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汐•中短篇小说精选》是作家紫艳进入新世纪展示的“鸿影心迹”，真实地表达了其人生“由花变果”时期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悸动。作为一个进入文坛不久的女性作家，紫艳不可能以参与社会的复杂经历来从事、支撑自己的创作，但由于她迈进社会之时，面对的是一个迅速变动的光怪陆离的世界，正好成熟于改革开放的现实社会中，与社会新的进程同步，这就使她更易于适应当下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靠近文学，走向文学。
姚岚以《个人生存境遇的体验式书写》为题，在“序言”中对紫艳小说的内涵和创作特色做了客观的阐释和准确的概括，我这里仅作三点实证分析，故题为《紫艳小说的三个维度》。
一、“日常化”的人物
人的塑造，是文学的本义;而人的再发现，是文学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在人的重塑上不断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之所以有一定的道理，就在于它是大抵合乎新世纪文学的创作实际的。
紫艳以小说的方式，密切地注视着她视野所及变化着的生活和世道人心，并以独特的视角对这一变化的现代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和人的生存、心理状态来表达她的思考和感受，从而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他们之中，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还是奔波于城乡之间的打工者，抑或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闯入城市的新移民……几乎都是“个体的、世俗的”人，无不在“个人生存境遇中”演绎着自己的“日常”人生。
同名小说中的“二娘”是紫艳塑造的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女性形象。你可以说她是农村妇女中的“另类”：石女，不生育，却一个接一个地结拜干儿子，年轻时曾跟人私奔，老了还再婚……然而，这一切除了说明二娘的不幸之外，更表明她是一个对生活孜孜追求、充满热望的人。我们可以用“三爱”来概括她：一爱强。她争强好胜，在家强势，二伯只好认怂，忍气吞声;而在生产队出工，她又跟社员们一起劳动，和男劳力一样打拼，不给当队长的二伯丢脸。明明是她跟别人私奔在前，可当她过不下去时，回过头来又将二伯中意的女人打跑了。二爱美。二娘并不漂亮，从脸型到身材都不像个女人，可她的头发总是梳的油光滑亮，衣服洗的雪白干净，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她喜欢长得标致的人，当年竟跟一个长得特别标致的烧窑的男人私奔，后来给“我”介绍的小伙子也是因为他长得非常标致，工作也好。三爱折腾。二娘办事雷厉风行，而且我行我素，她一次又一次地抱养和结拜干儿子，折腾得家人无法消受，二伯死了，她还把自己嫁了，成为村邻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这“三爱”，与其说是二娘的个性使然，倒不如说是为其“个人生存境遇”所决定。二娘生在封闭、贫穷的山村，小时候因宫寒未及时治愈，造成终身不能生育。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可二娘不认命!“三爱”即是她对命运的抗争，对世俗的挑战。“我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凡事不认输，好面子，乡下人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可见，正是乡下“日常化”的生活，造就了二娘这样一个“日常化”的人。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是紫艳的独特发现，《二娘》也因此成为了一部了不起的小说。
紫艳把目光投向“日常化”的人，她关注的多是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命运。《二娘》固不待言，《隐秘的古道》、《黄梅调》、《家里家外》、《雨幕》等也无不如此。它们是为女人写的，又是给男人看的。《隐秘的古道》中的千叶，三十年后，当她与于飞“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一次行走在瓷茶古道时，已身患绝症。她当年与青年体育教师于飞正是相识、相爱于这“隐秘的古道”，一见钟情又刻骨铭心，可又不得不委身于自己并不喜欢的“保卫干事”。她任由傍人牵着和保卫干事结婚后，便是生子种地过日子做无穷无尽的家务，夜里还要接受丈夫的猜疑、拷问和蹂躏。千年古道见证了她与于飞结缘相爱的初心，也见证了她一生所爱的人最终陪伴在身边，心灵有了归依。然而，对于千叶来说，却是付出了一生的煎熬和生命的沉重代价。《黄梅调》中的秦三妹，与耿三相识于故乡的一条山间小路。爱唱黄梅戏，又在同一个城市打工，他们相爱、结婚、生子……为了生计，为了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有什么技能的耿三长年在建筑工地打工，积劳成疾，以至于瘫痪;秦三妹除了在饭店上班外，还兼做家政保洁钟点工，丈夫残疾后，养家糊口的重担更是落在了她的身上。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秦三妹坚持练唱黄梅戏，最终获得《星光大道》月冠军，继而廉租房也批下来了。“双喜”临门，他们会因此感谢生活，感恩社会，然而，他们为改变生存境遇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更令人难忘。秦三妹能够走上“星光大道”的领奖台，却终难实现买一套属于自家房子的梦想。《家里家外》与《雨幕》可谓是具有“互文性”的两个短篇。前者写一对夫妇下海经商，丈夫嗜酒成性，还包养一个金姓女子，妻子心知肚明，却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她好面子，也怕离婚;丈夫发现金姓女子用他的钱去养小白脸，终于大彻大悟，妻子窃喜不已。后者写一对年轻夫妇不再外出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男的走村游乡叫卖水果。女的进城给孩子买尿不湿坐了一次他人的摩托，被男的误会而起冲突，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但又挂念自己的孩子，又想到丈夫平日的好，当丈夫弄清真相开车来接她时，两人误会翻篇，和好如初。
这些“日常化”的人物，就单个言，意义也许并不那么典型，但就群体言，指向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共同地揭示了底层人物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灵魂世界的震荡。愈是平凡愈是蕴藏着人生之丰富内涵，也愈能牵动读者的心弦。紫艳小说的魅力正在这里。
二、“个人化”的叙事
个人化或私人化叙事是相对于公共性叙事而言的。这种叙事在我国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文学中，还只是作为一个要素存在，而被整合在充满政治激情的公共性的话语中，被宏大的叙事所遮蔽，直到90年代“新生代”作家出现，才形成为一种文学潮流。在新世纪文学(尤其是描写“日常化”人物作品)中，它仍然是非常活跃的因素。
在我们上述论及的紫艳几篇小说中，除了二娘当年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秦三妹上《星光大道》参赛等为公共化或群体化叙事外，更多的内容为个人化叙事。姚岚在“序言”中谈到：“紫艳以其自身的真切体验，向我们读者展示了商海中一个个悲喜交加的故事。紫艳不同于其他作家，她的优势就在于，她所叙述的故事往往是自己的经历或是她熟悉的朋友所经历的，她有着强烈的感受，并把它诉诸于笔端。”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以自己或熟悉的朋友的切身经历为素材，这种以个体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为出发点的方式，成为紫艳的优势，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当紫艳以自由作家的身份描述这一切时，就表现为一种没有政治使命或者说非自我意志的写作，不仅人物的生活色块被推到了前场，而且个人化叙事也成了她作品本身拥有的艺术价值的主体。如《陪产》将镜头聚焦于医院、产房，以乔亚跟踪女儿“临产”到其孩子出世的全程描写，事无巨细地将它们记录下来，真切地表达了一个母亲陪着女儿“一同作战”的经历和感受。分娩，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为一个人的“战争”，即使在现代医学条件下，也仍属个人化乃至私人化、私密化的事，不仅男性作家写不出，就是在“新生代”女性作家中也极难见到。《陪产》却从孕妇入院开篇，以母女两人不同的“战争”观及其冲突为主线，将一个新生儿的“出世”写得有声有色，从而成为“个人化”叙事的精彩篇章。又如《花姐》，写乡下姑娘“桃花”到城里打拼创业，结婚生子，做起了全职太太。想不到在她不经意的时候，自己心爱的丈夫和自己最信任的闺蜜竟然腻歪在一起。为了捍卫婚姻和家庭，桃花还原了她的本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她的“融入社会”，也就是与几位闺蜜和女友进出按摩室、美容养生馆、私人诊所、舞厅、酒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不惜花钱，在本市、去上海、到韩国，整形、减肥、放血、做脸……“她要像花一样美丽，改变容貌改变人生”，于是，桃花成了“花姐”。整个作品以花姐的华丽转身为一以贯之的叙述内容，编织出女性与自身、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之间的网状关系。这里没有重大的社会环境叙写，也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介入，有的只是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感知、自我欲求、自我选择;这是一部处于社会政治边缘的女性的活动史，是女性认识自身而后认识人生进行自我调整的演绎史，它从根本上就是绝对的个人化叙事的女性文本。
当然，同是个人化叙事，紫艳的写作姿态和方式，是有别于“新生代”中的女性作家的。如果说，在“新生代”女性作家中，“个人化”叙事实为“私人化”写作，是以自传体的书写方式讲述女性心灵和躯体成长的故事，那么，紫艳则是在营构个人化女性经验世界中，把对于人生的感受和体验作为叙写的重要内容。“私人化写作”是一种自传或半自传性质的写作，私人空间是其唯一的写作空间和话语空间，因而新生代女性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强烈地拒绝社会群体和公共空间，她们关注和表现的是女性的私人经验，当然也包括性经验，所以，大量的关于人体器官感觉的描写和性事描写充斥于文本叙写之中。如“他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慌乱地为激情寻找出路。他的器官灵敏得像一只艺术家的手指，准确而有力地弹在女人最中心的音符上……”(陈染《时光与牢笼》)、“他进入她的身体。进入、吞没，因洗澡而有些发凉的器官进入她灼热的身体，填满了她所有的空隙，随之而来的是她的一声深长悠远且带有悲剧性的呼喊……”(林白《守望空心岁月》)类似的性事描写，无不是以自我暴露式的话语张扬着欲望充溢的人性，是真正意义的返回到个人经验和身体的写作。而在紫艳的小说中，是没有这样的身体写作的，即使偶尔写到性事，也是文本叙事的需要，以是否合乎“性爱”为尺度的。“千叶闭上眼死猪样挺在床上任由丈夫蹂躏，丈夫就是一头发情的猪、发狂的猪、癫痫的猪，他愤怒地冲刺杀戮，剑矛通用，左右开弓。此时，丈夫杀红了眼，千叶看到一头在野地里拱来拱去翻上翻下的青面獠牙的野猪。他折磨着千叶也折磨着自己，不消不停，似乎还不解气，他意犹未尽，终于筋疲力尽地泄下阵来。丈夫浑身热气腾腾，汗涔涔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息，过瘾，我还要，还要……”这段话出自《隐秘的古道》。千叶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当然也有性欲，然而，每当丈夫醉酒需要时，她却只是闭上眼死猪般挺在床上，任由丈夫这头发情、发狂的野猪拱来拱去翻上翻下。身体是属于女性的家园，为爱而性，才是性爱;至性至爱，才使人感到生活的魅力和生命之流的澎湃。可对于千叶来说，则是屈辱、痛苦、无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没有爱的性又是什么呢?尽管这是现实中的存在，但被紫艳写入小说，还是令人唏嘘，发人深思，这种个人化叙事也就有了一种张力
三、平面化的叙述
平面化是相对于典型化而言的。通过典型化，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文艺都遵循这一创作原则。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家，却颠覆了这一原则。他们亮出“真正写生活本身”的旗帜，仿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者那样“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让生活依然以其本真状态复现在小说中。90年代的新生代小说家，以平实的心态去写当下的生活和人的心理体验，同样不曾越出个人日常经验范围，都是生活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作用于他们而形成的感受和印象本身，没有“典型概括”，没有“本质揭示”，也谈不上“审美观照”，因而同新写实小说家一样，他们都被称为平面化的叙述。
在小说创作中，对作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作品的叙述方式。紫艳的小说从日常的生活切入，以底层人物的“个人生存境遇”作为艺术描写的中心，很少看到情节的大起大落，更难见到那种富有强烈动感的突变和陡转，也体味不到浓厚的戏剧性冲突的气氛，人、事、景、物都宛若从容流淌的生活之水，以最接近人们所熟悉的实际生活形态呈现出来。显然，紫艳的小说是与典型化相悖的，她不是立体化的雕塑，而是平面化的叙述。
《“琴”何以堪》是《潮汐》小说集中一篇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有钱又有闲的裴老师自从见了隔壁饭店老板的女儿，便克制不住地想念和记挂起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女人。怀抱大脸猫，杵立在三楼走廊上，“瞄”着她的出现，几乎成了裴老师每日的功课。他知道她有老公有孩子，但他还是像一个偷窥者着了魔一样，爱上了这个叫灿灿的女人，几天见不到她就心里发慌，心神不宁，无端焦虑。可笑乎?荒唐乎?作者却漫不经心地娓娓道来，既不赞扬也不嘲笑，这就是一种平面化的叙述。
平面化叙述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立体化叙述，主要就体现在对人物心理活动的透视上。在传统小说中，叙述者不但能知道人物此时在想什么，而且知道人物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作品中的人物既是立体性人物，又是透明性人物，读者不会有理解上的难度。平面化叙述则隐去了人物外在活动和心理活动之间的界限，即当人物进入心理活动状态时，叙述者只是把自己所透视到的人物心理活动直观地叙述出来，使之呈现出一种外在的现实活动。《“琴”何以堪》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能不能看到她?”这种思念每天在策动着裴老师，也折磨着裴老师。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天，裴老师看见灿灿的旗袍挂在走廊上，便在走廊里盯着灿灿来收那件旗袍，他等了好久，忽然内急去了趟厕所，等他出来一看，那件旗袍就不见了。裴老师心里的那个难受、后悔就不用说了。从此，他恨不得日夜守候在走廊里等她出现，还破天荒地邀请了两个哥儿们在灿灿家饭店吃饭，希望能见她一面。越是想见到她越是见不到她，越是见不到她就越是遏制不住地想她，这篇小说就是如此循环往复地写出了裴老师的这种心理状态，而又直接表现为他的系列外在活动，消除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从而使人物在读者眼中呈现出平面化的特征。这篇小说着力描写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很值得玩味。后来那个叫灿灿的女人已感觉到裴老师是在注意自己，甚至有过心动，但作者就是没有让他们见上面、说上话、在一起。“‘琴’何以堪”，是无奈的咏叹，也是难以释怀的情感体验。
在一定意义上说，平面化叙述具有对生活的审美还原品质。它描写生活、刻画人物，虽然同样经过作家的心灵创造，但依然按照生活的本来形态“艺术化地把现实交到人们手里”，呈现出“生活的十足的真实”，即如别林斯基评论果戈理小说所说的，“不掩饰它的丑陋”，也“把生活中一切美的、人性的东西显示出来”。紫艳用平面化的方法刻画“日常化的”人物，人物的内在美也被她发掘和表现出来。二娘爱强、爱美、爱折腾，但她心地善良，也乐于助人。“我”小时候头上长了一个碗口大的脓包，要不是二娘陪“我”母亲，抱着“我”一路奔跑到县城医院开刀，命就没了(《二娘》);秦三妹打工的饭店老板娘刀子嘴豆腐心，总是在经济上资助她，暗中帮助她(《黄梅调》);千叶的姐姐去省城批发棉纱裤到彭泽上十岭去卖，在翻越小山岭时迷了路，天黑了，危险越来越大，一对好心的采药夫妇将她救了，并送她回家(《隐秘的古道》);苏宛如夫妇将500万投进齐辉的上海“一生一世”影楼公司，不见回报，心生怨气，憋屈了好几年，齐辉自知理亏，还了本金，又致歉，相互之间也就体谅了(《上海潮汐》)……“紫艳很善良”，她以善良之心写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人物得以多层面刻画，生活得到多向度展现，平面化叙述也就获得了立体化审美观照的效果。
“日常化”的人物、“个人化”的叙事、平面化的叙述，紫艳合三维于一体，构筑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其文学性方面存在的可议之处在于，某些方言的运用未免粗俗，尚未完全摆脱生吞活剥之嫌。成熟的文学语言应当是生动性与典范性的完美融合。方言运用得当，无疑可以增加文学语言的生动性，尤其对于表现人物性格、增强作品地方色彩具有特殊作用。但方言的采用，应该把握其特点，并且经过必要的取舍和提炼，这样运用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出神入化，表现出特有的韵味。总体说来，紫艳小说的语言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对方言的规范性使用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