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弥勒，一座金刚
1978年底。北京西郊偏僻一隅。
一溜几间平房，屋外几丛竹子在寒风中瑟瑟作响，那是苏振华栽种的。起初只是三几株淡竹，现在已经成林。栽种的时候，有人劝阻说：这竹子在北方是栽不活的。苏振华笑笑，动手把竹子顶巅掐掉，包裹起来，栽了下去。不久，竹子转黄了，孩子们着急了，苏振华还是笑笑说：“莫着急，等一等看嘛。”又过了些日子，竹子转青了，成活了。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竹有节，竹虚心，苏振华喜欢竹子。1972年从湖南零陵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就一直住在这里。6年多了，组织上先是劝他搬进原来的住房，他拒绝了。后来，又几次促他搬家，搬迁到更好一点的住屋，他也婉拒了。有一次，毛泽东派张玉凤来找苏振华，见是这样一栋老旧的平房，脱口而出说：“苏政委就住在这里吗?”
苏振华走进用来办公的房子里，只见桌上多了一尊石雕的弥勒佛，十分显眼。陆迪伦走过来说：“送你一个大肚子罗汉!”
苏振华没大在意地“嗯”了一声。
陆迪伦说：“你倒是好好看一看哪!我特意送给你的。”
一个胖大罗汉，袒胸露腹，笑眯眯地直视着苏振华。
苏振华心动了一下，明白了陆迪伦的用意所在。
仔细看那尊罗汉，坦然坐卧，张嘴哈哈大笑，眉毛、眼睛也漾着浓浓的笑意，苏振华也禁不住笑了。
中央工作会议开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刚刚结束，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苏振华为此高兴。还在开会之前，他曾陪同叶帅考察山东、江苏、浙江，转至广东，同邓小平、罗瑞卿、许世友、韦国清等会合，一路所谈所议都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他谈了上海经济建设情况，深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后，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关系着国家、军队的命运、前途。他一回来就高兴地对陆迪伦说：“这下好了，放手搞海军现代化建设，再不怕人说是单纯技术观点了。”可是，接着举行的军委座谈会，却使他感到郁闷。
苏振华向来不向家属谈工作上的事，特别是上层会议的秘密，但是，陆迪伦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烦躁，特意买了这尊大肚子罗汉送给他。
弥勒，梵文译音，是佛教的大乘菩萨，传到中国来以后，衍化成布袋和尚，广行善事，普度众生，用木杖挑着一个布袋云游四方，无牵无挂。有一偈语赞颂说：“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但是，苏振华注定做不了弥勒，做不了布袋和尚。如果硬要比喻的话，他只能是一座金刚。他现在就有一种尽忠职守近乎怒目金刚式的情绪。虽然如此，他看了一眼年纪比他小得多的陆迪伦，很感谢她的关心和体贴。
苏振华置身于中国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不过，苏振华现在没有想那么多，他想的是加快“718”工程，想着毛泽东批准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航行，那将是人民海军跨出岛链，开始向大洋的进军。他虽然感到身体不适，医生几次催他住院，但他今天还是要到舰船研究所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
春节刚过，还不到元宵，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一阵风吹来，屋外竹丛哗哗作响。苏振华谛听着，觉得那像是金属的铮铮声。他谛听着，忽地想起了家乡界方洞那两座尖顶子山，想起山上那插不进脚的密密竹林。
那是汨罗江，因屈原而千古闻名的清流!
那是平江城，曾经“土铳三千，梭标十万”，农民“扑城”，秋收暴动，“苏维埃坐天下”。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历史座标!那高山大峒，那穷乡僻壤，那遥远的岁月，养育了战士。
苏振华与舰船制造专家开会时，突感不适，被紧急送往301医院。1979年2月7日，溘然长逝。
云谲波诡，苏振华身后，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声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得势时，苏振华被冠以“刘、邓黑干将”、“彭、黄漏网分子”、“罗瑞卿分子”的“帽子”;林彪一倒，又有人说“李作鹏来海军是要与苏振华搭班子的”;“四人帮”猖狂时，大叫苏振华是“修正主义大官”、“‘还乡团’头子”，“比邓小平还邓小平”;“四人帮”倒了，又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一而足。不同气候，不同角度，不同利益，对同一个人有不同看法，甚至前后绝然相反。孰是孰非?历史评说。陆迪伦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转眼间，“朝如青丝暮如雪”，竟是满头白发了。
走出“中年丧偶”的阴影
1982年11月，海军政治部在厦门召开全海军创作会议，陆迪伦作为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参加组织工作。建议说：“这次创作会议在外地举行，海军领导不能出席，应该请海军李耀文政委作个书面指示。既是对海军作家的鼓舞，又是对部队各级领导的要求。”果然，会议结束时，从北京传来李耀文政委书面讲话，使得会议十分圆满，影响深远。
会中，组织参观厦门至香港的定期客轮。那时。沿海刚刚开放，人们对境外很陌生，都想从客轮中了解一些信息。那天，却临时来了两个作家，而接待方严格限定参观人数。陆迪伦说：“‘一人向隅，满座不欢’呀!”她主动让出参观的机会。参观回来，画家李宝林和几个作家，特地把客轮招待的进口橙子和糖果，带回来送给她。那时，这些算是稀罕物了，虽然很小、很轻，却是同志们一份敬重。陆迪伦以她特有的亲和力与不少作者结下友谊。著名作家崔京生还是登陆舰第五支队一个战士时，写作上可说是“小荷刚露尖尖角”，只因为一篇小说触动了单位的领导，面临离开军队的危机。陆迪伦知道后，直接找东海舰队方正平政委反映。方政委征询陆迪伦的意见，她谦逊地说：“人才难得，应该留下，请政委决定。”方政委立即打电话通知舰队调查处理。崔京生因而留在部队，以后写出了许多好作品。
会议中一件小事，也令人难忘。会议经费有一部分结余，陆迪伦建议给每一个作者买一部《辞海》，每本需25元。当时，可说是价格不菲。而且，结余不够为每人买一部。她坚持说，部里工作人员先不买，也一定给大家买这本书，实在钱不够，回北京再想办法。今天，许多作者还在使用当年送给他们的《辞海》。一些作者说：“这工具书管用一辈子!”
此时，苏振华逝世已经三年，陆迪伦开始走出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中年丧偶”的阴影，全力投入工作，重新焕发生活的活力。人们几乎看到了昔日的“小陆”，而其坚强、成熟，与少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1987年，湖南平江党史办公室的凌辉同志寄来他写的《苏振华传》稿。作者很热情，但由于掌握材料不全，写得简略，且有不准确之处。陆迪伦另起炉灶，多次向杨得志、吴忠等老同志了解情况，重写了《苏振华传》，发表时署名与凌辉合著，由解放军出版社结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八卷于1988年出版。这是最先写作并出版的苏振华传记。她表示希望邓小平同志能够看到。
在参加中共党史人物传撰写工作中，陆迪伦走访了湖南、贵州、上海、第十六集团军(原第五兵团)、原冀鲁豫根据地的许多老同志，许多同志出于对苏振华的了解，反复强调要求实事求是写好传记。近年网上也流传着《军委主席为什么不能检阅海军》的文章，对若干指责苏振华的似是而非的说辞，提出了个人看法。陆迪伦感谢老同志们对苏振华的关爱，反复宽慰说：“我相信‘事久自然明’!”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信，也透露出对现实的无奈。
2010年7月，传来消息说：陆迪伦患肾盂癌，我和老伴去海军总医院探视，陆迪伦虽然躺卧病床，依然谈笑自若，一见面，便关切地问我老伴说：“心脏病怎么样了，还吃安眠药吗?”因为她们曾经相约不再吃安眠药的。临别时，她坚持下床送客，我们不让她出门，她便嘱咐她的小儿子代她送到电梯口。回来后，我老伴以医生的职业习惯，查阅了相关资料，忧心地说：“从她的症状看，不容乐观啊!”
陆迪伦从此缠绵病榻，2011年深秋，她约我和白而强去谈事情。白而强是她和苏振华被关押在零陵时的年轻的“难友”。此时，她已经形销骨立了，诚恳、谦逊地说：“苏政委去世32年了，我一直想写点纪念的文字，请帮助润色一下。”她终于在病榻上完成了《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文字。
2012年，苏振华诞辰100周年前夕，陆迪伦已经沉疴不起，她是那么期待按照惯例举行相应纪念活动，但她清醒地向苏振华的孩子们说：“看来，你们爸爸的事情大费周折，恐怕有始无终了。”2月22日，她带着遗憾，撒手人寰，去天堂会合苏振华了。
陆迪伦曾经与我们几个年龄仿佛而又先后同时参军的战友说：“大家努力，至少都要活过八十岁!”言犹在耳，她却先我们而去了，而她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
不绝如缕
迪伦同志离开已是三年，一千多日日夜夜，幽明阻隔。生者对逝者的忆念犹不绝如缕。
迪伦同志少年时好读书，读好书，快读书。难得一本好书，争着先睹为快，不肯让人;年长，慢读书，细读书。偶有所会，欣然与人交流;暮年喜苏东坡、辛弃疾长短句。苏振华政委逝世，中年丧偶，慨叹“鬼都不上门”。读李清照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声气相应，愁不胜愁。
迪伦同志历来生活简朴，素面天然，不施脂粉。一身军装，几十年如一日。剩饭剩菜舍不得丢掉，热了再吃。人劝说注意健康，她笑笑说，不能暴殄天物。平日骑自行车，总是停放街边，两角钱的存车费，能节省尽量节省。她克己待人，每有战友聚会，多在她家，总是倾其所有，热情款待，从不吝惜;谁有急事难事，她成百上千元解囊相助，毫不犹豫。
她古道热肠，善体人意，所以朋友多。
宣传队老队长，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才华横溢，给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宣传队员讲知识分子的改造。以自身经历，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成为我们第一个上级，第一个老师。后来，他当了海军文化部副部长。但也有他的弱点，“一失足成千古恨”，被撤职，降到吴淞码头管理图书，再迁舟山、宁波部队，50年代末转业。命途多舛，妻子离异。出于怨怼，妻子一直不允探视由她抚养的两个女儿。多年后，1979年夏，老队长来北京寻求落实政策。此时，苏振华政委刚刚逝世，迪伦同志沉浸在巨大悲痛里，但她多方为老队长奔波。一天，她找到老队长的两个女儿，向她们说：“许多年了，你们的爸爸很想念你们，你们一定能够体会到他的爱心和痛楚。海军正在为他落实相关政策。我想请你们来我家作客，与你们的爸爸在我家里见一见。请你们给妈妈说这是我的主意，我想她会答应的。”这件事，最终没有如愿以偿，迪伦同志一直以为憾事。老队长去世后，她深怀歉意说：“没有替老队长把这件事办好，让他抱憾终生了呀!”
当时，迪伦同志还向我说：“你正在帮助刘道生副司令员整理回忆录，就便向首长报告一下，请他过问老队长的事情。”我向刘副司令员汇报了海政文化部党支部有关意见，遵照刘副司令员指示，陪老队长到他家汇报。刘副司令员当即打电话给海军李君彦副政委说：“当年对某某同志的处理过重，我们有责任。现在，地方组织提出为他落实政策，请你认真过问。我们要为每一位老同志负责啊!”不久，海军党委决定为老队长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按规定恢复红军待遇。迪伦同志衷心为他高兴。
1982年，有一位原在上海工作的老同志，后转湖南，再转上海安置，心情不顺。他的妻子来北京向迪伦同志抱怨说，他们夫妻关系发生了危机。言下之意，这位老同志用情不专。迪伦同志劝说道：“几十年了，我看他对你，对家庭是负责的，你们都很珍惜彼此一路走来的感情。即或真像你讲的那样，也不能草率从事，一旦处理不好，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把他推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尤其是在他处境不顺的时候，更要多加体谅。”一直留这位客人住在家里，慢慢劝说，细细开导，直到她宽心以后，才送她离去。
迪伦同志已经远逝，音容宛在，我想起了泰戈尔的诗;“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未完待续/连载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