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回乡，特意拜望了几位素有“绅士”之称的耄耋老人，这些被称为“乡间一宝”的老人，年龄最大的已经84岁。见面之后，德骏老先生就给我提出一道考题，他问：“你知道谁敢在李鸿章的肚皮上题字吗?”其实，我能回到出来。因不知道后面的下问如何，就对他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
他说：“你肯定听说过这个故事。既然知道题字的主人，为什么不写写家乡的这位名人呢?”
德骏老先生所说的这位名人，名叫徐子苓。他之所以敢在李鸿章的肚皮上题字，是因为他曾是李鸿章的启蒙老师。他为何要在李鸿章的肚皮上面题字，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话说某年夏日，临近三伏。午饭后，少年李鸿章便感觉两只眼皮在打架，躺到之后便呼呼大睡，叫也叫不醒他。等他舒舒服服地睡醒后，发现肚子上有四个大字：谨防火烛!
李鸿章感到莫名其妙，就问坐在他身边的老师徐子苓是怎么回事。
徐子苓告诉他，求学阶段不可懈怠和偷懒，如果不勤奋苦读，肚子里没有学问，犹如一个大草包，一把火就点燃了……
原来，老师写在他的肚子上写字，是激励他要打起精神，发奋图强。明白其意后的李鸿章，开始发奋苦读，终成正果，成了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
徐子苓何许人也，何能成为李鸿章的启蒙老师，还得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说起。
李鸿章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李文安是朝廷命官，官阶五品，自然懂得“取乎上者，得乎中也，取乎中也，得乎下也”的道理。
李文安为儿子求学拜师，经过精心挑选，请来了徐子苓为李鸿章的启蒙老师。李文安能让徐子苓来当儿子的老师，可见徐子苓非等闲之辈。正因为李鸿章在孩提时代跟着这样一位有学识，有经历的老师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精道启蒙，也为他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理想，使得李鸿章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为之后的仕途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身为李鸿章的启蒙老师，徐子苓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徐子苓所居住的桥头集今日全貌
徐子苓祖籍为江西南昌，后迁至安徽合肥，祖居庐州二郎庙巷，清咸丰年间随母迁入到肥东县桥头集一个叫做葛家嘴的自然村。
徐子苓系清道光十五年(1835)得中的举人。曾为曾国藩之幕府(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三年)，参与讨伐太平天国起义军，平定太平天国。其兼通医、卜、相人之术。曾选授和州学正(相当于现在的和县教育局长)，分修《安徽通志》。他的诗文被晚清著名词人谭献(曾任合肥知县)所称颂，谭献曾选其诗与同邑戴家麟、王谦斋的诗结集成册，称为《合肥三家诗》。与此同时，徐子苓与朱默存、王谦斋并称为清末“庐州三怪”(才华出众的名士。徐子苓为“首怪”)。
早年的徐子苓求学于桐城派代表性人物姚莹门下，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也是姚莹最欣赏的弟子之一。姚莹死后，其家人请徐子苓撰写墓志铭。可见他于姚门及姚莹之间的师徒情分，以及出众的才华。
虽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徐子苓在诗文创作上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具有鲜明的特色。他的创作风格倾向于杜甫，关注与现实生活，取材于生活实际，反映最真实的人、物、事等，且饱含深情。《桐城姚先生墓志铭》便是徐子苓写人的代表作之一。在《桐城姚先生墓志铭》中，对姚莹的描写和叙述，不加溢美之词，然而读者仍能够体会姚先生的人格魅力，关于师徒之间交往的种种，仅寥寥数语就流露真情。
依照徐子苓的学术，完全可以考中进士。可他偏偏在考试中说了真话，不避时弊，抨击当时官场昏庸，商场虞诈等，加之又不愿去打通关系，自然也就无法进士及第。
好在曾经与他同过学的曾国藩深知徐子苓的才学出众，智慧过人。曾国藩发迹后，始终没有忘记徐子苓，关键时刻，聘请徐子苓作为他的幕宾。
徐子苓率性、真诚，诗风犀利。他既接触官场，又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了解清末社会之乱杂，人民之疾苦，官场之昏庸，所著诗文影响深远，广泛流传，后世评价极高。
性格耿直的徐子苓有时还直诉于朝廷重臣。他在给曾国藩的回信中说：“子苓往来道途，窃闻河南军事之儿戏，官场之荒昧，较淮北为尤甚。”(徐子苓《复曾国藩书》)。
徐子苓曾任和州学正。他关心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经常到各地私塾察访和传授知识，注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流传至今的《徐子苓批选古文》一书，其所选批的(三色眉批和评语)十八篇古文，在现代中学语文教材中都有其篇。可见其精选批注质量上乘。尤其在《例言》中，教人如何读书，如何懂得古文作者的写作技巧和领会者的思想感情，现在读起来仍感亲切，对当今古文阅读和古文教学乃至作文时都具有指导作用。
雪后的桥头集
徐子苓还著有诗集《敦艮吉斋诗存》二卷，散文集《敦艮吉斋文存》四卷和《劫余小录》一卷。其中诗集《敦艮吉斋诗存》，共收入他的诗作530多首。
有人认为，徐子苓是合肥晚清时期重要的文学家。然而，关于他的相关记载却少之又少，他诗文兼工，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来揭示晚清时期人民生活的疾苦以及其本身生活的艰难与挣扎。他的文风就像他人一样，浩然大气，不讲究辞藻华美，只关生活实际，关心百姓疾苦，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徐子苓曾与池州太守陈源衮、安徽巡抚江忠源，以及淮军名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均有交往。同治五年(1866年)，援例被选得知县，但是他并不喜欢做官，去做了教职，授和州学正，参修《安徽通志》。一年以后，徐子苓归隐于龙泉山下，曾国藩曾为他居住的地方写了一块“龙泉精舍”的匾额。
徐子苓所居住的“龙泉精舍”，亦为曾国藩资助而建。前后两进一院，院中走道旁，有一颗枣树。树下是“鹤冢”，鹤亦为曾国藩所赠。东厢房是徐子苓藏书之处，名曰“龙泉书屋”，藏书7万多册(当时庐州府学藏书不过两万、合肥县学将近万册)，可为当时最大的民间图书馆。另有书房，山墙朝东，开大窗，书房名曰：“敦艮吉斋”。
徐子苓的“龙泉精舍”，乡邻十分推崇，真心庇护。可惜在民国三十年冬(1941年)的一天，新四军巢北支队在淮南铁路双山口一段埋设地雷，炸毁日军机车一辆，中断火车运行5小时。日军气急败坏，从合肥出动，将葛家嘴、葛家洼两村的120余间房屋全部烧光。“龙泉精舍”也被付之一炬。
现如今，已经时隔200多年，乡邻们只要提到徐子苓，都能津津乐道地说出他的一些故事(合肥民间关徐子苓的逸闻趣事传说甚多)，背诵出他的相关诗文。人文底蕴，永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