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正在旅大警备区外长山要塞区海洋守备区（现在这些部队已经在多次裁军中陆续撤销）政治部宣传科做理论干事，具体工作就是负责党委的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辅导和理论学习的经验总结。因为海洋守备区党委被外长山要塞区和旅大警备区树立为先进党委，因而，每每外长山要塞区党委和旅大警备区党委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海洋守备区党委都要在会上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汇报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海洋守备区党委对理论学习及用理论学习的成果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极为重视。党委书记、政委李树臻更是抓的比较紧。
那是1973年11月12日，我接到外长山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个通知，说沈阳军区党委定于11月23日至12月10日，在沈阳召开军区军级党委读书汇报会（大约5天时间），汇报会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安排1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学习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军区的通知同时要求，每一个军级党委带一个先进的师级党委参加会议。通知中还说，要塞区党委确定海洋守备区党委领导随要塞区党委领导一起参加军区的会议，并明确海洋守备区司令员王诚和政委李树臻二人与会。政委李树臻看了这个通知后，要我尽快准备党委理论学习汇报材料。
当时全国地方和军队各级党委所以特别重视理论学习，是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决定的。这个背景就是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致使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上当受骗，跟着起哄。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庐山会议闭幕会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了高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接着，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很快掀起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尽管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开始对这个背景并不完全了解，但在中高级干部中，这确实一件不容易忽视的大事情。
我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党委的理论学习汇报材料写出来了，经党委常委会议讨论也通过了，我也算松了一口气。到司令员王诚和政委李树臻动身去沈阳参加会议的前一天，政委李树臻告诉我说：“修干事，你也要跟王司令员和我一起去沈阳参加军区的会议，你准备一下，一定不要忘了把党委的那份理论学习汇报材料带上。”这使我感到很突然，我以前跟随司令员和政委参加过多次外长山要塞区和旅大警备区的会议，而参加军区的会议还是第一次。
11月21日，我跟随王司令员和李政委到沈阳军区第四招待所报到。军区四所是军以上干部招待所，平时只有各个野战军和省军区的领导到沈阳办事才能入住，连我们守备区的司令员、政委（师职）都没有资格入住。我当时只是一个排级干部（我当时是宣传科见习干事，为排级），按规定是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光顾这样场所的。当然，我们（包括王司令和李政委）都是借助会议的机会了。尽管如此，居住的房间也是有区别的，军职领导在三四楼，都是套间。师职领导在二楼，都是单间。我们随行人员（秘书、警卫、司机等）都在一楼，是一室两床的标准间。这个应该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军职干部，大都是红军和抗日战争前期的老首长，他们为国家为人民艰苦奋斗出生入死，相当的不易。
大家入住以后，就餐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每天早午晚三餐，人们来到餐厅随便坐，不论职务高低也不论年龄大小，凑齐一桌就开餐。在开会的5天时间里，我在餐桌上认识了一些人。我当年只有23岁，在那些四五十岁和五六十岁的老首长面前，还是小孩子，那些首长见面就叫“红小鬼”（“红小鬼”是革命战争年代首长对年轻士兵的一种亲切称呼），并和蔼地问这问那。在我认识的首长中，印象深刻的有46军军长徐仲禹。我们在饭桌上聊起来，当他听说我是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入伍的，高兴地说：“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我说：“是的，首长，我听说您担任16军军长时，还兼任长春市革委会主任呢。”他笑笑说：“那是个特殊时期。”徐仲禹军长后来在沈阳军区的46军与济南军区的68军对调时，调往江苏徐州，再后来他晋升为济南军区参谋长。那次，我还认识了40军的副政委王世乾首长。说来也巧，后来王世乾首长的儿子王剑，还和我一起住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南松路的一个小区里，我喜欢文学书画，他喜欢玉器古玩，我们经常一起喝茶聊天，他送我一些好茶和书法纸张，我赠给他相关的书籍作品和“剑胆琴心”等书法作品。令人惋惜的是，王剑兄弟在五六年前就因病去世了，那天，我含悲去为他送别。那次会议中，我还认识了64军副政委马瑛、军区装甲兵政委王谦祥、39军副政委李兆书等首长，首长们的和蔼可亲、老练稳重、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22日上午，会议开始了，是在四所大礼堂开全体大会，与会人员有100人左右。我坐在下面的最后一排，看到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军区首长，我一个也没见过，更谈不上认识了。于是，我就询问我旁边坐着的一位戴眼镜的比我年长一些的干部，恰巧他是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干部教育处的一位姓林的干事（名字后来被我忘记了），是来参加办会的，他小声地一一给我介绍了主席台上的首长，有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副司令员江拥辉、唐子安、游好扬，副政委张午，政治部主任邹衍，参谋长高克等，最后，他介绍了坐在曾绍山政委旁边的那个比较年轻的人，说：“那个人是毛远新政委。”我说：“就是毛主席的侄子吗？”他说：“对。就是他。哈军工毕业的，今年才33岁。比我还小一岁，年轻着呢！”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惊讶，也感到很是意外，没想到参加这么一个会议，把军区的主要首长几乎都见到了。接着他问我：“你是那个部队的？”我回答说：“我是外长山要塞区海洋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的，负责党委理论学习，随我们部队的首长来参加会议的。”他说：“你是外长山要塞区的呀，我下部队调研时去过你们那里一次，外长山群岛战略地位也相当重要，海岛的风光也很好。”我又有些疑惑地问：“怎么这次会议没见到陈锡联司令员？”其实在这些军区首长中，人们最熟识面孔的是陈锡联司令员，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经常参加党中央和国家的一些事务，人们在上边的一些会议的电视新闻报道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这时候，一个会务人员走上主席台，在曾绍山政委跟前耳语了几句。正在主席台上讲话的曾绍山政委忽然停止了讲话，站起来说：“对不起，请大家稍微等一下。”边说边走下主席台，向礼堂大门口走去。正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只见曾绍山政委陪同陈锡联司令员从正门走了进来，原来他是去礼堂门口迎接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陈锡联司令员。待他们在主席台落座之后，会议继续进行，曾政委请陈锡联司令员讲话，陈锡联司令员做了简短的讲话后，曾绍山政委接着继续讲。第一次大会结束后，便开始分组汇报交流，我写的海洋守备区党委的那份经验式的汇报材料，由李树臻政委在有旅大警备区、16军、39军、吉林省军区、军区装甲兵和外长山要塞区参加的第一小组的小组会上作了汇报发言，受到了参加小组会的军区首长的肯定和赞扬。
就在那次会议刚开过半个多月，也就是1973年12月，党中央决定在军队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即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毛泽东主席说明了对调的原因，是担忧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任职太久，可能会出现自满情绪，不利于领导层的更新。同时要求，参加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只准带10个以内的随行人员，而且必须在10天之内报到。之后，陈锡联就到北京军区任职了。那次会议，是沈阳军区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读书汇报会，也是最后一次读书汇报会。
现如今，半个世纪倏然而逝，不仅我所在的部队已经撤销，连沈阳军区也已经撤销，八大军区已经变成五大战区。那些军区首长大都已经作古，我这个当年23岁的排级干部，在经历了22年军旅生涯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如今也已经退休多年。然而，那时候的这一小段经历，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每每回忆起来，仍然有一丝温馨的感觉。
那是1973年11月12日，我接到外长山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个通知，说沈阳军区党委定于11月23日至12月10日，在沈阳召开军区军级党委读书汇报会（大约5天时间），汇报会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安排1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学习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军区的通知同时要求，每一个军级党委带一个先进的师级党委参加会议。通知中还说，要塞区党委确定海洋守备区党委领导随要塞区党委领导一起参加军区的会议，并明确海洋守备区司令员王诚和政委李树臻二人与会。政委李树臻看了这个通知后，要我尽快准备党委理论学习汇报材料。
当时全国地方和军队各级党委所以特别重视理论学习，是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决定的。这个背景就是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致使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上当受骗，跟着起哄。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庐山会议闭幕会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了高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接着，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很快掀起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尽管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开始对这个背景并不完全了解，但在中高级干部中，这确实一件不容易忽视的大事情。
我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党委的理论学习汇报材料写出来了，经党委常委会议讨论也通过了，我也算松了一口气。到司令员王诚和政委李树臻动身去沈阳参加会议的前一天，政委李树臻告诉我说：“修干事，你也要跟王司令员和我一起去沈阳参加军区的会议，你准备一下，一定不要忘了把党委的那份理论学习汇报材料带上。”这使我感到很突然，我以前跟随司令员和政委参加过多次外长山要塞区和旅大警备区的会议，而参加军区的会议还是第一次。
11月21日，我跟随王司令员和李政委到沈阳军区第四招待所报到。军区四所是军以上干部招待所，平时只有各个野战军和省军区的领导到沈阳办事才能入住，连我们守备区的司令员、政委（师职）都没有资格入住。我当时只是一个排级干部（我当时是宣传科见习干事，为排级），按规定是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光顾这样场所的。当然，我们（包括王司令和李政委）都是借助会议的机会了。尽管如此，居住的房间也是有区别的，军职领导在三四楼，都是套间。师职领导在二楼，都是单间。我们随行人员（秘书、警卫、司机等）都在一楼，是一室两床的标准间。这个应该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军职干部，大都是红军和抗日战争前期的老首长，他们为国家为人民艰苦奋斗出生入死，相当的不易。
大家入住以后，就餐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每天早午晚三餐，人们来到餐厅随便坐，不论职务高低也不论年龄大小，凑齐一桌就开餐。在开会的5天时间里，我在餐桌上认识了一些人。我当年只有23岁，在那些四五十岁和五六十岁的老首长面前，还是小孩子，那些首长见面就叫“红小鬼”（“红小鬼”是革命战争年代首长对年轻士兵的一种亲切称呼），并和蔼地问这问那。在我认识的首长中，印象深刻的有46军军长徐仲禹。我们在饭桌上聊起来，当他听说我是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入伍的，高兴地说：“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我说：“是的，首长，我听说您担任16军军长时，还兼任长春市革委会主任呢。”他笑笑说：“那是个特殊时期。”徐仲禹军长后来在沈阳军区的46军与济南军区的68军对调时，调往江苏徐州，再后来他晋升为济南军区参谋长。那次，我还认识了40军的副政委王世乾首长。说来也巧，后来王世乾首长的儿子王剑，还和我一起住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南松路的一个小区里，我喜欢文学书画，他喜欢玉器古玩，我们经常一起喝茶聊天，他送我一些好茶和书法纸张，我赠给他相关的书籍作品和“剑胆琴心”等书法作品。令人惋惜的是，王剑兄弟在五六年前就因病去世了，那天，我含悲去为他送别。那次会议中，我还认识了64军副政委马瑛、军区装甲兵政委王谦祥、39军副政委李兆书等首长，首长们的和蔼可亲、老练稳重、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22日上午，会议开始了，是在四所大礼堂开全体大会，与会人员有100人左右。我坐在下面的最后一排，看到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军区首长，我一个也没见过，更谈不上认识了。于是，我就询问我旁边坐着的一位戴眼镜的比我年长一些的干部，恰巧他是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干部教育处的一位姓林的干事（名字后来被我忘记了），是来参加办会的，他小声地一一给我介绍了主席台上的首长，有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副司令员江拥辉、唐子安、游好扬，副政委张午，政治部主任邹衍，参谋长高克等，最后，他介绍了坐在曾绍山政委旁边的那个比较年轻的人，说：“那个人是毛远新政委。”我说：“就是毛主席的侄子吗？”他说：“对。就是他。哈军工毕业的，今年才33岁。比我还小一岁，年轻着呢！”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惊讶，也感到很是意外，没想到参加这么一个会议，把军区的主要首长几乎都见到了。接着他问我：“你是那个部队的？”我回答说：“我是外长山要塞区海洋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的，负责党委理论学习，随我们部队的首长来参加会议的。”他说：“你是外长山要塞区的呀，我下部队调研时去过你们那里一次，外长山群岛战略地位也相当重要，海岛的风光也很好。”我又有些疑惑地问：“怎么这次会议没见到陈锡联司令员？”其实在这些军区首长中，人们最熟识面孔的是陈锡联司令员，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经常参加党中央和国家的一些事务，人们在上边的一些会议的电视新闻报道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这时候，一个会务人员走上主席台，在曾绍山政委跟前耳语了几句。正在主席台上讲话的曾绍山政委忽然停止了讲话，站起来说：“对不起，请大家稍微等一下。”边说边走下主席台，向礼堂大门口走去。正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只见曾绍山政委陪同陈锡联司令员从正门走了进来，原来他是去礼堂门口迎接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陈锡联司令员。待他们在主席台落座之后，会议继续进行，曾政委请陈锡联司令员讲话，陈锡联司令员做了简短的讲话后，曾绍山政委接着继续讲。第一次大会结束后，便开始分组汇报交流，我写的海洋守备区党委的那份经验式的汇报材料，由李树臻政委在有旅大警备区、16军、39军、吉林省军区、军区装甲兵和外长山要塞区参加的第一小组的小组会上作了汇报发言，受到了参加小组会的军区首长的肯定和赞扬。
就在那次会议刚开过半个多月，也就是1973年12月，党中央决定在军队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即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毛泽东主席说明了对调的原因，是担忧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任职太久，可能会出现自满情绪，不利于领导层的更新。同时要求，参加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只准带10个以内的随行人员，而且必须在10天之内报到。之后，陈锡联就到北京军区任职了。那次会议，是沈阳军区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读书汇报会，也是最后一次读书汇报会。
现如今，半个世纪倏然而逝，不仅我所在的部队已经撤销，连沈阳军区也已经撤销，八大军区已经变成五大战区。那些军区首长大都已经作古，我这个当年23岁的排级干部，在经历了22年军旅生涯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如今也已经退休多年。然而，那时候的这一小段经历，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每每回忆起来，仍然有一丝温馨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