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快要召开了，这段时期，千千万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光辉业绩不断被媒体报道，有点眼花瞭乱，是啊，在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历史进程中，不乏英雄壮歌，而大多数党员同志，应该都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过着普通一兵的生活，他们虽是一颗小小螺丝钉，但同样地在闪耀着光和热。普通老百姓正是在和“螺丝钉”们的接触中，润物细无声地体会到了党之所以战无不胜的真理。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人，我的大学同窗“刘大哥”。
1960年9月，我考入上海师院数学系，记得开学那天，因家离校很远，到得学校大门口，已近中午时分，正对着校牌凝视，忽听耳边传来问询：“是新同学吗?”看我大包小包风尘仆仆的样子，不等我回应，立马说：“哦，一定是远郊来的新同学!”他快人快语，自我介绍自己也是新同学，不过昨天就先到了，为的是做好“迎新志愿者”。我在他带领下，顺利办好一切入学手续，前往宿舍。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居然和我不但同系同班，还是同一宿舍!这一来，他也就不让其它志愿者帮忙，非要親自带我了。校园很大，校门离宿舍不近。一上路，他硬是把我两件大行李(被子与小板箱)抢过去提了，让我只背个小挎包，说是“你远道而来，调好几部车，一路够辛苦了”，我只得跟在他比我高一头的高大身躯后面，顺着鹅卵石道快步向前。旅途劳顿已然无存，只感到新学校是那样亲切有吸引力……到得宿舍，他也没跟我多聊，只是简单地自我介绍姓名叫“刘民康”，并向南指了指，说食堂就在那，让我整理好床铺后就去午餐，他呢还要赶去校门口迎接其它新同学。
开学后的一周，基本上是在同学和老师，同学之间相互认识中过去。刘民康自然成了我最早认识的同学，经直接和间接了解，才知他是从纺织厂来的调干生(数量很少，我们班分到一名)，中共党员，已经28岁了，比我们普通高招生几乎大了靠十岁，无论从岁数资历还是模样，他都应是大哥。所以，从一开始，我们都喜欢称他“刘大哥”。
刘大哥尽管年令比我们大了一截，却和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很“轧得和”，说起话来从不拖泥带水，搞课余活动特别热心。他仗着身高马大，羽毛球打得出色，几下扣球就把对手压住了。当年十月，学校要开秋季运动会，班上体育委员让大家报名，动员了好几遍，应者寥寥，想不到刘大哥举了手，说“我报1500米”。我对竞技体育是外行，但我知道中长跑是苦差事，且平时也没看到刘大哥到操场上跑过步。我把想法告诉了他，他却坦然说：“学校搞运动会，是促进练身健体的好事，我们不能只当看客啊!”以后有个把星期，下午上完课，我就常常看到他一身汗衫短裤，在操场上不紧不慢地练跑，宿舍床头，还多了几本刚借的径赛读物。比赛下来，他居然得了个单项二等奖，把体育委员高兴死了，直夸“咱刘大哥为斑争了光!”全班同学都为他高兴，他却说：“这次我也是临时抱佛脚，下次运动会，我要多报几项，你们也不要太客气，我们班要争集体第一名!”
发生在刘大哥身上的高兴事不多，不高兴事却很多。每次考试下来，他成绩都不理想，有时会闷上几天。是啊，他中师的底子，高中数学很多内容都没学，怎能衔接得上?班长了解情况后，找我谈话，说要让我在学习上帮帮刘大哥。我呢，在数学专业上不很拔尖出跳，但也算优秀，加上和刘大哥还是舍友，他为人也直爽，且做过了我一回新生带路人。这么一想，也就立即应承下来。我和刘大哥商量，他三角知识就只有初中学的“锐角三角比”，完全不适应高等数学，因此就从“任意角三角函数”补起，每周日补一次(那时只有单休日)，平时零敲碎打，有问题当场解决。刘大哥对学习一是决心大，二是毅力足。他对我说：“打起仗来，我们党员要冲在最前线。现在组织上培养我，我不能当逃兵。学习好比打仗，一个个题目就是敌人碉堡，我一定要设法攻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星期天不回家了(市区学生一般礼拜天都回家);每天熄灯后还要钻在蚊帐中默背三角公式，有时竟成了梦话;听老师大课时，坐得更靠前了。但有一点，他绝对不做，那就是抄我的作业。因有好几次，把时间化在了补习老课上，新课作业来不及做，我出于应急，要他照抄我做好的作业去应付课代表。可他坚决婉拒了，并主动向课代表说明迟交原因，待独立补做完后，自己专程送呈习题课老师批阅，并作检讨。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得二年级时，刘大哥的数学基础课成绩已基本追平班级平均分，专业课也没开过红灯，他的性格也变得更开朗活泼了。我也当然为他高兴，更为自己高兴，因为在帮助他过程中，似乎从他身上学到了比数学更宝贵的一些东西。我在政治上也从此积极追求进步，在刘大哥启发引导下，我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并经几年考察，在大四时由一姓潘的学友介绍正式加入了共青团。
我们这届大学生，在读四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分担国家粮食困难，由市高教局牵头，在崇明岛西北角搞起了围垦，名曰高教农场。从60年冬季起，各高校非毕业班师生每学期都要去参加至少两周的运土筑坝围垦劳动。系里决定，各班的劳动委员们要先行一周，去筹备粮菜铺草，搭建列宁式三角棚等后勤工作，然后再去迎接大部队的到来。刘大哥知道这一情况后，找了系总支书记，也要求加入“先遣队”。据说起初书记考虑到他原本学习困难，不能缺课太多，没有同意。但刘大哥说：“我是班里的劳动委员，也是班里唯一一名党员，这种时侯不冲在前，还做什么党员?缺的课嘛，能补好!”书记被他感动，终于勉强同意。
接大部队那天，我们先遣人员每人手拉一辆拖车，步行30多里不通汽车的农村泥土路，中午前就早早地候在一个叫草棚镇的地方，可迟迟等不到大部队的到来。那时，通讯不便，穷尽一切办法之下，方知因早间风大，渡轮误了班，估计到终点南门港，已是晚上十点钟，再从港口乘大巴到草棚镇，快午夜了。将近十二点，才见大部队车一辆辆过来，师生下车后都要求把随身大件行李放在我们的拖车上，再空身步行前往围垦点。我们班30多位同学加两位助教老师，每辆车放十来个背包加杂物，两辆车都放得满满当当的，正欲起步赶路，忽班长告，女助教因晕船，呕吐了几次，身子虚得很，走不动了，正蹲在地上啜泣，问我和刘大哥怎么办?我一时傻了眼，刘大哥想了想，说：“这样吧，你让老师过来，我来拖她。”一面说，一面把他拖车上的行李重新调整堆放，再用绳子加固，空出能坐一个人的位置。我们一齐把女老师扶上拖车，激动得她泣不成声地说“谢…谢…大家!”就这样，刘大哥也不要其它同学帮忙，硬是一人把满满一车行李和女老师拉到了目的地。我是农村出身，劳动锻练多，身体素质好，但当天一去一来，饥肠饿肚地折腾下来，只想倒头就睡。反观刘大哥，虽是城市出身，拉的拖车比我重，中途也不过胡乱吃了点干粮，却不见有垮下来的样子。他这个棚钻钻，那个棚和人聊上几句，哪里一叫就到哪里，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掌声欢呼声不断，他魔法般地把简陋的三角棚变成了温馨的故乡!他真正做到了之前和我说过的“先遣队就是要为后来同学服务好，要让他们吃饱睡足休息好，精神抖擞上战场!”
由此开始，我们班每学期每次都出色完成了围垦任务，获得了系党总支多次表扬。
四年大学生活转眼过去了，班会上，同学们一个个表示服从统一分配，刘大哥在发言中则特别表示愿意到边疆去“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以报效党和人民的培养”。因分配决定时间上有先后，所以当我们大部分同学已到各区县报到时，还不知刘大哥落实在何方，碍于纪律规定，也不便多问。虽有家庭通信地址，但离校后一时忙于应付新生活新工作，谁也无心写信叙旧。大约个把月后，我才在搞“社教运动”的金山县由同届不同班的同学那里，听传闻刘大哥被分在市教育局职教科，也没去证实，再过一年，即文革前一年，又听到传闻，刘大哥到黑龙江支边去了。我也没有去证实，但我内心坚定地想，这肯定是真的。可惜，以后无从联系，也再无传闻，只是，他高大可亲的形象有时会梦见……
我的大学四年同窗，曾在我身边的共产党员刘大哥，您现在哪里?一切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