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波
人上了点年纪，总是爱回忆自己的过去，特别是童年。童年的一切在脑海里永远都是清晰的、无法磨灭的。如山头广播在我脑海里溜下的深刻记忆，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我的童年正值“文革”期间。那时山头广播十分闹热，从早到晚基本上没有停歇过，宣传广播的内容涵盖到方方面面。连小学生放学后也被组织起来，开展这一活动，把群山连绵的山区吵闹得沸沸扬扬。遇到逢场天，学校就要组织学生站在各条路口，一边搞山头广播，一边盘查赶集的群众是否在学习政治、学习时事，若是提的问题答不上来或背诵不出几条语录，就不准通过，那架势有点像今天设在各交通要道的收费站。据老辈子们说，开展山头广播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当时宣传党和国家的英明政策，宣传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都是靠山头广播完成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而我听到这种广播，是从1966年的秋冬开始的，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才慢慢稀少起来。1975年学习“小靳庄”，又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农村兴起了有线广播，千家万户直接可以听到从北京传下来的声音，这种山头广播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搞山头广播的道具十分简单，就是用篾条编一个长筒型的喇叭，外面敷上一层纸，用嘴巴对着话筒喊出的声音，经过空气的传播，就比直接从嗓子吼出的声音要高几倍。在搞山头广播活动中，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们一个叫景宗光，另一个叫王云孔。
景宗光住在我家的河对面，小地名叫景家扁。虽然仅一水相隔，双方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十分清楚，有什么活动，身影也看得非常明白，但自从1948年从当时的巴中县划出一个平昌县后，我们就各属一个县管辖了。景宗光身材魁梧，性格乐观，我听到他搞山头广播的时候，他正担任生产队副队长。这个人有七个子女，两个儿子都曾经参军习武。时为军属“老太爷”的他，大约不过四十开外，正当血气旺、精力强之际。也许因为他是军属，又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还担任生产队副队长，是群众公认的革命干部吧，红运当头的他搞山头广播十分积极。从1966年秋冬，他开始搞山头广播，一直坚持了八九年。每天早晨五点钟，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河对面就响起了他的声音。他广播的内容，先是学习几则毛主席语录，接着是唱几首流行的革命歌曲。当人们都从被窝里爬起来，他就要通报一下昨天的生产进度，总结有哪些成绩和问题。然后就安排当天的劳动，诸如张三去耕田、李四去挑粪、王二麻子去出公差、赵三娃子去保管室选种，他都说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如此这般的议程一结束，恰好就到了上工的时刻，此刻他就要敲一阵竹梆或木梆，宣布出工。每天早晨如此，中午的内容略有减少，晚上他照例是根据形势，搞一些宣传。八九个年头，三千多个日子，不管冬寒夏热，也不管吹风落雨，这样天天如此，从不间断，没有任何人要他这样做，他完全是自觉自愿，义务宣传，不要报酬，别人上工他照样上工。这事要是在今天，恐怕没人能够做到的。遗憾的是这么一位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的人，在1980年代初期，就被病魔夺走了宝贵的生命，年方五十多点。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每当我回老家路过河对面，看到他的坟墓，就想起黄土堆里埋着一个多么活跃的人啊，那么早就走了，实在有些可惜。加之我和他的后裔常有联系，这种心情就更为沉重。
再一个值得回味的人叫王云孔。此人与我系一个生产大队。他是二队，我是三队。相隔不过一道坡。他住的王家面坊，是过去有名的手工面作坊，后面有一道山梁，叫李家嘴，是一、二、三队的制高点。此人便利用这个有利地形，每天早晨当大家还没有上工的时候，提前约两个小时，爬上大约一千米弯弯拐拐的坡度，登上李家嘴，开始义务广播宣传。李家嘴由于地理位置高，从那里传出的声音，便响遍了群山起伏的山谷，与隔河相望的景家扁传出的声音遥相呼应。所以他与河对面的景宗光常常一唱一和，一个刚唱出一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另一个马上就接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真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而当两个人合唱的时候，那声调异常高昂，响彻山谷。就是这么两个年龄大相径庭、又是不同县域的人，常给我们增加许多令人激扬的氛围。王云孔搞山头广播的时间大约在1970年前后几年，他比景宗光要晚一些，时间亦没那么长，广播宣传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他每次宣传的内容，一般是当时“两报一刊”的社论与重要文章，再就是根据每天在生产队收集到的各种情况，写成新闻稿，总结成绩，表彰先进，鼓舞士气，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更高的热潮。当他们各自宣传不同的内容时，隔河相望的河谷里，便回响着异口他腔的语言，虽然常给人杂乱的感觉，但在寂静的山里，不失为造成热闹的氛围，起了一定的渲染。
后来王云孔离开农村参加工作了。据说是在我们大队蹲点的区委干部看这个年轻人热情高、干劲大，不怕吃苦，搞山头义务广播常年坚持，就提拔他到区公所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作，后来又转为蚕桑技术员，直到退休。王云孔退休后就到县城养老去了，我已十多年未见其人。如今要是见面提到那时搞山头广播的往事，想来他也一定会觉得蛮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