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侮辱工农兵，用尿壶打酒哦”!“哐”!“哐”!
大别山区，千年古镇老街上，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敲着破锣，边走边喊：“我对不起工农兵，用尿壶打酒”，哐!“我侮辱工农兵，用尿壶打酒哦”，哐!哐!
端午节即将到来，天气渐热。已连续敲锣游街三个多小时的程大爷，步履蹒跚，满头虚汗，口干舌燥，满嘴丫白沫。
一开始还有几个小屁孩跟在后面看热闹，鹦鹉学舌地模仿，“哐，哐”，后来连孩子们也嫌热嫌累了，叫唤渴了，不跟随了，只剩程大爷一人自说自道，从上街头走到下街头，又从下街头走到上街头，敲着破锣来回往返，边走边敲边喊。时间一长，声音渐弱，步子渐慢，又累又渴，喊不动了，也走不动了。十一点多，他终于支持不住，“哐”!身子向后一仰倒在地上，破锣甩多远!
“程大爷昏倒了”!几个老街坊闻讯赶来，手脚忙乱地将他抬到医院，可怜的程奶奶放声大哭。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革时，物资供应匮乏。工厂闹派性，工人分成几大派，互相批判，文攻武卫。只抓革命，忘了生产。于是，煤油火柴肥皂布匹白酒燃煤等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奇缺，无奈之中只能凭票供应。票据经济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供销社成了吃香单位。
那年端午节，老街商品粮户口的居民每户领到了一斤白酒票，凭此票可以购买一斤山芋干白酒，八角一一斤。或可购买一斤粮食酒，一元一角一斤。对爱喝酒的人来说，这酒票太金贵了。
程大爷老俩口作为一户也领到了一斤酒票。他们只住了一间屋里，大门对着街，靠贩卖窑货为生。将前小半间屋腾出来，摆放瓮坛、水缸、泥炉、煨罐、沙盆、尿壶、火球、火盆、井罐坛、大窑碟等，还顺带卖些箥箕、筛子、竹篮、烘罩、猫叹气等篾货。
老俩口不喝酒，乡邻们都知道。所以，酒票一发，造反派头子尹某就上了门，直呼：“程老头，你又不喝酒，把酒票给我”!程大爷刚准备将酒票取出交给尹某，另一造反派头子秦某在外面边跑边喊：”程老头，把酒票给我”!
这下，程老头犯难了，给谁好呢?给一个不给一个，肯定得罪一个。而这俩人都不是善茬，他们手握造反派大权，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拳打脚踢麻绳捆，罚跪罚吊下手狠，不好得罪，也不敢得罪。老头装作拿酒票，手在柜橱里摸摸索索弄了半天，然后转身对俩人笑道：“人老了，不中用了，酒票不知放哪里，找不到了”。那个酒票只有小半个火柴盒大，太小一时找不到倒也合情合理，俩人相对一视，悻悻然地走了。
程老头想，两个人一个都不给，将酒打回来放家里，日后招待亲戚用。家里没有酒瓶，老人顺手拿了一个新瓦尿壶，用水洗洗灰尘后，提着它去打了酒。
程老头刚从商店打了酒往回走，就遇到了造反派头子尹某，真是冤家路窄。尹某瞅着程老头手中的尿壶，狡黠的眼睛一转就明白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说：“好啊你这个反动会道门分子，你不是说酒票丢了找不到了吗?这会儿怎么又找到了呢”?
程老头家庭成分贫农。生活困苦，无田无地，解放初划定成分时，当然划不上地主富农。他从未担任过伪职，所以也不会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但他信过什么道教。文革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不顺眼的信教群众，造反派将他们作为“坏分子”侯选人，“反动会道门分子”这顶帽子就是为这些人量身定做，不大不小，扣在哪个人头上，那个人就被列入“地富反坏右分子”队伍，成为“专政对象”。
程老头一看尹某的眼神，慌了。讲话都变得结巴起来：“酒票找到了，在，在，在老奶奶枕头下。老奶奶说，把酒，酒打，打打回来，过两天她，她她娘家侄子要来”。
“没人不给你打酒，你要打酒给你老奶奶娘侄喝也没问题”，尹某一脸横肉，讲话声音提高了几倍：“你这个反动会道门分子侮辱工农兵，用尿壶打酒，你是在骂我们工农兵喝酒就是喝尿”!惯于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的尹某围着程老头转了几圈，像一个恶狼围着猎物，在思考着怎么撕咬：“快回去，到街道革委会秦主任那儿拿个锣，你自己主动游街示众，向广大工农兵赔礼道歉，边敲边喊，不到中午十二点不准回家!”“老实一点，省得我们动手”!
程老头害怕被捆被吊打，上次道友老许被他们捆打的情景历历在目。无奈之中，只得按照要求，去拿了锣，并敲了起来：“我侮辱工农兵，用尿壶打酒”，哐!“我向工农兵道歉”!哐!
街道路面还是几十年前老街商会筹资铺的鹅卵石路面，年久失修，石头光滑又凹凸不平。程老头倒下时后脑勺磕在凸出的鹅卵石上，鲜血直流，从此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不几年驾鹤西去，留下程大奶奶呼天唤地，孤苦零丁。
“我侮辱工农兵，用尿壶打酒”，哐，哐，哐!有人说程老头未死，他要陪老伴，不能死，他的敲锣声时常在老街人耳里响起。又有人说，他心有不甘，想喊老尹一道走。这不，没过几年，老尹酒后被鹅卵石绊倒，当场口吐白沫上了黄泉路，去陪街坊程老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