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父名叫杨建堤，乳名张生子，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舅父的乳名是有寓意的。外祖父外祖母大半生稀男欠女，有几个儿女中途夭折。于是，外祖父外祖母二人从此吃斋念佛，祈求神灵护佑，保儿女平安，过去的人把这种行为叫“行善”。舅父的出生，令外祖父外祖母喜出望外，舅父的舅家姓张，舅父取名张生子，意思是，这是张家人的孩子，祈求各路神灵保佑，借助张家人男女昌盛的运气，放过孩子的大灾大难，平平安安长大。
舅父姐弟三人，两个姐姐，舅父最小。外祖父外祖母对这个小宝贝，并没有特别多的溺爱和娇惯，而是从小就让他干力所能及的事。据说，外祖母叫姨姨和母亲做什么活，有时指使不动，年纪小小的舅父在一旁说，“妈妈不叫我么？如果叫我，我就去做了。”舅父从小懂事，体谅父母的辛苦。
舅父只读了两年半私塾，就辍学了。外祖父老俩口干着几十亩田地的农活，经常起早贪黑，忙得两头不见日光。舅父能干农活了，就跟着父母也早出晚归地干农活。
旧中国，在偏僻的农村，基本上没有医疗条件，无论大人小孩有了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一送“冲气”（农村流行的一种驱病巫术），再就只能凭命“打彩”了。外祖父夫妇先后的几个孩子夭折了，给外祖父老俩囗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吕家姨夫，得了重感冒，几天高烧不退，家人从很远的地方请来一个庸医。吕家姨夫是热症病，由于庸医分不清寒热，又开了两副热药，打发人去县城取来中药，熬了第一副药，姨夫服了汤药之后，狂躁不安，折腾了一场，年龄不大的姨夫病故了。从此，姨姨后半生守寡，在舅父家生活，由舅父养老送终。
由于这些不幸和变故，给年纪尚小的舅父以深深的刺激，舅父买来医书边干农活边学医。晚上看医书到深夜，白天跟父母边干农活，边背“针灸歌诀”，背“汤头”（中药方剂编成的歌诀）。为练习针刺手法，先在布枕头上萝卜块儿上扎针，以后在自己的身体上扎针，扎针要掌握补法、泻法、提按、碾针等基本技法。他下了硬功夫，要学做一个好医生，给那些因缺医少药而无助的人治病。
农业合作化以后，舅家的田地、农具、耕牛全部入了社。由于舅父诚实可靠，大队让他担任大队文书。到了“大跃进”时期，形势特别紧，舅父也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怕得罪人，辞职不干文书了。尽管大队干部一再挽留，但舅父坚决不干了，回生产队劳动。
到那时，舅父已经能给人治病了。当时，患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很少，大多都是腰腿疼、胃疼、感冒等。俗话说：“无论谁，进了药王爷的门，都要赐三年福的”。果然，舅父给人治病，手气也特别好，无论是给患者针灸，还是给病人开中药处方，凡是经舅父一治，大多病人会明显好转。尤其遇到患急性肠胃病的人，舅父扎针，立马就能缓解。但这都是舅父在劳动之余给人治病，舅父的医术，在这偏僻的农村，已经小有名气了。
一九六二年，古城公社开始筹办卫生所，舅父和同村的戴冠仁（戴大夫也是自学成才的医生）被聘为卫生所医生，在古城北河滩的小学隔壁的两间土木结构的瓦房里，办里起了古城公社卫生所，结束了本地无医疗机构的历史。
当时，舅父还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随着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一切步入正轨。对全县这种临时工身份的医生进行全面考试，舅父和戴大夫都考试合格，而且舅父的“中医理论题”得了高分。舅父和戴大夫录用为“集体劳合工”，获得《职业医师证》。工资待遇和正式医生一样，也有退休待遇，考试不合格的临时工医生全部予以精简。
七十年代初，古城公社要筹办卫生院，将卫生所从北河滩迁往河南岸的平川地。县上也给古城公社分配来了公配医生。由于舅父诚实可靠，院长叫他搞新医院的基建，舅父更忙碌了。他从西安、平凉、兰州等地购买设备、进药，一直奔波到医院建成，正式投入使用。
医院职工十几个人，但工作量最大的还是舅父和戴大夫两个人。其他人，取药的、坐门诊的，轮流值班，唯有他们两人，既要管防医，也要跑出诊。出诊是公社卫生院的主要服务职能，全公社的沟沟岔岔，他们两个人跑了春秋跑冬夏，一年四季没有歇息的时间。舅父肩上的红“十”字药箱，不知报废了多少个。
那时交通条件极差，跑出诊，舅父就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颠簸簸，走进那些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的家门，给他们治病。有些特别穷困的人家，针灸、拔罐，治了病，几角钱的药费付不起，舅父还是放下该服的药，用自已的钱垫上药费。为此，长年累月，他结识了很多穷朋友。很多人，遇见我，总是说：“你舅舅是个大小人能看得见的人，是一个难得的好人，现在，像你舅舅那样善良的人，不多了”。
外祖母逝世，祭奠那天，前来吊唁的人，除了庄族亲戚之外，来了很多舅父曾经接济过的穷朋友。
舅父是个孝子，外祖父患老病卧床时，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舅父知道外祖父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母亲，姨姨就生活在舅父家，唯有我的母亲生活过得艰难。外祖父临终的那几天，舅父给母亲扯来新布，买来新棉花，母亲和姨姨二人在外祖父病床边给母亲缝了一套新棉衣。父亲给我说：“你舅舅给你妈买布缝新衣服，是给你舅爷最后一次行孝了。”父亲说完，长叹了一声。我听了父亲的话，心里难过，泪眼婆娑了。
有一次，我们吃过晚饭，天已经很黑了，舅父满头大汗，自行车上捆着一大卷硝化了的黑山羊皮。母亲用这带绒毛的山羊皮，缝制了一个铺满大炕的羊皮褥子，冬天没柴烧炕，铺上它，使我们少受了冻。
在那饥馑年月，舅父时时接济我们。我家无论谁病了，舅父在我家出出进进，直至把病治好。舅父是医生，我们家从没有因为治病而费过任何周折。直至后来，我的孩子患头痛感冒，舅父也天天跑我家，孩子病治好了，就不来了。
亲情是自然溶入血脉的，这几年，大哥二哥先后故去，我唯一牵挂的人就是年迈的舅父。我每次回老家探望他，临走时，他总是不听劝阻，艰难地下炕，拄着拐杖送我上车了，目送我的离去。两个侄子也乖，我在外地，他们俩替他们的父亲和我，常常去探望他舅爷。
舅父也时时关注我的成长。我参加工作以后，尤其是我担任学校负责人以后，他也时时叮嘱我，不要“缺大眼小”。意思是不能无故占公家的便宜，在人际关系上，多看别人的长处，不能给人使心眼。舅父的教诲，我永远铭记在心。
舅父当了一辈子医生，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练书法。他八十九岁的高龄了，还在炕上放一个小炕桌，有了精神就练书法。我每次去，就给我一幅他写的《百字铭》，他已经给了我内容和形式相同的好几幅了。
舅父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随了外祖父外祖母的善良秉性，同情贫苦，施惠于人。他的善行，也给他积来福报。他的一生，顺风顺水，没有遭遇过任何磨难与挫折。儿子、儿媳、女儿都特别孝敬。现在近九十岁了，思维敏捷，生活能自理，见人总是说：“现在是盛世，我在享福，一辈子知足了！” 2023.7.28于银川
舅父姐弟三人，两个姐姐，舅父最小。外祖父外祖母对这个小宝贝，并没有特别多的溺爱和娇惯，而是从小就让他干力所能及的事。据说，外祖母叫姨姨和母亲做什么活，有时指使不动，年纪小小的舅父在一旁说，“妈妈不叫我么？如果叫我，我就去做了。”舅父从小懂事，体谅父母的辛苦。
舅父只读了两年半私塾，就辍学了。外祖父老俩口干着几十亩田地的农活，经常起早贪黑，忙得两头不见日光。舅父能干农活了，就跟着父母也早出晚归地干农活。
旧中国，在偏僻的农村，基本上没有医疗条件，无论大人小孩有了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一送“冲气”（农村流行的一种驱病巫术），再就只能凭命“打彩”了。外祖父夫妇先后的几个孩子夭折了，给外祖父老俩囗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吕家姨夫，得了重感冒，几天高烧不退，家人从很远的地方请来一个庸医。吕家姨夫是热症病，由于庸医分不清寒热，又开了两副热药，打发人去县城取来中药，熬了第一副药，姨夫服了汤药之后，狂躁不安，折腾了一场，年龄不大的姨夫病故了。从此，姨姨后半生守寡，在舅父家生活，由舅父养老送终。
由于这些不幸和变故，给年纪尚小的舅父以深深的刺激，舅父买来医书边干农活边学医。晚上看医书到深夜，白天跟父母边干农活，边背“针灸歌诀”，背“汤头”（中药方剂编成的歌诀）。为练习针刺手法，先在布枕头上萝卜块儿上扎针，以后在自己的身体上扎针，扎针要掌握补法、泻法、提按、碾针等基本技法。他下了硬功夫，要学做一个好医生，给那些因缺医少药而无助的人治病。
农业合作化以后，舅家的田地、农具、耕牛全部入了社。由于舅父诚实可靠，大队让他担任大队文书。到了“大跃进”时期，形势特别紧，舅父也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怕得罪人，辞职不干文书了。尽管大队干部一再挽留，但舅父坚决不干了，回生产队劳动。
到那时，舅父已经能给人治病了。当时，患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很少，大多都是腰腿疼、胃疼、感冒等。俗话说：“无论谁，进了药王爷的门，都要赐三年福的”。果然，舅父给人治病，手气也特别好，无论是给患者针灸，还是给病人开中药处方，凡是经舅父一治，大多病人会明显好转。尤其遇到患急性肠胃病的人，舅父扎针，立马就能缓解。但这都是舅父在劳动之余给人治病，舅父的医术，在这偏僻的农村，已经小有名气了。
一九六二年，古城公社开始筹办卫生所，舅父和同村的戴冠仁（戴大夫也是自学成才的医生）被聘为卫生所医生，在古城北河滩的小学隔壁的两间土木结构的瓦房里，办里起了古城公社卫生所，结束了本地无医疗机构的历史。
当时，舅父还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随着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一切步入正轨。对全县这种临时工身份的医生进行全面考试，舅父和戴大夫都考试合格，而且舅父的“中医理论题”得了高分。舅父和戴大夫录用为“集体劳合工”，获得《职业医师证》。工资待遇和正式医生一样，也有退休待遇，考试不合格的临时工医生全部予以精简。
七十年代初，古城公社要筹办卫生院，将卫生所从北河滩迁往河南岸的平川地。县上也给古城公社分配来了公配医生。由于舅父诚实可靠，院长叫他搞新医院的基建，舅父更忙碌了。他从西安、平凉、兰州等地购买设备、进药，一直奔波到医院建成，正式投入使用。
医院职工十几个人，但工作量最大的还是舅父和戴大夫两个人。其他人，取药的、坐门诊的，轮流值班，唯有他们两人，既要管防医，也要跑出诊。出诊是公社卫生院的主要服务职能，全公社的沟沟岔岔，他们两个人跑了春秋跑冬夏，一年四季没有歇息的时间。舅父肩上的红“十”字药箱，不知报废了多少个。
那时交通条件极差，跑出诊，舅父就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颠簸簸，走进那些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的家门，给他们治病。有些特别穷困的人家，针灸、拔罐，治了病，几角钱的药费付不起，舅父还是放下该服的药，用自已的钱垫上药费。为此，长年累月，他结识了很多穷朋友。很多人，遇见我，总是说：“你舅舅是个大小人能看得见的人，是一个难得的好人，现在，像你舅舅那样善良的人，不多了”。
外祖母逝世，祭奠那天，前来吊唁的人，除了庄族亲戚之外，来了很多舅父曾经接济过的穷朋友。
舅父是个孝子，外祖父患老病卧床时，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舅父知道外祖父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母亲，姨姨就生活在舅父家，唯有我的母亲生活过得艰难。外祖父临终的那几天，舅父给母亲扯来新布，买来新棉花，母亲和姨姨二人在外祖父病床边给母亲缝了一套新棉衣。父亲给我说：“你舅舅给你妈买布缝新衣服，是给你舅爷最后一次行孝了。”父亲说完，长叹了一声。我听了父亲的话，心里难过，泪眼婆娑了。
有一次，我们吃过晚饭，天已经很黑了，舅父满头大汗，自行车上捆着一大卷硝化了的黑山羊皮。母亲用这带绒毛的山羊皮，缝制了一个铺满大炕的羊皮褥子，冬天没柴烧炕，铺上它，使我们少受了冻。
在那饥馑年月，舅父时时接济我们。我家无论谁病了，舅父在我家出出进进，直至把病治好。舅父是医生，我们家从没有因为治病而费过任何周折。直至后来，我的孩子患头痛感冒，舅父也天天跑我家，孩子病治好了，就不来了。
亲情是自然溶入血脉的，这几年，大哥二哥先后故去，我唯一牵挂的人就是年迈的舅父。我每次回老家探望他，临走时，他总是不听劝阻，艰难地下炕，拄着拐杖送我上车了，目送我的离去。两个侄子也乖，我在外地，他们俩替他们的父亲和我，常常去探望他舅爷。
舅父也时时关注我的成长。我参加工作以后，尤其是我担任学校负责人以后，他也时时叮嘱我，不要“缺大眼小”。意思是不能无故占公家的便宜，在人际关系上，多看别人的长处，不能给人使心眼。舅父的教诲，我永远铭记在心。
舅父当了一辈子医生，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练书法。他八十九岁的高龄了，还在炕上放一个小炕桌，有了精神就练书法。我每次去，就给我一幅他写的《百字铭》，他已经给了我内容和形式相同的好几幅了。
舅父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随了外祖父外祖母的善良秉性，同情贫苦，施惠于人。他的善行，也给他积来福报。他的一生，顺风顺水，没有遭遇过任何磨难与挫折。儿子、儿媳、女儿都特别孝敬。现在近九十岁了，思维敏捷，生活能自理，见人总是说：“现在是盛世，我在享福，一辈子知足了！” 2023.7.28于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