待了十几年，拿到硕士文凭，找到合适工作，还是觉得处于中流，挤不进上流社会。”“挤到上流社会干吗？在别人的国家，始终是外人。”他儿子小时候就很聪明，一直出类拔萃。“结婚了吗？”“没有，恋爱都还没谈呢。”“唉，现在的年轻人，男孩也罢，女孩也罢，手机一握，就是一生。”“一大早就辛辛苦苦去上班，下班回到家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心思相亲啊，恋爱啊。”大家很有同感，在座的十几个人，除了任春秋的女儿已结婚生子，在香港读研究生时，嫁给一个山东德州做扒鸡的年轻人。加上今天请客的方伟民，在上海嫁给一个做证券的安徽马鞍山年轻人。其他九个人的孩子，居然都还没有恋爱结婚生子。说起来，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其实急也没用。
在陈嘉辉边上的王文鹏说：“我们去国外时，也是雇了保镖，车前车后架着冲锋枪、机关枪，说起来还是国内平安。”他在医院做行政管理，也管工程建设。家底一直很优裕，看上去就是小开一样的外貌。发质浓密黑润，一年到头红光满面。他们全家都是医生，父母都活到九十多岁。大家不免又感慨一番。谈到吃胎盘啥的，又是一番调笑。他说在上海家里建了钓鱼台，在阳台上就可以伸到护园河里垂钓，邀请大家有空去他家钓鱼。姜子墨打趣他：“上次你就邀请过我，等我整好行李，你一个人跑上海去了。”他紧张起来，说：“怎么可能？我怎么不记得了？肯定是你空讲，故意敲诈我。”姜子墨说：“好吧好吧，就算我敲诈你吧，哈哈哈哈。”大家还在相互敬酒，有几位，端了大小杯子酒盏，出来打通关。姜子墨佩服这些海量的人，他一直没有出来敬酒的勇气。喝得尽兴，方伟民又打电话给北京的同学，当年一起在大操场那边补习班补习出来的，睡格子铺，啃咸菜。大学毕业分到部委工作，身份虽然不同了，但电话里乡声一起，都还是老同学。
有人问起，在座的，有谁已经退休？谁退二线了？坐在姜子墨另一边的云原生说：“我，我，三月份刚刚办了手续。”他是个书法家。在这帮人中，他是第一个退休的，原来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后来辞职出来，自己办了一个设计公司。姜子墨去过他那里，见他雇了一帮年轻人在设计图纸。办了许多年后，讨要设计款，成为老大难问题，日积月累，债台高筑，也就收场不做了。看着他稀疏的白发，姜子墨想，谁都不容易。云原生说他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休的，幸亏去原单位，找到了当年的入党申请书，才证明当时曾经是国家的人，连起来工龄有四十多年，退休金七千多块钱。他拿出手机，给姜子墨看他拍的当年入团申请书，一笔一划，铁笔银钩，端的是一手好字。他从小就爱习字，画画也很好，一辈子做建筑设计，也是相得益彰。云原生说：“你的字和之前的区别很大。”姜子墨笑道：“我是后来练的，你是天生的。电脑、手机普及后，用到钢笔字的机会很少了。”
负责调节酒桌气氛的方伟民问姜子墨：“你还记不记得物理老师姓什么叫什么？”姜子墨懒洋洋的，知道他们又开始玩他了：“我怎么记得，你们这些高才生都不记得了。”方伟民说：“都老了，都老了，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高中时，你的作文经常在楼梯口，一溜十几张贴过去。数学考零分。”“那不止的，选择题勾起来都有二十五分。”“当时哪里有选择题？”“对，语文陈志豪老师对你最好。他光头，夏天戴顶草帽，冬天戴顶呢帽，在教室里也不拿掉。许东升老师教书都用方言，天天拿土话教大家唱，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来了。鱼头鱼尾对准谁？”姜子墨也来了兴致，点着大家：“我就知道，你们喜欢讨论这个话题。你们要体谅我一个偏科生，上数理化课时是多么痛苦吗？简直度时如年。”陈嘉辉好奇地问姜子墨：“你当时一点都听不懂吗？”姜子墨说：“我一上数理化，脑袋就嗡嗡的，像有钟在敲。当时高中数学王老师，看我眼睛闪闪发亮，说一定能把我教出来。他失败了。后来数学池老师也说，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结果他也失败了。”大家捧腹大笑，有人指着姜子墨：“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体面很有能耐？”姜子墨笑：“倒也不是，我只是我觉得，我早生了一百年，如果换作过去，我说不定去考科举，能避开数理化，考个秀才，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威金斯问姜子墨：“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是不是等于五分之二？”姜子墨知道他们又开始逗他：“哈哈哈，当然是五分之二。有一次初中班王老师苦口婆心捧着我，要教会我物理问题，我却一直问他，为什么一个标准大气压等于760毫米高的水银柱的重量，老师都要崩溃了，他说这是牛顿的工作，你没必要再操心。”
这是每次同学会上的保留节目，姜子墨也乐得凑趣。方伟民说：“幸亏你儿子没有遗传你的偏科。”姜子墨振振有词：“他学的是理工科，最后还是做了文科的工作，可见任何课程读到最好，始终还是中文有用。”夏油杰说：“那数学也是有用的。”姜子墨说：“就是数钱时有用。”夏油杰好奇地问姜子墨：“你是怎么到的远东坑，怎么进的报社，我一直没弄清楚。”姜子墨告诉他：“我高考分数语文九十多，数学六分，第二年高考分数上了电大录取分数线，读了一年汉语言文学后，拿到一个结业证书。看见家里床头挂历上有个招聘广告，我就沿着这个地址，找到远东坑这个单位参加考试。当时以为是国营企业，后来才知道是街办企业，老板需要秘书、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看我是个大学生，还拿出一张市文联举办的建国三十五周年诗歌获奖证书，足以壮门面，他就招了我，这几个岗位都让我兼了。那是1985年初，我可算是很早出来打工的人。我在这里干了七年，其中后四年，是作为电子企业代表，被派到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担任财务出纳，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就是那个焊接‘滴嘟倒车’芯片，和音乐防风打火机蜂鸣片的单位。到现在听到小四轮倒车时发出这种声音，我还想起当年销售特别红火的时候，公司大厅坐满了人不说，就连楼梯栏杆上，都靠着站着业务员。然后我在日报上看见了招聘广告，就去报考了报社。我还记得很清楚，在图书馆五楼会议室考的试，题目是写一篇消息，一篇评论。题材是国家博物馆如何处理国外拍卖文物的对策和措施。再经过面试，回答作为记者面对火灾应该如何平衡的问题。过了一个月后，我接到报社政治部通知我报到的电话，就去向老板辞行，他见我到报社，额外给了我三千元奖金。”
大家笑说：“原来你的经历这么复杂。”姜子墨也笑：“也不算复杂，只是比你们曲折一些。谁知道，这次招聘是日报为办导报招的，十三个采编人员。想到我七年前去街办企业时，同一批进去也是十三个人，后来走得一个不剩。我不知道这次的十三个，最终能留下几个。我分到导报工作的头三个月，本来在第一版，后来调整到第二版。每个月只有三百元包干，连稿费都没有。孩子身体不好，到了急诊室，就连五百块都拿不出，只好向走廊碰到的主任医师开口借钱，陌生的他，居然二话不说，就回家拿钱借给我。辛辛苦苦干到年底，却拿不到年终奖，理由是我拿不出毕业证书，没办法转正，就不发年终奖，为了激励我上进。这种下乘的管理方式，很容易让人生二心，当天我就踢了他办公室的门，向他要年终奖。他说一下子答应不了，要和其他几个编委商量一下。我说，你今天不给也得给。他只是一声不吭。一拖拖到年关前一天，还是没下文，我过不了年，揭不了锅，火冒三丈，打听到老总家的地址，骑一辆咯吱咯吱响的破自行车，往他家而去。到了他家先去了一趟厨房，摸了把菜刀出来，拍在饭桌上，自己远远退坐到沙发上，说，限你明天给我年终奖，不给，我一家人住到你家过年。他说好商量，好商量，我问他期限，他却一直捧着茶杯发愣，他妻子也吓得瑟瑟发抖。到第二天上午，他就通知财务，把年终奖发给我了。”
大家听了很是吃惊，连酒都忘了喝，七嘴八舌道：“真想不到，你一介文人，当年也这么勇。还拿了刀去吓唬别人。”姜子墨说：“其实我是纸老虎，心里怕得要死。害怕被抓走，家里人还等米下锅呢。我可以算是很早向老板讨薪的打工仔。”大家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你这样对待老总，不怕他辞退你吗？”姜子墨说：“恰恰相反，是我辞了他，因为他和日报分道扬镳，日报派人出面招揽我，让我火速回去。我知道，我的出走，可是对他的釜底抽薪吧。我去办公室主任那里，拿回签好的合同，理由是有个地方签得不清楚，我要重新看一下。她也嫌弃我，马上拿出来递给我，我带回办公桌，便撕碎了扔进垃圾箱。后来老总不想让我离职，倒不是喜欢我，就是皮袍燃了没关系，破布臭顶不住。可是找不到约束我的合同，一问办公室主任，说昨天被拿走了。她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我在日报在职读完专科、本科，差一点要去读研究生，还拿到高级职称。”任春秋说：“现在看来，读书好不好，其实没多少意义，当时考上北大清华的同学，也不一定比后来社会上混的同学好。喝酒喝酒。”“对，我当年没饭吃，天天去你宿舍吃面条的。”姜子墨端起酒杯敬他。旁人这才拿起酒杯，桌子上又噼里啪啦，响起一片酒杯敲击桌板的声音。方伟民意犹未尽：“当时我印象很深，姜子墨天天拖一双人字鞋拖，穿一件旧汗衫。”姜子墨说：“对啊，夹脚趾头鞋拖。我还记得早年有一次，我穿了旧鞋拖，旧汗衫，到准岳父工作的天地通号轮船上，替岳母去取上海买来的物品。结果准岳父后来回家大发雷霆，说我这样衣衫褴褛去找他，在同事面前倒了他的大霉。差一点都要误我的婚事。他们海员，春夏秋冬按季分到有肩章的制服，又有空闲时间，制服上稍微有点皱褶，就拿大茶缸泡热水，熨烫得平平整整的。哪像我一个打工仔，人又瘦不拉几的，一点形象都不讲究。”他们这些好奇宝宝又问：“什么是天地通号？”姜子墨说：“就是远东坑到沙洲市，后来转开上海的一艘客货轮船，是远东坑通往市外的唯二途径，当年仅次于上海东方红号轮船。”“哦，原来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