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我在董庄小学毕业，7月勉强考上曲亭中学（初中），董庄学校有两个小学毕业班，近百名学生参考，只录取了七个（我是备录生，不在内）。班长张合心同学不知为什么没去报到，董庄学校荣校长找到我父亲，说让姑娘去曲亭中学报到吧！她那么读书，不能耽误她的前途。我欣喜若狂，拿着“备录通知书”去报到，高兴得走路都像跳舞。我出门时，母亲不高兴，对我说话气哼哼的。奶奶却为我高兴，悄悄塞给我一卷零花钱，给我书包里放了几块北京寄来的点心。我家兄妹六个，父亲一人挣工分，多年“亏户”。我不能怨母亲，她常常愁眉紧锁，为八口人的生计发愁呢！
“少年不知愁滋味”，我高高兴兴地去报了到。还没读完一个学期，文化GM开始了，校园里贴了第一张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内容是批判那个胖校长，还附有漫画，胖校长圆头圆肚子，像一个大气球上放了个小汽球，胳膊腿小得像四只爪子。第二天大字报贴满一面墙，有批班主任的，批英语老师的。没过几天，初三初二的师兄师姐们穿军装、扛背包、打裹腿、举着印有“长征”二字的红旗，雄纠纠气昂昂地到全国串联去了。
白发苍苍的班主任冯培先老师，一向和蔼。这次却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说：咱初一的孩子年龄小，不适合参加长征，只好放假，回家等复学通知吧！
唉！我搭耷着脑袋回到家，说明原因，母亲高兴了，多了一个劳力，少了一个花钱的，婆家那面也有了交代。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挣工分的田间劳动。
我们队有八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队长喊话：“八个小女子”过来，南边地脚头牲口驾犁犁不到，拿着铁锹去翻地。地脚头人走牲口踩，板儿硬，我们几个身矮力弱，铁锹下去只能扎个印，用脚使劲踩铁锹，也下不了三寸深，大家都在用力干，效果不佳。队长嘴里又重复一句：干啥啥不行！去！去！去东西畛地里掰玉米棒子，我们钻进密密的青纱帐，热得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有时流进眼睛，酸疼酸疼的。脊背的汗流成小溪，衣服全湿了，贴在身上。看周围没有男士，赶快脱下上衣拧汗水，瞬间，地下流一摊水。玉米叶子像刀一样，无情地在细嫩的脸、脖子、胳膊上刺下一道道伤痕。我们不敢怠慢，掰到地头就能透风了。
担粪的活更累，扁担压在嫩嫩的肩膀上，疼得脸色都发白，不敢停脚步，怕扔下扁担再也担不起来。一天下来，肩膀上的皮磨破了，晚上疼得哭，奶奶用观音土给我敷上疗伤，第二天照常上工。
一年下来，我们“八个小女子”个个晒成了红脸娘子军，庄稼活学了个七七八八。每天扛着红旗，唱着“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上工下工，成了空旷单调的田野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后来村里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挑选了其中三个姐妹参加了宣传队，扮演《红灯记》中李铁梅，扮演《白毛女》中的喜儿，扮演《沙家浜》的阿庆嫂，八个样板戏我们都排练。冒着炎热到三角河工地慰问演出，满怀希望到县里参加比赛演出，与范村宣传队联合演出，放开胆子疯了一年多。当然也有收获，背台词、练唱段，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语文写作水平。我二婶不断督促我，千万不能放弃学业，建设中国需要知识！我牢记二婶教诲，一有空闲，就拿出书本看书、做题，等待复学的通知。有一天去公社看电影，放映间隙，高音喇叭喊话：曲亭中学复课闹革命，明天早8：00到各自班主任办公室报到。我们兴奋得手舞足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这两年放假期间，同学们的命运改变了轨迹，有的结婚生子，成为人父人母。有的订了婚，成了人家的未婚夫未婚妻。我被订婚，对象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小学文化程度的赶马车的小伙子。我从头至尾抗拒这门亲事，父母包办，我不承认。媒人不断催婚，奶奶替我抵挡：我家孙女年龄还小，还要奔前途，不能结婚！
谁能想到，期盼了两年的复课，只上了一学期，就给我们发了一张墨印的毕业书：xxx同学，准予毕业。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糊弄鬼啊！我们拿着那张纸，气得流泪，骂人。
我不能回家，怕那个赶马车的遣媒人来催婚。我住在小姨家，打听到离我家不远的逍洞村有个农中，半耕半读。我去了农中，在门口待了三天，观察进进出出的学生老师。打听哪位管事的人能解决我上学的问题。农中设在一个庙宇，庙宇前有个泊池，每天有不少女人们端着盆来洗衣服，她们看我每天待在校门口，瞎猜胡想，叽叽喳喳像一群鸟儿，她们认为我是流浪孩子，有人好奇地问我：你老家是哪儿的，晚上住哪里？哈哈，我家离这儿有二里路，步行20分钟就到了。我要在这里读书，找谁啊？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找校长啊！”
第三天，我终于见到儒雅斯文、戴个眼镜的白面书生，他就是校长。第一次见面，他要看通知书。意料之中，被校长撵出校门，顺口甩出两个字：胡闹！第二次我又去了，站在教室外等校长下课，被班长与几个学生赶出校门。第三次，我干脆到校长办公室等着。有个善良的工人师傅说：校长正在开例会，开完会就回来。小姑娘，校长人善良，你多磨几次，多说好话，要看眼色行事。我谢过师傅，环视一周，开始给校长办公室搞卫生。校长开完会进到办公室，感到办公室整洁有序，空气清爽，窗明几净，报架上的报纸排列得整整齐齐，桌子上的文件书本摆放得井井有条。茶杯里的茉莉花茶散发着清香，校长看了一眼站在门口、低眉顺眼的小姑娘，可能是心生怜悯，长叹一声：唉！这场“革命”使多少孩子学业荒废了！
有门儿，我窃喜。校长终于点头了！约法三章：一、只能做旁听生，期中考试不达标，马上走人；二、第一星期跑校，不安排宿舍，看表现再安排吃住；三、明天让家长来见我面谈，了解实际情况。我头点得像小鸡啄米，深鞠躬谢过校长，一路小跑回到家。
父亲高兴得直夸女儿能办事了，母亲却狠狠地瞪我一眼，嘴里埋怨父亲：你就惯着她吧！她婆家催着结婚，怎么办？
我哭着告诉奶奶：绝不能失去这次上学的机会。几次三番，奶奶下了决心：归还他们50元彩礼钱，解除了这门婚事。我自由了！
农中免学费，不会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除了上课，三分之一的时间干农活，基地有几百亩地呢！
我顺利进了农中，开始了半耕半读的生活。
1971年农中毕业，正赶上曲亭中学创建的高中落成，开始第一届高中招生，我终于跨入高中门槛。学制两年，1973年春季毕业。天有不测风云，临近毕业还有两个月时，我在北京航空大学任职的二叔出事了！通知寄到董庄村，村里又派人通知曲亭中学。二叔是十六岁跟着红军干革命的“红小鬼”，解放后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经常与大首长们在一起。董庄村的乡亲们到北京办事，都要找二叔，二叔管吃住，临走还要给乡亲们钱。他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董庄村的荣光。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荒唐年代荒唐事，谁能说清楚？无奈，我又失学了（毕业证是二叔平反后学校给补发的）。回村里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到处竖立着着“深挖洞，广积粮”的标语。一到冬天，就背着行李参加修水库大坝的劳动，叫“做工”。每年做工到腊月二十八，收工过春节。一冬天挣不少工分，顶一个男劳力。
没学上没书读的日子，像磨道的驴被蒙着眼转圈一样，单调、枯燥、昏昏庸庸地活着。我盼望上学读书的门被关闭了，失望郁闷的心也关了门。
1974年春天，董庄学校的曹希明老师请假了，学校急需一位老师顶替他。张校长托人找到我父亲，想让我去学校代课，我父亲说，她能行吗？张校长说，姑娘高中毕业，那么爱学习，爱看书，从咱学校走出去的优秀学生，能行！我欣欣然走进母校的大门，白天上课，晚上看书，学校有个小图书馆，我看遍了所有文学书籍，大脑充实了，人也有精神了。
从1973年开始恢复高校招生，有了一种新的招生模式：推荐上大学。我的大学梦有实现的希望了！我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复习功课到深夜，自认为准备得很充分。到了招生季节，我胸有成竹地填了各种表，贴了照片。一直等到別人有了入学通知，我的入学通知杳无音信。政审过不了关，因为二叔的问题。接连三年报名，三年政审通不过。我精神崩溃了！难道我的求学路就此结束了？我不认命！继续报名，总有一天会感动上天的！
好在有公社团委的工作，有教学任务，有学生的陪伴，我走出了泥泞。但求学的执念一天也没有放下。
1979年，我被评为“山西省劳模”，随着代表团去省城开会，我耳朵里回响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科学的春天来了！要恢复高考了！这年我报了名，荣幸地参加了高考，第一次收到录取通知书：山西黄陵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这年，我已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孩子。学籍转到了离家近的山西候马教育学院，三年后专科毕业。我不甘心于专科，又参加了山西师范大学的成人招生考试，有幸被录取，并是脱产学习。同年，我丈夫考上了电大财经专业，也是脱产学习。我们夫妻二人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为了专心学习，把女儿寄养到我父母家。除了吃饭，俩人就是奔波在家与学校的路上。回到家一人一书桌，看书写作业，互不打扰。拒绝客人来访，拒绝亲戚来往，人情世故搁一旁，攻克一道道难关，解决一个个难题。俩人互相鼓励，互相提问，互相置疑，熬过了三年，双双拿到大学本科的毕业证，我们高兴得哭了！幸福的泪水沾满脸颊，我俩互相擦泪，擦了又流，流了又擦。最后才想起：快接女儿回家吧，孩子放在姥姥家三年，快要忘记爸爸妈妈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探索。我的求学路，曲折漫长，有奋斗、有辛酸，有陪伴，有幸福。
（原创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