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入戏太深发布现代故事《直刺日伪心脏的匕首》，内容如下：
“孤岛”时期，中共地下党组织不惧环境险恶，在上海机智地办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刻揭露日伪的滔天罪行。伪市长苏锡文、傅筱庵曾为此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
一、
1937年11月12日，申城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变成“孤岛”，原在沪出版的许多报刊被迫停办或迁离。
此前，中共江苏省委刚重建于上海，机关设在巨籁达路同福里16号（今巨鹿路211弄16号）。尽管风云突变，但中共江苏省委仍以申城为重点，继续同时领导江苏、浙江地区党组织的工作，并担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任。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耀武扬威地入城时，瞧见汉奸苏锡文带领一帮地痞流氓手持膏药旗在街上迎接，这个嗜杀成性的恶魔挥了挥手，傲慢地用日语说了几句话，胖翻译官连忙翻译：“你们必须协助皇军在当地立稳脚跟，好好效忠于大日本帝国！”
苏锡文弯腰应声道：“哈意，我和兄弟们一定极尽全力，愿效犬马之劳！”
胖翻译官扶了一下眼镜，瞅着苏锡文的瘦脸，嘴里嘀咕：“你这么快就学会讲日语‘哈意啦？嘿嘿……”
松井石根想了想，指着苏锡文嘀咕一番，胖翻译官再次鹦鹉学舌：“唔，特务部情报人员向我介绍过，你早年毕业于大日本帝国早稻田大学，后来做过福建省财政局长。我正打算在上海组建市政府，你到司令部来一次。”
苏锡文卑躬屈膝地回答：“哈意，哈意！”
12月5日，在日军的刺刀下，伪上海大道市政府于浦东东昌路张家花园后的一个宅院粉墨登场，以“大道旗”（绘有太极图）为标识；苏锡文出任伪市长，他在“宣言”中厚颜无耻地说：“如无大道维系，决无真正和平可言。”“吾人特组织大道市政府，更易旗帜，期拯斯民于水火，而与举世之人，共登大同之域。”
这时，松井石根已调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由朝香宫鸠彦接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拍了拍苏锡文的肩膀开了口，胖翻译官同步鼓唇：“祝贺苏市长，今后要用行动来证明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哦！为了协助市政府工作，我派特务部’西村班给予指导，对外的公开名称就叫作‘市政府顾问部。”
苏锡文晓得 “西村班”头目为日本特务西村展藏，是极阴险的家伙。他虽很不愿意受西村展藏直接监控，却不敢对朝香宫鸠彦这个日本皇族、杀人狂魔露出丝毫抱怨，假惺惺地说：“司令官阁下，这太好了，对市政府的工作必大有帮助。上任后，我将先筹办一份报纸，宣传’大东亚共荣和‘日满支一元化。关于办报计划，我会呈给西村展藏先生。”
面对严峻形势，中共江苏省委在沪新建的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决定全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鼓舞民众斗志。很快，在上海租界一条石库门弄堂的亭子间里，夏衍、梅益、姜椿芳根据“文委”的要求，一起商量办报事宜。夏衍一边用热茶杯暖手，一边说：“侵沪日军和伪上海大道市政府欲出版《新申报》，妄图混淆视听。咱们必须先声夺人，克服各种困难赶在日伪的前面把报纸办起来。”
“日军占领上海后，建立了新闻检查处，强令上海两个租界内华人办的报刊也必须接受’严格审查。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办报，可能难度极大。”梅益想了想说，“我建议采用新的形式，办一份‘报纸中的报纸，专从在租界有合法地位的外文报刊中选译有利于抗战的内容发表。对这样的报纸，租界当局就不会有顾虑，容易尽快获得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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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点了点头：“这个主意很好！就把它叫作《译报》，你们觉得怎样？”
姜椿芳接过话题：“我赞同采用《译报》这个名称。而且，它还应每天都与民众见面，这样社会影响才大。”
梅益表示：“好，大家群策群力！我可多做具体工作。”
于是，夏衍站起身，系上围巾戴好帽子：“现在，我就去同福里向上级汇报，并着手办理注册。你们再召集几位上海文化界的同志，迅速做好一切办报准备。”
二、
1937年12月9日，许多报童清早就在申城街头大声吆喝：“卖报，卖报！新办的《译报》，今天出版第一期。这是’报纸中的报纸哦！”
“文委”筹办的《译报》，由夏衍、梅益、姜椿芳出面发起，奋战数日便在申城推出了创刊号。《译报》为日报，四开四版，新闻全部译自在上海租界出版的外文报刊，约占四分之一篇幅；其余四分之三篇幅登载译自各国报刊的通讯、言论等，有些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人民群众抗战和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情况，有些报道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该报由梅益具体负责，内容充实，编排新颖，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那时，伪上海警察局设于日军强占的浦东医院（今东方医院），汉奸褚裕争通过用钱打点，做了局长；他将门前的道路定名警局路（今东宁路），又把近旁的唐氏住宅抢到手，作为自己的“官邸”，大白天也常在里面寻欢作乐。有个矮个子伪警察急匆匆跑进“官邸”的客堂，气喘吁吁地嚷道：“报告局座，不好了，租界内……”
褚裕争推开搂着的一个妓女，使劲吸了口烟，破口大骂：“你没长眼？老子正忙着，你难道想挨鞭子？”
瞅着褚裕争那张蜡黄的猴脸，矮个子伪警察哆嗦了一下：“我奉局座的命令，穿便衣在租界内转悠打探情况，今天发现了赤色报纸，而且老百姓纷纷抢购。”他说着，就把一份《译报》创刊号放到八仙桌上。
褚裕争虽是大老粗，却也认识一些字，他看了报纸有点急：“苏市长在拜访租界要员时，已重申过日本人的要求，禁止赤色宣传。这是怎么搞的？”
矮个子低下头：“洋人难对付呀，局座是否立即上报苏市长？”
褚裕争发话：“去告诉你们队长，说我从市政府回来以后要找他。”
矮个子唯唯诺诺，转身出门。褚裕争扔掉烟蒂，把桌上的《译报》创刊号揣入口袋，对那妓女说：“小宝贝，你乖乖等着，我快去快回。”
苏锡文为了附庸风雅，正在办公室里练毛笔字。冷不丁瞥见褚裕争闪进来，便说：“裕争来啦，快瞧一瞧老朽的字写得怎样。”
褚裕争不敢扫顶头上司的兴，只好假装认真地左看右看，虽觉得字写得歪歪斜斜，仍竖起大拇指拍马屁：“卑职认为，苏市长的‘共存共荣写得实在好！”
苏锡文得意洋洋：“这件就赏给你了。”
褚裕争接过字，再也憋不住：“苏市长，租界内出现赤色报纸了。”
苏锡文看了递上的《译报》创刊号，不禁脸色骤变：“这简直是把锋利匕首，直刺我和日本人的心脏哪！”
褚裕争连忙安慰：“苏市长息怒，卑职抓紧采取措施。”
“你在满洲国抢窑子被通缉，逃到上海。我破格提拔，给了你肥差。你光常来孝敬不够，还要会办事。”苏锡文压低嗓音，“朝香宫鸠彦专门叮嘱，日军顾忌国际影响，暂时还不便在租界锋芒毕露；市政府必须为他们分忧，明面上要多向租界当局施压，暗地里更要多搞动作。如今，我得让日本人看到工作能力和成效。否则，我一旦被撸了，你也跟着完蛋啦。”
褚裕争挠着头皮：“卑职明白。”
三、
翌日上午，承印《译报》的印刷所受到汉奸捣乱和威胁，老板不敢再继续与编辑部合作。夏衍、梅益、姜椿芳碰头研究后，迅速筹资购买旧印刷设备，在上海法租界建起自己的印刷所，保证了《译报》的正常印刷。
接着，日伪炮制的《新申报》出笼，但因内容肮脏不堪，无人问津。不少市民嗤之以鼻：“这种报纸只配做厕纸！”
“《译报》很厉害，《新申报》根本斗不过它。”苏锡文听了汇报，对褚裕争说，“《新申报》反正由日本人掏钱，咱们继续印刷，卖不掉也不用管，虚报销量即可应付。对于《译报》，你必须使用特别手段把它除掉！”
褚裕争一回到伪上海警察局，就把行动大队队长叫来，两人关门密商了好一阵子。
随即，卖《译报》的报童惨遭殴打，报纸也被撕毁。“文委”获悉此情况，马上发动一批青年工人骨干保护报童，并将化装成平民蹿入上海租界行凶的伪警察扭送到巡捕房。这样，汉奸的阴谋又破产了。
“你这蠢货，对付不了《译报》。哼，看来还得我亲自部署。”苏锡文火冒三丈，把褚裕争叫来训斥，“眼下，朝香宫鸠彦也调往日本华中方面军。本以为可松一口气，不料接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同样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太难伺候哪。咱们都得万分小心！”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摩利斯的办公桌上一杯咖啡冒着热气。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秘书长贾成点头哈腰：“摩利斯处长，这次苏市长专门派敝人前来洽商：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现赤色报纸，贵处应协助查禁。双方作为黄浦江畔的邻居，要互相助力呀。”
“你刚才谈的情况，我会调查。”摩利斯狡黠地说，“《译报》办过注册手续，它只译载租界内的合法报刊的文章，以及外国报刊的内容。这样就不存在问题嘛，好像没有理由干涉它。”
贾成见状，摸出两根金条放到摩利斯的办公桌上：“关于查禁赤色报纸，摩利斯处长务必多帮忙。还有，敝人向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新闻处要求封闭赤色报纸的印刷所时，该处再三推诿，说是要贵处出面才予以办理，这也拜托了。”
摩利斯装模作样：“我的职业道德一向高尚，怎能接受贿赂呢？”
“这完全与公务无关，纯属朋友的心意。”贾成凑上前，“摩利斯处长请放心收下，此事只有您知我知。”
摩利斯一脸坏笑：“嘿嘿，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恭敬不如从命。我找个机会，一定让《译报》消失。至于端掉那个印刷所，我也会尽力。”在他拿起两根金条往抽屉里放的瞬间，窗外传来照相机快门轻微的咔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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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20日，《译报》出版第十二期，公开揭露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那灭绝人性的暴行，顿时激起了市民们的极度震惊和无比愤慨。
当日中午，畑俊六在司令部踱来踱去，向负责新闻检查处的军官发火：“大日本帝国华中方面军在南京的行动，我早就严令上海所有报刊不准报道。新闻检查处没有做好管控，以致对皇军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那军官说：“报告司令官阁下，军方虽规定上海两个租界内华人办的报刊也必须接受严格审查，但租界方面没有完全配合，本处又无法公开进入租界履职，这就让逃避检查的《译报》钻了空子。”
“你火速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交涉，勒令他们在今天就查禁《译报》。”
“哈意！”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副处长汤姆森对摩利斯说：“刚才，那日本军官太嚣张。租界不归日本人管辖，日军新闻检查处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不要理睬他！”
“别意气用事嘛。日军势力很大，犯不着为了一份中国人办的小报而得罪他们。”摩利斯眨了眨眼睛，“现在，就会同巡捕房赶快查禁《译报》吧。”
四、
在此情况下，梅益经请示党组织，考虑将《译报》更名《每日译报》，利用外文报刊在租界的合法地位，借英商大学图书公司名义重新注册，继续在申城印行。
外滩附近的沙利文咖啡馆，奏着轻音乐。在靠窗的座位上，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悠然地品着咖啡，梅益对他们说：“两位先生都是新闻出版圈资深人士，今天幸会！我和朋友要办一份翻译文摘类报纸，拟聘请你们担任发行人，不知意下如何？”
“喔，办这种报纸倒是比较省钱省力的。”孙特司·裴士问，“据说日军也关注租界内的媒体，《每日译报》的内容不会惹出麻烦吧？”
梅益回答：“《每日译报》的内容主要译自外文报刊，如俄文《消息报》、英文《字林西报》、法文《上海日报》、德文《远东新闻报》等，以及多种外文刊物，它们都在租界具有合法地位。”
拿门·鲍纳问：“我一直挺忙。倘若担任贵报发行人，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吧？”
梅益笑道：“敝报只是想仰仗两位先生在新闻出版圈的声望，你们不用承担实质性工作，仅需在必要时协助报社与租界方面打交道即可。”
孙特司·裴士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副处长汤姆森的两位亲友被德军杀害，心里痛恨法西斯。最近，汤姆森听到处长摩利斯给人打电话敲竹杠，说赤色报纸已铲除，只要肯再出两根金条，他就能帮着斩草除根，设法协调把它在法租界的印刷所也封闭。汤姆森很气愤，就把所抢拍的摩利斯受贿现场照片交给工部局；总董立即下令，将那贪婪的家伙撤职，由汤姆森代理处长。我跟他关系很好，容易沟通。”
拿门·鲍纳说：“我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熟悉，常在一起喝咖啡。”
由于既可坐享优厚薪酬，又不用承担风险，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都欣然接受了聘请。
1938年1月21日，《每日译报》在沪印行，成为租界内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第一家“洋旗报”。日军虽蛮横，但对挂上洋商招牌的《每日译报》一时无法钳制。
根据团结抗战的需要，《每日译报》以统一战线面貌出现，它实际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编辑部相继设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70号、160号。该报聘请原《申报》编辑钱纳水为主笔，又聘请王纪华为经理，由张宗麟担任董事长；编辑部由梅益、王任叔、韦悫等负责，钱杏邨、于伶、钟望阳、陈望道等主持副刊或专刊，姜椿芳、林淡秋、胡仲持等参加译稿。
不久，日军大本营迫于海内外强烈谴责南京大屠杀的舆论压力，撤销日本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等，组建日本华中派遣军。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则改为市政督办公署，苏锡文变成伪市政督办；过了半年多，伪市政督办公署又解散，建立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并迁入江湾原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由汉奸傅筱庵出任伪市长，苏锡文只能做伪市政府秘书长，贾成降为他的副手。
想到傅筱庵待在宽敞豪华的办公室，自己却落脚于楼梯旁的简陋小间，苏锡文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是滋味：哼，傅老头是个商人，只不过曾在北洋政府挂名顾问，就轻而易举取代我。他转而一想，自己已断定《每日译报》就是原《译报》，乐得将这个难题推给傅老头；更何况，“西村班”如狼似虎，让傅老头尝尝个中滋味也好。
感谢入戏太深发布现代故事《直刺日伪心脏的匕首》，内容如下：
“苏秘书长，在下的官位没了，藏在办公室保险柜里的财物也被新任局长霸占。人家有护卫，杀不了他。不得不脱下黑警服，想到别处去谋生。”褚裕争悄悄溜进来，“但身无分文寸步难行哪，能否发发慈悲，把在下先前孝敬的金条返还几根？”
苏锡文没好气地说：“贾成那小子正在通关节，想做回秘书长。老朽不大把花钱摆平日本人和傅市长，能行吗？”
褚裕争眼露凶光，把一根戴着金戒指的血手指晃了晃：“在下最懂苏秘书长的心事，今天凌晨已翻墙进宅，把他和那贱货都做掉了，可惜找到的保险箱打不开、搬不动。苏秘书长不必再为保官位而大把花钱，分出一点来不冤枉吧？”
“到底是东北胡子出身，探知贾成勾引了你的女人，就毫不留情动刀子！”苏锡文看清血手指上那枚金戒指确实是贾成的，心里不免发怵，“这也是为老朽除掉障碍，自然不能亏待你。”
褚裕争接过两根金条：“谢啦，后会有期！”
五、
在被日军蹂躏的上海，《每日译报》无疑成为战斗号角，激励着民众以各种形式反抗侵略。
一天，“文委”书记孙冶方来到编辑部，他对梅益等说：“《每日译报》发行量已达数万份，常上市不到一小时就售罄，在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上级对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目前，报纸的新闻、评论、通讯和文艺作品，主要译自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刊和当地所能获得的各种外国刊物，以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鉴于租界与日军的矛盾渐深，建议趁势灵活转载内地《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的文章。另外，报纸可适时由四开四版扩成对开大报。”大家都觉得可行，决心再大干一番。
此后，《每日译报》又有新气象，不仅更及时地向民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内容上也有更大的拓展。该报的“特讯”和“专电”，不断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还传递国际着名人士的声音，如曾译载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等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抵制日货，对日禁运军火，并尽可能援助中国抗战。该报常因文章精彩被无数读者反复传阅，如在1938年8月23日，开始分12次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有个傍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打电话到编辑部，要找《每日译报》主事者谈一次。梅益思忖片刻，就邀孙特司·裴士一起赶过去。
“日军控制下的市长傅筱庵，派秘书长苏锡文来过，说日本人十分恼火，质疑贵报明明是洋商发行的，为何版面上总有‘抗战和’汉奸之类的不友好用词？”代理处长汤姆森说，“孙特司·裴士先生，你应知道，我看不惯日本人。为了避免闹到总董那里，只能商量一个平息的办法。”
孙特司·裴士灵机一动：“这位梅益先生是我的助理，就请他讲吧。”
梅益说：“孙特司·裴士先生与汤姆森代理处长是朋友，敝报一定会配合，不让日本人在用词方面找茬。”
汤姆森做了个手势：“OK！”
于是，编辑部同日伪巧妙地周旋：不准出现“抗战”便以“奋战”代替，不让提及“汉奸”便以“歹徒”代指，用多种方法使敌人无法抓到把柄。
1939年4月6日，《每日译报》发表《声讨汪精卫及其奸党》，要求对汪精卫及其党羽都以叛国通敌罪论处，并肃清与之遥相呼应的内奸；4月13日，该报发表社论，指出日军在华北采取毒化政策，将鸦片像蔬菜、鱼肉一样放在市场公开出售，诱使人们吸毒，这比武力侵略更恶毒。而且，该报曾首倡“节约救难”捐款活动，得到近8万市民响应；曾向工商界募集龙头细布7000匹、胶鞋4万余双，参与组织两批上海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
随着局势更加动荡，日军越来越肆无忌惮。1939年5月18日，一个日本军官闯进上海公共租界新闻处，向代理处长汤姆森下命令：“司令部认定，《每日译报》反日言论的有，必须立即查禁！”
汤姆森提出异议：“《每日译报》由洋商发行，是租界内的合法报纸，无理由查禁。”
“八格，皇军随时能把租界统统的拿下，你的明白？”那日本军官拔出军刀，恶狠狠道，“与大日本帝国作对，不合法大大的。你快快地照办，不然死了死了的！”
汤姆森向总董报告，他哀叹道：“日军疯狂了，已没有办法阻挡，接受对方的要求吧。”
由于上海公共租界顶不住日军的压力，《每日译报》被通知“暂停业务”。这其实就是查禁，汤姆森因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文字上婉转一些。编辑部的《告别读者》说：“亲爱的读者们，切莫为我们这个小小的挫折而灰心，中国的文化事业一定要蓬勃起来的，这同中国抗战一样，必然得到最后胜利。”
后来，一直胆战心惊而严密布防的傅筱庵，最终未逃脱被国民党军统特工除奸的可悲命运；苏锡文虽意外地又暂代伪市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日军翻脸比翻书快，除奸人员的枪口也分分秒秒在瞄准他，整天如坐针毡，在无尽的犹愁之中病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