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今我已经不生活在建三江了，但我曾在建三江下属的勤得利农场生活过三十二年，而我开始走向文学创作之路，也是在勤得利农场开始的。提到建三江的文学圈，不能不提到曲洪智先生了。
勤得利是个有一定文学创作的土壤，不用说建三江第一任作协主席曲洪智先生，就是他的名字就有一定文学的味道。曲老师不仅是建三江首任作协主席，他的名字在整个黑龙江垦区几乎无人不知，甚至在黑龙江作家群也有一定的名气，黑龙江曾经有一定影响的杂志，那就是哈尔滨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章回小说》的编辑们、尽管曲老师没在这家杂志发表过文学作品，但提到曲老师，他们像在谈论一名老朋友一样，说得津津有道。
我加入建三江作家协会比较晚，直到1993年才完成了第一篇反映黑龙江渔民生活的小说，才认识了曲洪智老师。正是在曲老师的推荐下，1994年9月，第一篇反映黑龙江渔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鱼王》终于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第九期，从那以后，才开始了我与建三江文友的交往，不，确切地说，开始还是小范围和勤得利几名作家的交往，才知道勤得利几名作者，除了写小说和散文的曲洪智老师以外，还有写诗歌的李吉忠。当时，李吉忠还是农场党委副书记，还有写散文的曾在勤得利农场工作过的周玉玲，此外还有当时的农场党委宣传部部长高绪波，还有在农场农场机关工作的贺俊利，自然也有曹华、宋庆武等几名业余作者。
正是认识了贺俊利，才知道我的散文《黑龙江畔话钓鱼》在佳木斯晚报上发表了——当时报纸也很少给作者邮寄样报，而我又没有订报，自然也没见过那张报纸了。不知道贺俊利当时在农场宣传部工作，还是他到宣传部看报纸时，无意中发现了登载在报纸上我的一篇稿子。当时，我已经在场部中学工作了，有机会认识在场部工作的几名作者——当时除了曲洪智、李吉忠、周玉玲、高绪波外，也是我到场部中学工作后才认识的贺俊利，还有后来到教工宿舍探望我的曹华和宋庆武——当然他们当时都生活在勤得利场部。而勤得利农场隶属于建三江管理局，当然也是我结识最早的几名建三江文友了。
我结识建三江最早的文友，还不止勤得利几名作家，而是我曾工作的几所学校的语文老师。尽管他们没有创作过小说、散文等作品，但那时确实把我引进这条路的几名语文老师，比如林蔚青，还有武鸿学等等。林蔚青老师是一九五八年转业人员。他不是转业官兵，而是随军工人，后来跟随军队一起转业到勤得利农场。尽管林蔚青老师当时还没发表过任何作品，连一篇散文都没出现在报纸或杂志上。但林蔚青老师还是我真正的老师，不仅他的年龄，还是文学造诣上，都是我的老师，只是他没有经过作家的点拨。如果他发表过几篇作品，肯定会发表很多作品的。当时武鸿学老师已经有作品发表在报纸上。不过他当时没写文学作品，多是一些小豆腐块——写这样的作品，当然成不了作家，只能在大大小小的官场上混。果不其然，最后武老师离开了教育行业，而成为一名“干部”，最后是一家公司的副经理，而且最后在那个行业上退休。
那年，农场做了一个很大动作，把建在勤得利的中学撤销了，所有学生全到农场中学上学，而且只有四名老师到农场中学工作。这样，我只好和儿子到学校吃食堂，在教工宿舍住宿了。在那期间和曲宏智老师来往更密切了，一天曲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七星农场宣传部长石永顺看了我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上的《生产队长》，还在打听你呢！”
后来才知道，石永顺曾是七星农场宣传部副部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返回故乡的驱使下，他也离开了建三江，和曹一起到山东工作。他们在山东工作几年后才返回农场。可他曾工作的位置早已经有人了，石部长只能在建三江几个部门打零工，还是做文字工作。一天他无意中看见发表在1999年《北大荒文学》杂志上的中篇小说《生产队长》后，打电话询问作者是什么地方的？当时石部长以为我是一名在垦区外工作的作者，在《北大荒文学》上发表的呢！他哪里知道我就是勤得利农场的，只是当时我已经离开了勤得利，到佳木斯农垦师范学校工作。
当时，石部长的女儿也在农垦师范学校上学，而建三江和佳木斯相距也不远，各部门工作人员经常到农垦总局办事，石部长趁机也经常到佳木斯农垦师范学校看女儿，我俩才有了一次次见面机会。
中篇小说《生产队长》是我开始文学创作后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而那篇小说，还不是诞生在微机上，也不是我伏案工作的结晶。而是我在没有办公桌的宿舍里写的。因为当时教工宿舍工作环境十分简陋，有五六名家不在场部的老师在宿舍里只有一张床，并没有桌和椅。小说《生产队长》是我坐在宿舍的床上，把自己的腿上当办公桌写的。因为字迹太潦草，也一直没有寄往杂志社编辑部。直到我到农垦师范学校工作后，调到图书馆工作，才在图书馆打字机上修改完成了这部中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农垦开始第一次改革，也就是“下打租”时期。这版时间很短，似乎只有一到两年时间。不过，那是农垦经历过的，每名在黑龙江垦区生活过的人肯定都知道。小说主人公陈炎，曾是农场农业科副科长，农场改革期间因为不会来事，被谪贬为一个地处僻远卧牛河畔的二十三生产队队长。尽管主人公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没有气馁消沉，而是尽自己的努力为农场干实事：带头承包田地，以个人名义为生产队的人们筹钱种地，率队员筑堤防涝，给大豆“以灌治病”，提高工钱请人抢收农作物等等，等等。
然而，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当你踏踏实实干实事，并且干出一点成绩时，总有人眼红了，有人拖后腿，抢功。这些在本文中也成了主线之外的枝蔓，不仅大大丰富了文章的内容，更是烘托出了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生产队长。那时，我还生活在农场工作，也认识了几名生产队长，自然也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全篇文内容翔实，脉络清晰，人物个性鲜明，所描写的情节贴近生活，且富有乡土气息。后小说再次发表在《章回小说》杂志的首篇，也因此认识了建三江文学圈的人。比如赵春雷、李春等建三江的作家。
2000年，具体发生在哪一年，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一次石永顺打电话告诉我：你有一篇小说登载在一本书上。并且告诉我说：机关新来一名大学生，他在看一本书，儿那本书里有你的一篇小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本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3年度中国最佳小小说》，里面竟收入了我的小小说《黄昏》。当时，我的小说第一次被收入书里，自然十分高兴。后来才知道是我的一本小小说《黄昏》。
《黄昏》不仅被收入进书里，还获得2003年至2004年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两年中在小小说里排第九位。这次获奖，和以后每次奖均有很大区别。不用作者自己报名，也不用往上报作品，一切全是编委说了算！
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恰好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等几名出版社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图书会议，我也受邀参加了那次会议，期间找遍北京很多家书店，均没有找到我想找到的书，会议结束后，返回哈尔滨，一家图书商才帮我找到了《2003年度中国最佳小小说》。
其实，我和赵春雷认识很早，我在勤得利一分场中学当教学副校长时，已经认识了赵春雷。经常有关业务需要请示赵春雷，自然也就认识了。只是当时不知道赵春雷当时已经在建三江作家群里有足够的分量，可以说是有一定分量的作家，比如他的“风雪”系列，一共两篇中篇小说，分别是：《风雪饶河行》，和《冰雪关东魂》。
这两篇小说均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上。据说，《冰雪关东魂》一稿曾被《章回小说》编辑看中，后被作者要回了，并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上。
尽管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勤得利，这时已经认识了多名建三江的文友。这样一直认为我也是建三江文学圈一份子，是建三江作协的一一名成员。这时，我还不认识建三江的郭亚楠。
认识郭亚楠是农垦作协举行的一次活动。当时作协主席还是窦强，当时赵国春好像是秘书长。也就是在那次活动中认识了郭亚楠，还有建三江的李丕贤，此外还有八五九农场的刘家祥，自然也是建三江的文友。
1996年，我调到佳木斯农垦师范学校工作后，家在农垦大院租的房子，而北大荒编辑部也在大院里，经常到编辑部坐坐。正是这样才开始了和郭亚楠的亲切交往。他也看过我的几篇发表在《北大荒文学》的稿子。也谈论过我的几篇稿子。而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渔民的故事，而第二篇小说写的就是狼的故事。而后来的几篇动物小说均是写人和狼所发生的故事，我的几篇小说不是曲洪智老师讲的故事，就是受到郭亚楠的提示。比如短小说《雪葬》，就是我俩在佳木斯一家小饭店吃饭时，他讲的一个故事。放下饭碗，故事也就忘了，而狼皮帽子一直缭绕在我的脑海上，回到哈尔滨后，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发给郭亚楠看，他也觉得写的不错。后来，我把这篇小说发到一家杂志编辑部电子邮箱，小说很快发表了，先后被吉林的《意林》，河北的《小小说月刊》河南的《小小说选刊》，还有南昌的《微型小说选刊》等多家杂志转载。2015年南昌的百花洲出版社出版的动物小说《神枪与狐泪》一书，而首篇就是小小说《雪葬》。还有后来发表在天津师范大学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的短篇小说《天性》。
一次，张碧岩在建三江请我和郭亚楠吃饭，期间郭亚楠讲的故事。别的情节没留下多少，只是把狗救猎人的故事留下了，也才有《天性》小说。
将动物故事自讲的也是人和人性的故事。比如最近在“江山文学网”上发表我的小说《狼嚎再起》。这篇小说，也是郭亚楠和其余文友讲的故事，把那些情节联系在一起就有了《狼嚎再起》。文学编辑说：小说运用了散文式的语言将一段狼在自然界中拼死求生存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文中的主角是一条叫做鲍比的公狼，在它的原来的狼群中，它和老狼埃尔夫处在“贱狼”的角色，地位卑下，备受欺凌。在埃尔夫的带领下，两条狼离群闯世界，从此鲍比踏上了一生的为生存而打拼的路途。作者用拟人的写法来讲述狼的故事。透过这个故事，不难看出作者写的是狼，其内含之意不乏反映了人类社会中的存在的相似现象。在作者的笔下，狼的某些性情和社会属性以及生存法则又是和人类多么地相似。这种拟人化的写法，使得小说含义深刻。作者比较熟悉狼。对狼的习性，行为、动作描写生动逼真，颇为传神。在对狼的刻画上，将狼的坚毅和机警、智慧和大胆描写得淋漓尽致，尤其在对狼的社会性的描写，比较精彩。这是这篇小说的特色之处。小说情节舒缓，很像是一部电影，将这些狼的各个故事片段衔接起来，成为这篇小说的风格。记得一次，我和郭亚楠结束了在青龙山农场的采访，匆匆赶往勤得利。当时，空中正飘舞着雪花，纷纷扬扬的雪片儿从车窗前急速地掠过，前面一片风雪迷茫，而公路两旁光秃秃的树木和枯黄的蒿草也在风雪中猛地摇曳着。天气不好，路也看不清，司机不得不放慢了车速。
那次，我们本没准备去勤得利的。可是我们已经到了青龙山，距离勤得利不过百十里地，怎能不回故乡去看看呢？
准确地说，勤得利并不是我的故乡。十三岁的那年，才随父母来到勤得利，并且在那里生活了三十二年后又离开了。只是父亲的坟还在勤得利，永远留在了那块他喜欢的黑土地上，而且快要过年了，我能不去看望他老人家吗？或者可否这么说，一个人的父辈永久留在了哪里，那里就是一个人的故乡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公路北面连绵起伏的山已经看不清楚了。这是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雪片儿漫天飞舞，整个天空变得灰蒙蒙的，路边村庄的灯光也次第亮起来了。
转眼间，我离开勤得利已经六七年了。在此期间，我曾经回来过几次，可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一直没到父亲的坟前去看过，这次我是特意回来给父亲上坟的。
汽车在勤得利山南坡停下了，司机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里的路，把车开进去。无奈积雪太深，没开进去多远，就陷在一条沟里，再不能前进一步了。我和郭亚楠只好下车，拎着一捆烧纸，踏着厚厚的积雪朝勤得利西山南麓的墓地走去。
我俩深一脚浅一脚摸黑朝前走，山路两边到处可见白雪覆盖的坟包。而父亲的坟则在山南坡下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遥遥可见西山脚下的“三八河”。那里不但朝阳，而且特别敞亮——父亲去世时，只有五十五岁，可恶的脑血栓先夺去了父亲半边身子的自由，几年后又夺去了他的生命。
落雪的夜晚，天特别黑，几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我站在山路上，努力地回忆父亲的坟到底在哪儿？我在那里回想了一会儿，再朝远处看去，隐约看到左前方有一座高高的坟堆，走过去一看，真是父亲的墓。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揿动打火机把手里的纸点着，而心里则在默默地念道：“爸爸，就要过年了，您的儿子和朋友来看看您了。”
我是不相信人死之后还有灵魂的存在，可在那时那刻，我真的希望睡在地里的父亲有知：知道他的儿子冒风雪回到故乡来看望他老人家了？
这就是我和建三江的文友们。如今几个我所熟悉的文友已经不在了，其中有李吉忠、赵春雷，还有拉我走进建三江文学圈的曲洪智老师，但他们永远都留在建三江的文学圈子里，只要有那么一次，就会想起离开的建三江的几位先离开的文友们，永远不会忘记，不会忘记，不会忘记。
勤得利是个有一定文学创作的土壤，不用说建三江第一任作协主席曲洪智先生，就是他的名字就有一定文学的味道。曲老师不仅是建三江首任作协主席，他的名字在整个黑龙江垦区几乎无人不知，甚至在黑龙江作家群也有一定的名气，黑龙江曾经有一定影响的杂志，那就是哈尔滨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章回小说》的编辑们、尽管曲老师没在这家杂志发表过文学作品，但提到曲老师，他们像在谈论一名老朋友一样，说得津津有道。
我加入建三江作家协会比较晚，直到1993年才完成了第一篇反映黑龙江渔民生活的小说，才认识了曲洪智老师。正是在曲老师的推荐下，1994年9月，第一篇反映黑龙江渔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鱼王》终于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第九期，从那以后，才开始了我与建三江文友的交往，不，确切地说，开始还是小范围和勤得利几名作家的交往，才知道勤得利几名作者，除了写小说和散文的曲洪智老师以外，还有写诗歌的李吉忠。当时，李吉忠还是农场党委副书记，还有写散文的曾在勤得利农场工作过的周玉玲，此外还有当时的农场党委宣传部部长高绪波，还有在农场农场机关工作的贺俊利，自然也有曹华、宋庆武等几名业余作者。
正是认识了贺俊利，才知道我的散文《黑龙江畔话钓鱼》在佳木斯晚报上发表了——当时报纸也很少给作者邮寄样报，而我又没有订报，自然也没见过那张报纸了。不知道贺俊利当时在农场宣传部工作，还是他到宣传部看报纸时，无意中发现了登载在报纸上我的一篇稿子。当时，我已经在场部中学工作了，有机会认识在场部工作的几名作者——当时除了曲洪智、李吉忠、周玉玲、高绪波外，也是我到场部中学工作后才认识的贺俊利，还有后来到教工宿舍探望我的曹华和宋庆武——当然他们当时都生活在勤得利场部。而勤得利农场隶属于建三江管理局，当然也是我结识最早的几名建三江文友了。
我结识建三江最早的文友，还不止勤得利几名作家，而是我曾工作的几所学校的语文老师。尽管他们没有创作过小说、散文等作品，但那时确实把我引进这条路的几名语文老师，比如林蔚青，还有武鸿学等等。林蔚青老师是一九五八年转业人员。他不是转业官兵，而是随军工人，后来跟随军队一起转业到勤得利农场。尽管林蔚青老师当时还没发表过任何作品，连一篇散文都没出现在报纸或杂志上。但林蔚青老师还是我真正的老师，不仅他的年龄，还是文学造诣上，都是我的老师，只是他没有经过作家的点拨。如果他发表过几篇作品，肯定会发表很多作品的。当时武鸿学老师已经有作品发表在报纸上。不过他当时没写文学作品，多是一些小豆腐块——写这样的作品，当然成不了作家，只能在大大小小的官场上混。果不其然，最后武老师离开了教育行业，而成为一名“干部”，最后是一家公司的副经理，而且最后在那个行业上退休。
那年，农场做了一个很大动作，把建在勤得利的中学撤销了，所有学生全到农场中学上学，而且只有四名老师到农场中学工作。这样，我只好和儿子到学校吃食堂，在教工宿舍住宿了。在那期间和曲宏智老师来往更密切了，一天曲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七星农场宣传部长石永顺看了我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上的《生产队长》，还在打听你呢！”
后来才知道，石永顺曾是七星农场宣传部副部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返回故乡的驱使下，他也离开了建三江，和曹一起到山东工作。他们在山东工作几年后才返回农场。可他曾工作的位置早已经有人了，石部长只能在建三江几个部门打零工，还是做文字工作。一天他无意中看见发表在1999年《北大荒文学》杂志上的中篇小说《生产队长》后，打电话询问作者是什么地方的？当时石部长以为我是一名在垦区外工作的作者，在《北大荒文学》上发表的呢！他哪里知道我就是勤得利农场的，只是当时我已经离开了勤得利，到佳木斯农垦师范学校工作。
当时，石部长的女儿也在农垦师范学校上学，而建三江和佳木斯相距也不远，各部门工作人员经常到农垦总局办事，石部长趁机也经常到佳木斯农垦师范学校看女儿，我俩才有了一次次见面机会。
中篇小说《生产队长》是我开始文学创作后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而那篇小说，还不是诞生在微机上，也不是我伏案工作的结晶。而是我在没有办公桌的宿舍里写的。因为当时教工宿舍工作环境十分简陋，有五六名家不在场部的老师在宿舍里只有一张床，并没有桌和椅。小说《生产队长》是我坐在宿舍的床上，把自己的腿上当办公桌写的。因为字迹太潦草，也一直没有寄往杂志社编辑部。直到我到农垦师范学校工作后，调到图书馆工作，才在图书馆打字机上修改完成了这部中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农垦开始第一次改革，也就是“下打租”时期。这版时间很短，似乎只有一到两年时间。不过，那是农垦经历过的，每名在黑龙江垦区生活过的人肯定都知道。小说主人公陈炎，曾是农场农业科副科长，农场改革期间因为不会来事，被谪贬为一个地处僻远卧牛河畔的二十三生产队队长。尽管主人公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没有气馁消沉，而是尽自己的努力为农场干实事：带头承包田地，以个人名义为生产队的人们筹钱种地，率队员筑堤防涝，给大豆“以灌治病”，提高工钱请人抢收农作物等等，等等。
然而，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当你踏踏实实干实事，并且干出一点成绩时，总有人眼红了，有人拖后腿，抢功。这些在本文中也成了主线之外的枝蔓，不仅大大丰富了文章的内容，更是烘托出了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生产队长。那时，我还生活在农场工作，也认识了几名生产队长，自然也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全篇文内容翔实，脉络清晰，人物个性鲜明，所描写的情节贴近生活，且富有乡土气息。后小说再次发表在《章回小说》杂志的首篇，也因此认识了建三江文学圈的人。比如赵春雷、李春等建三江的作家。
2000年，具体发生在哪一年，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一次石永顺打电话告诉我：你有一篇小说登载在一本书上。并且告诉我说：机关新来一名大学生，他在看一本书，儿那本书里有你的一篇小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本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3年度中国最佳小小说》，里面竟收入了我的小小说《黄昏》。当时，我的小说第一次被收入书里，自然十分高兴。后来才知道是我的一本小小说《黄昏》。
《黄昏》不仅被收入进书里，还获得2003年至2004年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两年中在小小说里排第九位。这次获奖，和以后每次奖均有很大区别。不用作者自己报名，也不用往上报作品，一切全是编委说了算！
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恰好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等几名出版社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图书会议，我也受邀参加了那次会议，期间找遍北京很多家书店，均没有找到我想找到的书，会议结束后，返回哈尔滨，一家图书商才帮我找到了《2003年度中国最佳小小说》。
其实，我和赵春雷认识很早，我在勤得利一分场中学当教学副校长时，已经认识了赵春雷。经常有关业务需要请示赵春雷，自然也就认识了。只是当时不知道赵春雷当时已经在建三江作家群里有足够的分量，可以说是有一定分量的作家，比如他的“风雪”系列，一共两篇中篇小说，分别是：《风雪饶河行》，和《冰雪关东魂》。
这两篇小说均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上。据说，《冰雪关东魂》一稿曾被《章回小说》编辑看中，后被作者要回了，并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上。
尽管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勤得利，这时已经认识了多名建三江的文友。这样一直认为我也是建三江文学圈一份子，是建三江作协的一一名成员。这时，我还不认识建三江的郭亚楠。
认识郭亚楠是农垦作协举行的一次活动。当时作协主席还是窦强，当时赵国春好像是秘书长。也就是在那次活动中认识了郭亚楠，还有建三江的李丕贤，此外还有八五九农场的刘家祥，自然也是建三江的文友。
1996年，我调到佳木斯农垦师范学校工作后，家在农垦大院租的房子，而北大荒编辑部也在大院里，经常到编辑部坐坐。正是这样才开始了和郭亚楠的亲切交往。他也看过我的几篇发表在《北大荒文学》的稿子。也谈论过我的几篇稿子。而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渔民的故事，而第二篇小说写的就是狼的故事。而后来的几篇动物小说均是写人和狼所发生的故事，我的几篇小说不是曲洪智老师讲的故事，就是受到郭亚楠的提示。比如短小说《雪葬》，就是我俩在佳木斯一家小饭店吃饭时，他讲的一个故事。放下饭碗，故事也就忘了，而狼皮帽子一直缭绕在我的脑海上，回到哈尔滨后，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发给郭亚楠看，他也觉得写的不错。后来，我把这篇小说发到一家杂志编辑部电子邮箱，小说很快发表了，先后被吉林的《意林》，河北的《小小说月刊》河南的《小小说选刊》，还有南昌的《微型小说选刊》等多家杂志转载。2015年南昌的百花洲出版社出版的动物小说《神枪与狐泪》一书，而首篇就是小小说《雪葬》。还有后来发表在天津师范大学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的短篇小说《天性》。
一次，张碧岩在建三江请我和郭亚楠吃饭，期间郭亚楠讲的故事。别的情节没留下多少，只是把狗救猎人的故事留下了，也才有《天性》小说。
将动物故事自讲的也是人和人性的故事。比如最近在“江山文学网”上发表我的小说《狼嚎再起》。这篇小说，也是郭亚楠和其余文友讲的故事，把那些情节联系在一起就有了《狼嚎再起》。文学编辑说：小说运用了散文式的语言将一段狼在自然界中拼死求生存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文中的主角是一条叫做鲍比的公狼，在它的原来的狼群中，它和老狼埃尔夫处在“贱狼”的角色，地位卑下，备受欺凌。在埃尔夫的带领下，两条狼离群闯世界，从此鲍比踏上了一生的为生存而打拼的路途。作者用拟人的写法来讲述狼的故事。透过这个故事，不难看出作者写的是狼，其内含之意不乏反映了人类社会中的存在的相似现象。在作者的笔下，狼的某些性情和社会属性以及生存法则又是和人类多么地相似。这种拟人化的写法，使得小说含义深刻。作者比较熟悉狼。对狼的习性，行为、动作描写生动逼真，颇为传神。在对狼的刻画上，将狼的坚毅和机警、智慧和大胆描写得淋漓尽致，尤其在对狼的社会性的描写，比较精彩。这是这篇小说的特色之处。小说情节舒缓，很像是一部电影，将这些狼的各个故事片段衔接起来，成为这篇小说的风格。记得一次，我和郭亚楠结束了在青龙山农场的采访，匆匆赶往勤得利。当时，空中正飘舞着雪花，纷纷扬扬的雪片儿从车窗前急速地掠过，前面一片风雪迷茫，而公路两旁光秃秃的树木和枯黄的蒿草也在风雪中猛地摇曳着。天气不好，路也看不清，司机不得不放慢了车速。
那次，我们本没准备去勤得利的。可是我们已经到了青龙山，距离勤得利不过百十里地，怎能不回故乡去看看呢？
准确地说，勤得利并不是我的故乡。十三岁的那年，才随父母来到勤得利，并且在那里生活了三十二年后又离开了。只是父亲的坟还在勤得利，永远留在了那块他喜欢的黑土地上，而且快要过年了，我能不去看望他老人家吗？或者可否这么说，一个人的父辈永久留在了哪里，那里就是一个人的故乡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公路北面连绵起伏的山已经看不清楚了。这是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雪片儿漫天飞舞，整个天空变得灰蒙蒙的，路边村庄的灯光也次第亮起来了。
转眼间，我离开勤得利已经六七年了。在此期间，我曾经回来过几次，可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一直没到父亲的坟前去看过，这次我是特意回来给父亲上坟的。
汽车在勤得利山南坡停下了，司机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里的路，把车开进去。无奈积雪太深，没开进去多远，就陷在一条沟里，再不能前进一步了。我和郭亚楠只好下车，拎着一捆烧纸，踏着厚厚的积雪朝勤得利西山南麓的墓地走去。
我俩深一脚浅一脚摸黑朝前走，山路两边到处可见白雪覆盖的坟包。而父亲的坟则在山南坡下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遥遥可见西山脚下的“三八河”。那里不但朝阳，而且特别敞亮——父亲去世时，只有五十五岁，可恶的脑血栓先夺去了父亲半边身子的自由，几年后又夺去了他的生命。
落雪的夜晚，天特别黑，几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我站在山路上，努力地回忆父亲的坟到底在哪儿？我在那里回想了一会儿，再朝远处看去，隐约看到左前方有一座高高的坟堆，走过去一看，真是父亲的墓。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揿动打火机把手里的纸点着，而心里则在默默地念道：“爸爸，就要过年了，您的儿子和朋友来看看您了。”
我是不相信人死之后还有灵魂的存在，可在那时那刻，我真的希望睡在地里的父亲有知：知道他的儿子冒风雪回到故乡来看望他老人家了？
这就是我和建三江的文友们。如今几个我所熟悉的文友已经不在了，其中有李吉忠、赵春雷，还有拉我走进建三江文学圈的曲洪智老师，但他们永远都留在建三江的文学圈子里，只要有那么一次，就会想起离开的建三江的几位先离开的文友们，永远不会忘记，不会忘记，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