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乡下就开始热闹起来。其中，杀年猪这项多年前很重大的活动，现在却慢慢销声匿迹了。为何?现在农民私自屠宰生猪并且售卖的话，是明文规定不被允许的。
有人说，自己养猪自己杀自己吃，有什么错?如果仅仅是自养自杀自吃当然没问题，问题是这个物质极其丰富的年代，哪家能够把一头猪自己吃完?送人甚至也不行，更不用说去卖了，原因是没有经过检疫检测。
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农村自己一家一户养猪的现象已经不见了。而我小时候的江汉平原上的农村，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养猪的。说明一下，我小时候指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老家湖北仙桃把养猪叫“喂猪”，喂猪是我儿时很重要的家务劳动之一。
那个年代，乡下人对吃肉充满了期待。一般情况下，我一年四季只有两个时间能吃到肉，春节和家里来了客人。春节总是姗姗来迟，而客人也不常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小时候是没有体会到人间的人情世故原来是这样的，只是以为我们家亲戚少，或者是因为亲戚住的太远。
乡下人要想吃点肉，只能自己喂猪。而我们家即使自己每年都喂猪，但我们仍然没有肉吃，我们家的猪喂大了就把猪赶到食品生猪收购站去卖掉。我们家的主要收入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是三种：工分、卖鸡蛋、卖猪，八十年代则变成了这三种：卖菜、卖鸡蛋、卖猪。
我们家劳动力少，就算父母没日没夜地干活，毕竟只有两个人，工分自然没有人家多。别人家孩子只要到了十五六岁，就开始下地干活挣工分，而我的父母咬牙让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上学。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只能想一切办法增加收入。不然，我们的学费就没了着落，吃饭穿衣也是个大问题了。
那个年代，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怕是做点小生意也要抓起来批斗。增加收入的手段实在太少，养鸡喂猪成了不可多得的办法。我后来揣测，为什么养鸡喂猪没有在禁止之列，是不是因为鸡粪猪粪是主要的肥料，还有就是那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也想吃肉的缘故。
喂猪其实是很辛苦的，我们从五六岁开始，就要割猪草、拾猪粪。每天天不亮，父母就把我们叫起床，然后要我们把猪放出去拉屎拉尿，然后喂食，然后拾猪粪。我小时候也比较纳闷：为什么猪在夜晚一定要关在家里而不是放在猪圈?大人的说法是防止被偷。那时小偷猖獗，什么都敢偷，听说有邻居大年三十晚上一锅油都被人偷走的，偷鸡摸狗更是常事。老人们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两个小偷在一个晚上去偷人家猪圈里的猪，先用米酒喂猪，猪吃多了酒醉倒了。小偷用麻袋把猪装好，猪在麻袋里哼哼啊啊的。小偷把猪背在身上，嘴里还不停地抱怨，叫你不要喝那么多，你就是贪杯。就这样，尽管主人十分警惕，自己家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猪就这么被偷走了。
我们家喂猪的主要食料是糠，也就是稻谷所脱落的壳或皮，其次就是猪草。猪草的来源比较多，既有菜地里的萝卜叶之类的植物茎叶，也有河边、荒地的野草。把一头猪喂大也不容易，两三百天才能长到200多斤。每天坚持让猪吃饱吃好，还担心它生病，万一出了个毛病，一年的辛苦就泡汤了，我们的新衣服乃至学费就没了指望。一旦认识到了某件事情的重要性，干起来就会兢兢业业，乐此不疲。
1984年我考上了湖北大学，为了凑路费和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父亲只好把准备过年的猪提前赶到街上卖了。我至今还记得是在我上学前的一个星期，凌晨五点，我和父亲把猪喂饱以后赶到生猪收购站去。幸好我们家离收购站不太远，不到一小时就赶到了。那猪也不争气，路上拉过几次屎尿，让我们少了好几斤。一头猪200斤左右，卖了110元钱和几斤肉票。父亲花30元给我买了生活用品，10元路费，10元生活费，居然还攒了60块。就是靠这样的精打细算，父母将我们几个兄弟都抚养成人。
每当我给女儿讲喂猪这些往事的时候，女儿就说我又开始忆苦思甜了。我就想，这不是忆苦思甜，是怀旧。怀旧，不是因为那个年代有多好，而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并不富裕，但我们的生活也很快乐，我们至真、至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