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书摘》杂志，看到顾伯冲写的一篇文章，感觉有意思。
文章是论帝王的文化修养，作者举了刘邦和项羽的例子。刘邦是没有文化的，他性格豪爽散漫，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下地劳动，所以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项羽出生在贵族家庭，是个读书人，讲究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可以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最大的不同，不是性格，而是文化。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没有文化却取得了胜利;项羽受文化熏陶而失败，怎么说都觉得不可思议，但细想，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没有文化，刘邦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头脑灵活，没有条条框框，在利益的驱动下，他可以兼容并蓄各种有用的思想和理念。而项羽因为有文化，就有廉耻之心、荣辱之感，在关键时候，这些绊住了他的手脚，他宁愿不失君子之风，拔剑自刎，也决不低三下四去苟且迎合。
所以刘邦我行我素，玩得得心应手;项羽，慷慨悲壮，死得英勇从容。
古往今来，文化是需要环境的。至今思项羽，真是可惜啊!
中庸之道
一日读史书，同学来电话：忙什么呢?答：在看书。哦?对方稍作停顿：这年头，还有人在看书吗?
当然，而且看的是中庸之道。上高中时，赶上批林批孔运动，第一次听老师讲中庸之道，觉得古人好有心思，会做人。但一直没弄明白中庸之道所强调的那个度。如今再读中庸，知道儒家提倡五德即“仁、义、礼、智、信”，教导人们做好人，要为五德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按照中庸之道，凡事无绝对，需适度而行，做好人也有度，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被别人愚弄。
秦始皇的大公子扶苏是个有为青年，遵父旨去边关修筑万里长城，之后骁勇善战，功绩显赫。秦始皇死后，赵高、李斯等人为立胡亥为太子，继承帝位，假借始皇帝遗诏，赐扶苏死。大将蒙恬力劝扶苏不要轻生，扶苏说：父皇让我死，我不能不死!旋即自杀于上郡军中。扶苏太厚道，不懂得适度。按理，他是接受儒家教育的，知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道“忠君孝悌”，但他缺乏中庸之道。孔子在答复学生宰我时说：君子可以被摧折，但不可被无辜陷害;君子可以被欺骗，但不可被愚弄。从这一点上说，儒家五德是有灵活性的，要掌握一个度，凡事不能太过，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到什么程度。违令不遵是不忠的，但唯命是从也是愚蠢的，而愚蠢恰恰是儒家思想最为排斥的地方。
君子之道，心中有度，不同人有不同的悟性和理解。
英雄年代
有一年五四青年节，我和我的同伴在西北边远的小乡村度过，那时我还是一名知青，我们住的地方叫连队。
连里特地抽出半天时间，安排了一场五四联欢会。我们二十几个知青登台诵诗，论场面、情绪和期待度，应该算是极为郑重的一次演出。也许是大家的表情太凝重，让坐在四周沧桑劳累的老乡们感到了不同。他们停止了闲聊和嬉闹，把目光专注地投向我们，各种表情，随我们抑扬顿挫的节奏，收紧和放松。
其实，老乡们并不在意那种氛围，他们的生活单调乏味，他们更喜欢新奇或带劲的东西出现。所以，许多人用慈祥、憨厚的笑容和我们交流，让我们瞬间觉得很自豪、很不寻常。
“我们朝气蓬勃，象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年轻健壮，象郁郁松柏顶天崖;
我们满腔热情，象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无瑕，象晴朗的蓝天白云彩。”
......
豪情迸发的感觉，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算新奇，因为那时崇尚理想和英雄，大环境培育了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情结，时常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所以，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这种气场，很大程度上感动了自己，尚豆蔻年华就沉醉在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当中。在当代年轻人来看，有些不可思议。
联想到历史上的战国秦汉时期，那时社会尚武，年轻男子都以骠悍健壮为美，人人想做英雄，处处充满侠气。在范文澜和李开元教授的书中，对此都有一定描述。我注意到，李开元教授用了一个词叫“英雄无耻”，听起来蛮新鲜。他说：在战国秦汉时代，由于没有独尊儒术，人人都是英雄豪杰，个个精气旺盛，时代精神非常外向。人人都想为国家、社会、朋友建功立业，追求实实在在的功利。那时候，廉耻和道德规范很少，他们并不以功利为耻，只要能够成功，就是英雄好汉，这一点非常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冒险家和探险家。
回到我们的时代，理想和英雄的内涵已有很大不同，是基于社会道德规范之内的敢为人先和英勇无畏。要说取舍的话，当时我们看重的是荣誉和理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憧憬着丰富美好的生活，这种反差，只能用年轻来诠释。
人的一生中，唯有年轻是英雄的开始，可以憧憬和梦想，可以搏，可以拼，永远保持昂扬向上的情怀，虽九死而犹未悔;即便命运让我们达到的某一点不尽人意，甚至完全超出自己的认知范围，那也无妨，“总得有人为大家守望黎明，守住那些年轻的梦，不要让世界上越来越灿烂的青春，破败得越来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