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碗始终与世界安宁相关联，也与一个国家的粮食储备相关联。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了一份报告，在俄乌冲突以及疫情的冲击下，2023年，英国预计将成为七国集团(G7)中增长最慢的经济体。俄乌冲突仍在继续，疫情这个幽灵还在世界上游荡，可是英国们的经济又增长乏力，粮食短缺与飞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已经使数百万英国人陷入到了更深的经济困境中，初步估计并不只是英国一家“米店”无米。西方人的繁荣是一种虚假现象，是一种由金融资本抬起来的繁华。越有钱的人越能享受繁荣带来的红利，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以及无家可归者来说，只能靠食品银行发放的食品来勉强维持生存。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肯定会会成为美西方人抹黑中国的话题。
也许，人们早经忘了2008年的那场世界性的粮食危机。自2005年12月开始至于2008年的全球气候异常，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粮食歉收。按照世界粮食专家当年的测算，估计全球将有近1000万左右人的粮食缺口。全世界总共就60亿人，却产生了1000万人的粮食供应缺口;结果国际小麦的价格从300涨到1330(单位：蒲式耳/美分)涨幅3.4倍，国际玉米价格从185涨到758，涨了3.2倍。而同期，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只上涨了0.7倍，远远小于国际涨幅。那场危机里，中国充足的粮食储备，打了一场漂亮的攻防战，让大量涌入中国境内的投机炒作资本铩羽而归。
世界所有的战争与灾祸，首先会影响到物资领域的流通，必然会产生难民潮与饥民，食不果腹就成为了永远都不能回避的话题。对于许多不愿意存粮的城市居民来讲，家无隔夜粮是常态;如果米店无米可卖，所有人都只能喝西北风。所以，粮食储备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国的粮食储备，就关乎民众的饭碗端得是否牢固。国家储备粮食的目的就是防备发生社会动荡：其一，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欠收;其二，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恐慌造成粮食的抢购;其三，无法回避的战争带来的粮食紧张。因此，储备粮就可以在碰到大灾大难时用来赈灾、稳市。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储备粮的具体数量并未公开，不过根据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显示，2018年中国的粮仓总容量已经达到了9.1亿吨，如果满仓，14亿人均可拥有560公斤左右粮食。
据文献记载，我国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曾经受住了1991年淮河流域大水灾，经受住了1993年开始蔓延的通货膨胀，以及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的检测。还度过了如2003年非典，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等等非常时期。因为粮源充足，常抓不懈，中国在多次世界粮食危机面前依然保持着粮价的总体平稳，确保了民众的饭碗安全。真正做到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次次化险为夷。中国人的粮食储备意识由来已久，早在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当时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就提出建设“常平仓”制度。其操作过程就是“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贾而粜”。一“籴”一“粜”两个字，顾名思义：入米曰籴，就是购入粮食;出米曰粜，就是卖出粮食。翻译成现代语就是市场上粮食过多，粮价过低时由国家出面以较高价格大量买入，保证不让农民亏本引起减产，打击粮商囤粮，这些余粮进入常平仓。在荒年粮价过高时，国家就拿出常平仓储存的粮食以低于市场价出售，打击奸商保护百姓。这个思路，其实就是经济学里基本的供求关系原理。 这一制度使得国家粮食战略储备与市场粮价的平抑同步进行，同时避免“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其过程有保护农业生产积极性作用，也间接地建立起相当数量的国家粮食储备，联带着把粮食的安全生产，粮食的供给平衡以及粮食的消费差异这三个问题一同解决了。“常平仓”制度，是中国古代人智慧的结晶。
现代中国的战略性粮食储备，起源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深挖洞，不称霸。”，他针对当时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提出中国必须要保证基本口粮的自给自足;除了扩大农业生产，还必须优化国家粮食储备，鼓励地方政府储粮备荒。当时的粮食尚处于自给不足的状态，但即使勒紧裤带，也要做好战略储备。从一天省一口，一年省几斗里存储，从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里存储。鼓励部队种粮开荒，种菜养猪，减少财政负担，留钱买粮食充实国家储备。在那些特殊年代，中国政府为了老百姓的饭碗，能想的办法都行了，能做的工作都做了，目的就是维持生活的最基本水平。为了减轻城镇常住人口的粮食压力，动员机关单位人员下基层，下农场农村，到后来作出依然让许多现代人诟病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都与粮食问题相关联。那是国家粮食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养不活那么多人的无奈。我有一位在团中央工作长辈，在国家粮食最困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了攀钢，几十年后又转调到上海宝钢;闲暇时常聊于往事，感叹自己现在的思想境界还不如当年那般的意志坚定。能放弃机关工作，愿意到基础去锻炼的人们需要有一定的勇气与毅力，而且还是自己报名，可见粮食的窘迫是一个原因，有做主人翁的精神品质也很关键。
全球化的今天，粮食与能源以及金融这三大领域，一直被资本国际视为可操作的战略武器，具有高度风险与不可控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粮食既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是保障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做好粮食储备，除了能为粮食供给做后盾;还是政府平抑市场粮价的杠杆;在某些关键时期，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粮食投放市场，用以控制住粮食价格的不规则攀升。
目前中国的储备粮中大约百分之七十属于稻谷、小麦等原粮，此外还有大米、面粉等成品粮;不过这些粮食的存储时间也有一定的限制。根据《中央储备粮油轮换管理办法》，几亿吨储粮每年都会有30%左右需要轮换更替，即每年购入符合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同时将接近或达到储存期限的粮食销出，以保证储粮符合食用。一般稻谷和豆类的最长存放年限分别是3年和2年，小麦在北方可以存放5年，玉米最长3年;如果有存放时间实在太久或是不达标的储备粮，则可以用作动物饲料或工业原料，绝对不可能出现在餐桌上。国家储备中，同时也储备一定数量的食用油、食盐、糖、牛羊肉、猪肉。如果有需要还会相应地储备一些活猪，但储备肉的规模不大，只是作为缓解市场短缺的应急储备。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所著的《管子》中，就有这样的论述：“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意思是治国首先你得发展粮食生产，不生产粮食的国家注定会灭亡，生产的粮食刚够吃的国家只能称霸，只有生产粮食还能够吃不尽的国家才能笑到最后。当然，要实现“吃不尽”，那当然就得靠储备粮食了。其实，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还可以追索到楚国的范蠡和魏国的李悝两位改革家提出了“平粜”和“平籴”的理论，其常平仓理念可谓一脉相承。所以，可以看出这种“吃不尽”的制度并非汉代才有，也不是耿寿昌的独创，其历史基础也源自于历史上的有识之士们也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清楚知道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重要性。但是古代农耕技术又不发达，经常是靠天吃饭，同时粮食产量又很不稳定，闹饥荒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我们从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贾谊的“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论断里就可以看出，储备粮食已成常态，还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
中国人的粮食自给自足，以及粮食储备观念，除了有粮食供应的安全考虑，同时也是一种弱者的“防守”思维。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继续强大到谁敢与我对垒;军事力量强大到谁敢与我挑战;国力强大到谁敢对中国进出口粮食进行封锁;强大到中国也有能力震慑某些国家;那么中国就有更高维度的粮食安全保障，那才是中国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注：蒲式耳，(英文BUSHEL,缩写BU)是一个计量单位。(单位换算：1蒲式耳=4配克。1配克=2加仑=9.0922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