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歌回归理性。这里的理性，并不是与感性相对的理性，指的是诗歌的正道，诗歌的本来面目。显然，当前的诗歌，的确是背离了它的正道。
其实，吾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与它的精华、核心——诗歌，相伴始终的。传统的诗学理论，不可谓不丰厚、不深邃，惜乎白话文(现代汉语)与古文(古代汉语)的隔膜，那些经典的传统诗学，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不过，因了语言的缘故，传统的诗学由于追求表达的精炼，显得有些玄乎。五四时代的学人们，太致力于批判(传统)，以致忽略了许多宝贵的东西。现代的诗人，其国学底子太过浅薄，就更别谈去继承什么古典了，因此，现代诗歌，确乎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也因此造成了诗歌写作实践上的五花八门。
闻一多曾经有过“三美”之说，不过，那只是对现代格律诗的一种可贵的探索。面对形态万千的诗歌形式，这种“三美”只能作望洋兴叹。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只停留在“编辑标准”这种浅层上。反正，编辑说好，就是好;编辑说不好，就是不好。而这些编辑，甚至连“文学为何物”、“诗歌为何物”，都有些云里雾里，靠他们去推动诗歌的繁荣，岂不是痴人说梦?!
既然啃不动古董，那就转向西方吧!毫无疑问，现代诗，就是一种纯粹的舶来品。这种舶来品，与我们的民歌(民间歌谣)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既然诗歌是舶来的，那理论也只有舶来，这样才配套。这种“配套”，表面上是和谐了，但从“配套”那一天起，“水土不服”就一直存在着。你看，即便红极一时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什么时候在老百姓口里传唱过?失去了民众的基础，它的根，就永远扎不下来。
为什么“水土不服”?这是由各自的国情决定的。中国自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被奴役、被侵略的血泪史。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扬眉吐气，顽强奋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西方呢?是自由资本主义蓬勃上升，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然后，开始了血淋淋地掠夺世界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也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作家、诗人“疲惫”、“潦倒”、“迷惘”，于是，产生了一些颓废性的文学流派。而那些缺少民族自信的人们，却一味地模仿西方、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你说，这样的“模仿”和“照搬”，能够植根于我们的民族土壤么?显然，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革命，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成的，但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也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革命照样不能成功。
让诗歌回归理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诗歌，必须有自己民族的诗学，然后，是在这种民族诗学指导下的诗歌实践。本来，实践先于理论，但实践和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我们缺少自己的审美诗学，而让一些丑类诗歌大行其道。从梨花体，到乌青体，到废话体，到余秀华，可以说，余秀华是搭上了审丑诗歌的末班车。后来的贾浅浅，干脆被国人的唾沫星子淹了一个透彻。
余秀华的诗，有几首，还是堪读的。不过，到底有些浅陋。初读，有一种新鲜感，读过几遍之后，就索然无味了。她的语言，太过个人化。我所说的“个人化”，不是“个性化”。“个性化”的语言，是一个作家、诗人成熟的标志，而余秀华“个人化”的语言，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精华继承上的不足。也就是说，她没有经过严格(或严酷)的语言训练。什么叫严格的语言训练?像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像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现代诗歌，虽然不必像古典诗那样讲究格律，但语言法则，语言规范，还是必须讲究的。也就是说，她在语言规范上，还是比较欠缺的。贾浅浅呢?纯粹一个娱乐圈中的“凤姐”，青面獠牙，却在那里卖弄风骚。靠几句脏话就想登堂入室，岂不是痴心妄想?
现在，跳街舞的大妈，每天受了音乐的熏陶，都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你吐两口口水，就想贴上艺术的标签，把它叫做“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让诗歌回归理性，这就要求诗人们在诗歌上，遵循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成功的诗人，是不经过艰苦探索的。杜甫之所以“下笔如有神”，那是费了“破”万卷的精神的。郁达夫在写小说之前，读了一千多部欧洲小说。我常常责备自己，腹内空空，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巴尔扎克，用了整整十年的功夫，为自己的创作做准备。后者虽然谈的是小说家，但原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一些所谓诗人们，究竟有多少文化底蕴?你把他的文章一读，就知道他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艺术(修养)。在读书这一点上，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前人的经验，你不学习，那就得从零开始，穷其一生，能达到多少高度?充其量，能爬上一个土疙瘩。“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既是衡量自己，也是衡量他人的一条标准。
让诗歌回归理性，意味着摆正自己和时代的关系。“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这并不是说，李杜诗篇，流传到赵翼的时候，就不流传了。不是这样。诗人要呼唤的是，一个时代，必须有一个时代的诗人。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诗篇，不能读来读去，还是只有李杜的诗歌，能够解渴。诗人这既是呼唤，同时，也是对他所处的时代之诗坛的一种批评。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我们当前的诗坛。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哪怕像荷马，像巴尔扎克，充其量只能做时代的书记员(记录者)，可是，那个北岛，却说“我坐在我的命运中，点亮孤独的国家”(北岛《进程》)请问，“哪个国家”，是你“点亮”的?这人有点口无遮拦，惜乎那些犬儒们，却对他推崇备至。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并不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历史上的汉唐，何其繁荣昌盛，同样，产生了“汉赋”、“唐诗”这样的文学高峰。今天的诗人们，为什么不可以为这伟大的时代，留下她的声音、足迹和身影呢?这既是时代的使命，同时，也是诗家们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