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红色浪漫》的一点启示谈起
6月26日，同唱一台戏“越商之夜”北京越剧大舞台在长安大戏院首场演出了浙江越剧团由真人真事而创作的现代越剧《红色浪漫》。作为一部越剧领域里新的作品，在当今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中，一扫舞台上才子佳人的老题材而重现有关革命的题材，立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与原有的革命现代戏相比，此剧着力刻画表现了革命者的感情、爱情，应该算是一种突破。革命者不光有同志感情有革命友谊，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有与异性之间的爱情，这已经成为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重要方面。
然而，在我看此剧的编创于思想理念上更有一种特别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已经超越了此剧所表现的一般意义。这种思想理念的突破不是别的，就是将革命者的理想寻找到一种与以往认识不同的基础。
《红》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出身于有钱人的富家子弟，但却是一位不惧严刑拷打不睬威胁利诱的坚定革命者。在过去的革命戏剧中，出身于富家必然不是好东西，不是卖国投敌的“刁德一”，就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奸细“温其久”。并且，正面人物的出身不是正牌的工人就是根正苗红的三代贫农。革命不革命的界限很简单，就是看家庭出身。这个认识上的误区一误就是半个多世纪，到“文革”期间登峰造极，连知识分子都成了应该专政的“臭老九”，可谓荒唐之极。那么，真正有理想有理性的革命者是从哪里来的?应该明确指出，是从觉悟的知识分子中来。社会真实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出身于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的家庭的。且不说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出身于殷实的富裕家庭，他们亲自指导了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培养了国际共运早期的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工人领袖。就是我国第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也都是出身于优裕人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正牌工人的总书记项忠发却是一个变节分子。当然，在革命的曲折历程中，也有一些个人因素决定某个人的行为，但是就革命者群体发源的角度观察，知识和眼界决定了人的觉悟和理想，最终产生出理想的力量。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革命的知识分子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是考虑的社会、国家、天下，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士大夫“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个人抱负，将视角投向社会投向劳苦大众，从而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升华。在当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广东海陆丰暴动的著名共产党人彭湃就是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他领导贫苦农民分光自己家的土地和财产举行起义，向腐朽的旧政权宣战，引起当时全社会的震惊。象这样的革命者是不可能用什么“糖衣炮弹”所征服的，因为不可能想象敌人抬上一斗大洋来劝降：只要你投降，你就可以富贵。在这样的革命者眼里，金钱、富贵一类真的是有如粪土，而丰厚的物质利益对于某些出身贫寒的意志薄弱者就很难说了。从参入革命的动机上，真正革命者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在理想或者是梦想上有着质的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那陈胜吴广的革命性就不可称道了?当然不是。陈胜吴广起义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各个朝代的农民起义无不以陈胜吴广为楷模。但是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最本质的特征都是“官逼民反”，即当时的社会状态使得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不造反不能生存，而造反者的终极目的并非为了社会进步，而是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苟富贵，毋相忘”而已。纵观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起义，不是被剿灭，就是被利用被收买，或是彻底变质，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我们不能说贫困阶级没有理想或梦想，但是他们的理想或梦想常常只局限于改变自身的生活条件，充其量也不过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想过一把皇帝瘾。所以，在历史上“梁山好汉”们被招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再不用艰苦劳作不用出生入死就改变了生存环境，何乐而不为?至于朱元璋辈由贫困者变为压迫者更是具有典型意义。
对现实宏观清醒的认识是崇高理想的基础，而这种认识恰恰需要一定物质条件所提供的知识作催生剂。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所以共产党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这种唤起不是煽动而是使其觉悟。在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一批知识分子努力下，新的理想深入人心，从而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培养出一大批坚定的革命者，为建立一个新中国开创了局面。《红色浪漫》的剧情不经意地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其中最精彩的片断就是主人公刘国志抒情的唱段《我有一个梦想》与叛徒李文祥为自己生存辩护对白的鲜明对比，在革命者理想的光辉中，表现出了那种具有政治意义而不是儿女情长的“红色浪漫”。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艰苦的思想探索中求得理想的实现，是崇高的升华;对于生活贫困的人们来说，由觉悟到追求理想则更是人生的飞跃!将这种具有理想光彩的革命种子放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广袤土壤，现实生活中开出了无数令人惊叹的鲜艳花朵。从这个意义出发，不正展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红色浪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