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梅岱先生文，毛泽东论我国现代诗歌，曾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新诗成绩“不能低估”。同时对新诗表示不满，不止一次跟人讲，“我不读新诗”，并诙谐地说，“除非给我一百大洋”。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诗太散漫，不成形，不易读，不易记，不引人注意。他提倡诗歌改革，要“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将来我看是古典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与统一”。毛泽东对旧体诗不能为广大民众服务也是有意见的。因此他主张新旧体诗都要改革，在改革中发展，要产生“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致陈毅》)。但是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
笔者认为，新诗是个集合名词，它包含了自由体、格律体、准格律体(半格律体)等。新诗经常代表了新诗各体派，成为现代中国诗歌的主体，自由诗(派)又是这主体的主体，使许多人误认为新诗就是自由诗。笼统地说新诗散漫不成形等是新诗的失误是可以的;若说得具体些，那是新诗自由体(派)的失误。毛泽东所说新诗要改革，主要是针对新诗的自由体。
改革后产生的“新体诗歌”模样该是怎样的呢?
梅文转述，毛泽东说诗不外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对照这三条，联系到毛泽东又提出过格律诗(旧诗)和新诗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可知这“新体诗歌”当然不属旧体诗，也不大像新诗的自由体;因为现行自由体总体上违犯“诗三条”。笔者鄙见，这“新体诗歌”可能多是准格律体(或称半格律体)。准格律体，吸收了旧体诗词以及民歌某些形式和格律因素，有格律但比较宽松，不讲平仄，平仄韵通押。具体形式不止一种。它有基本整齐式、有规律可寻的参差式，或整齐与参差的混合式;同所有诗歌一样，要讲修辞方式，常用比喻、拟人、排比、对应、复沓等;它要求精炼，有诗境诗味，并有时代气息。
这种准格律体的新体诗歌，实际早出现了，只是在自由体的大浪潮中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没有被另称一体或一派，杂处在自由诗之中。郭沫若早期是自由体的名家，但一般人不知他同时是准格律体的开山人。1920年前后，他写了好些中短篇诗，每篇多分节，各节等行(常一节四行)，每节大体整齐，多半隔行押韵，一韵到底或每节换韵，显然不是自由体，又不像严格的格律体，如《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太阳礼赞》《霁月》《春莺曲》等。试看他1921年10月所作的《天上的市街》，全诗四节，为省篇幅录前二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徐志摩1928年所写的名作《再别康桥》，也是这样分节换韵：(全诗七节，录第一、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现代自由诗的大家艾青，所写并非全是不押韵的自由体，如1956年发表的佳作《给乌兰诺娃——看芭蕾舞〈小夜曲〉后作》，精短，融合了整齐和参差之美，押大致相同的韵(en、eng通押)：
像云一样柔软，
像风一样轻，
比日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太空里游行;
不是天上的仙女，
却是人间的女神，
比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
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准格律体的样式和风格可以多样。如贺敬之1956年所写《回延安]》，每两行相互押韵，是陕北民歌风，从体式上看仍属准格律体。全诗五部分，每一部分两句一节，如第一部分前三节云：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郭小川是写准格律体的高手。他写的短篇和中长篇，分数节，每节二行或三行、四行，多长句，有创造性。如1962年所写《甘蔗林——青纱帐》一波三折，《秋歌》大中小三种对称方式交替使用。同年定稿的《乡村大道》，全诗四节，每节段三行同韵，层层烘托。第一节前两段云：
乡村大道呵，好像一座座无始无终的长桥!
从我们的脚下，通向遥远又遥远的天地之交;
那两道长城般的高树呀，排开了绿野上的万顷波涛。
哦，乡村大道，又好像一根根金光四射的丝绦!
所有的城市、乡村、山地、平原，都叫它串成珠宝;
这一串串珠宝交错相连，便把我们的锦绣江山缔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准格律体的还有公木的《登雨花台有感》、闻捷的《苹果树下》《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梁上泉的《月亮里的声音》、阿红的《淮河啊》等。
由上可见，准格律体早已产生，颇具特色，在新诗中自成一派。准格律体形式比较整饬，有韵，可以防止和避免自由体因太随意而容易发生的疵病失误，能接地气，较好表达现代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它们大部分作品应当属于毛泽东所提倡“新体诗歌”的一部分，而且是艺术成就较高、相当耀眼的那一部分。可是，在以自由诗为主体的统治下，较长时期被忽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经过十年浩劫，又经世纪末诸“先锋诗”的竭力排斥，至今没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崇。这是我们建设新体诗歌新征途上须要弥补的缺憾。
我们改革、发展新诗，建立“新体诗歌”，是否到准格律体就算完成，可以止步了呢?不，不是。回看唐代创造并开始盛行的近体律诗绝句，分行排列，都是绝对的整齐式，长盛不衰。旧体诗中，准格律体的古风不如格律体的律诗绝句招人喜爱。现代诗歌中，新诗的准格律体也可能不如格律体更受人尊重。因此，那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里，不宜限于“一定的整齐”，应该还有“绝对的整齐”，应该有标准的格律体，还可能有别的诗体。
这个任务，是1925年后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社开始担当起来。他们不满自由诗的散文化，艺术性不强，因而大力提倡格律体，努力提高诗艺。闻一多于1926年发表《诗的格律》，坚定明确地宣传诗“要戴着脚镣跳舞”，“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他提出诗须具备的“三美”，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创立的格律体整齐式，不是简单地每行字句整齐，而是“音尺”(音步)的配合和均齐，如其名作《死水》，五节，每节九言四行，每行四个“音尺”(二字尺、三字尺位置可变，音尺总数不变)，读来铿锵悦耳，是他最满意的“音节”。这里录其第一、二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此诗用那粘滞不流动、陈腐发臭、完全丧失生命力的死水比喻现实社会，进行讽刺。构词精审，形象鲜明，寓辛辣于细腻之中，表现了诗人嫉恶如仇、渴望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战斗精神。著名诗论家谢冕评：“不仅成为新诗史上的杰作，而且成为格律体新诗的代表作”。(见《新诗鉴赏辞典》)
闻一多和新月社的同仁们，建立了格律体的整齐式，还试验了格律体参差式和其它形式，内容和语言都较鲜活。他们打下了格律体新诗的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应当受到欢迎。但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在自由诗作为诗界当然主体的客观环境中，反而受到某些批评和抑制。50年代何其芳提出现代格律诗的建议，开展讨论，因故半途而废。直到1976以后，改革开放开始，被压抑七十年的旧体诗复苏复兴，新诗格律体又才重新进入诗界视野，刘章、高昌率先试验白话格律诗。
21世纪初，在上世纪末新诗自由体越来越不景气的时候，吕进教授和骆寒超先生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呼吁诗的“二次革命”，吕进提出“诗体重建”：建立(新诗)格律体，改善自由体，增多诗体。“东方诗风”和“中国格律体新诗”网站分别聚合诗友，连续出版网刊、纸刊、图书，在新月派闻一多等人所建格律诗的的基础上，大力探索并建设新诗的格律和格律体新诗，试行万龙生倡议的新诗格律的“三分法”——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复合式，一二十年中，成绩可观。但是推行的地域不广。热切希望能在更大范围试行，听取公众意见，使格律和格律体更臻完善。如果能获得中央支持，能办一个《格律新诗》杂志，大致相当《中华诗词》《诗刊》的地位，准格律体和格律体结合成一大流派，声闻全国，这就大好。将同时促进、带动自由体(派)的改革和发展。除了有助于完成毛泽东生前期望的“新体诗歌”以外，还有可能产生别的新诗体。新诗整体必将出现喜人的新局面。
至于旧体诗词(现称中华诗词)，生气蓬勃，现在已驾新诗而上之。问题是体式格律率由旧章，不越雷池半步，虽能推陈出新，但是太困难，难以很好适应时代和群众日益增多的审美需求，摆脱不了“小”众化的格局，而且后继不是没有隐忧。所以毛泽东提出旧体诗也要改革、发展，期望建成受大众欢迎的“新体诗歌”。这是诗词界一般人所不敢想象的。笔者以为，除了“求正容变”，还要“守正求变”，向准格律体新诗靠近、借鉴。
诗体改革的重点在自由体新诗。改革不是消灭自由体，而是革除过去因过度自由随意而产生的弊端，目的是改善自由体，保持、发扬自由诗本来应有的自由活泼、朝气蓬勃，树立与格律体、准格律体新诗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种新诗风。毛泽东认为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要五十年，现在又加了六十年还不见什么动静。主要困难在新诗界思想认识跟不上，没有认真总结自由诗百年的成败利钝，没有除弊立新。本来新诗在上世纪末以来，已走上斜路和危途，艰涩、低俗，非诗化，与民族传统完全决裂，如日薄西山;可是好些“主体”人物对此视若无睹，盲目自豪自满，或不辨良莠，混淆是非，或搞宗派，致组织涣散，群众急在心里却无可奈何。
笔者希望在国家文化部的领导下，设置中国诗歌的“发改委”(改革发展委员会)，组织当今旧体诗、自由体新诗、半格律体和格律体新诗的专家和其他有关代表人物的一个精干班子，共同深入研讨，在现当代哲人论诗的基础上，确定我国诗歌各大体派的前进方向以及实施要则，定期出版会刊，接受领导和群众监督。要提供全国诗歌改革发展的重要讯息和精粹论文、精选佳作示例，以便各地互相沟通、联系，形成全国合力，解决我国诗歌征途中的的困难和阻碍，大踏步向世界诗林前进。
至于诗歌以谁谁为“主体”，笔者赞同今后不再使用这个提法，因为负面影响大。一名“主体”，就傲视一切，压制别体，影响合作和团结，难免损人又害己。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文学评论家、编辑家丁国成2007年撰文《“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说得好：
新诗作为“主体”，有罢黜“旧诗”之嫌，不合艺术发展规律。再说任何一种文学包括诗歌的形式，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局限。如新诗自由体，它也有长处，一般比较注意作品的艺术构思，讲究时空错位、意象化、陌生化等，较有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正是旧体诗词不足之处，值得借鉴。我们对诗歌体式，应取开放态度，不宜独尊一体，排斥他体。要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各种诗歌形式都是姊妹兄弟，大家共存共荣，公平竞赛，互相学习，彼此提携，共同为伟大诗国再创辉煌。”
毛泽东论新旧诗的改革发展，笔者揣想，最好也是达到这个和谐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