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祖国七十五周年华诞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突然想到，国家的命运，与个人乃至家庭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热爱祖国，不是一句空话。踏实工作，不给国家添乱，勤劳节俭地过日子，也是热爱国家的一种形态。
新中国在旧中国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国家的科技水平及人民的生活状况，依然不能尽如人意。一九七五年，初中毕业后，我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那时的圆珠笔芯，质量特别不好。我用力地在自己塑料鞋底上画，笔迹清晰可见。可到了纸上，笔迹却时有时无。为了记账，有时我急得泪眼婆娑。算账用的是算盘，尽管上学之前父亲就教我打算盘，可实际运用上，依然时常出错。每笔计算都要反复核对，断不可有丝毫马虎。
做记工员表面风光，实际上也很辛苦。一个生产队，每天出工的社员要分若干个小组下田劳动。东湖（大田）、西湖、南湖、北湖基本上都有。夏收、秋收季节，打麦场上也人声鼎沸。每天两至三遍地到有人劳动的地方记工，往返要走一二十里的路。因徒步往返于高低不平的土路上，崴脚而致鞋子破损的事偶有发生。塑料凉鞋，穿起来不够舒适尚能忍受，鞋袢子或鞋底动辄断裂，则让人痛苦不已。
塑料凉鞋的普及，使得乡下修凉鞋的生意活跃起来。鞋匠挑着担子，前面是小火炉，后面是烙铁、废塑料皮、铁刷子一类的东西。修鞋人一边吆喝，一边穿梭于市井间，形成了一道风景。修鞋的人，有巧手回天的本领。除了凉鞋外，谁家的塑料盆、塑料桶甚或是塑料凳子等损毁了，也能修理的完好如初。为了省那毛儿八分的钱，很多的人家都学会了修凉鞋。我的凉鞋子坏了，大都是母亲修好的。在母亲修鞋的时候，我会围着母亲看，时间久了，也便学会了修凉鞋。虽然修的不够结实、不够美观，甚至也被烙铁伤害过。可是，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痛苦且也快乐着。
下田干活，偶有戴着用白亮亮的麦秸秆编织的洋草帽的，那是一般“吃公家饭（有工作）”的人，或是手头宽裕的人家。大部分的人，还是戴斗笠的。哥哥年龄小，力气没长全，下学回乡劳动时，就加入了大队组织的草编小组。编斗笠，编席子，编笎子……把这些东西卖给当地的收购部门，增加了集体的收入。编织的活儿，是在“地屋子（地窖子）”里进行的。地屋子冬暖夏凉，人在里面舒服；地屋子里湿度大，便于存放竹篾子、高粱秸蔑子、柳条子、线绳子等。
为了换取称盐打油的钱，哥哥在学会编斗笠以后，工作之后的空闲时间，在家里也编织了一些斗笠，由家人拿到集市出售。后来，家人又编织了一些斗笠衬子，也拿到集市上，与斗笠一起出售。再加之其他收入，家庭生活就不显得紧巴。
土地实行“旱改水”的时候，家里每年都能从生产队分到数量不菲的稻草。此时，哥哥通过亲戚关系，从六十里以外、很多人家做打草包生意的地方，买来了一台“打包机”和一台“打绳机”。并聘请技术娴熟的人来家里指导。星期天，或放假的时候，我和弟弟两人用打包机一天可编织十来个草包。除去成本，每天能赚取两三块钱。
打包机看上去如同织布机。可与织布机不同的是，操作打包机，人的四肢都不能闲着，而要表现得连续不断的“脚登手刨”状。并且，精力上还要高度集中。不然的话，两脚蹬踏板，双手拿着稻草，一根一根地往梭子挂钩上递。稍有疏忽，手脚不够协调的话，或者上下活动的耙头会把梭子压断，或者梭子上的挂钩会把编织草包的经绳刮断。梭子或经绳断掉了，或者换新的，或者像纺纱女工似的“接线头”。机子工作时发出的、均匀的“呱哒，呱哒”声，极让人烦躁、发困。连续编织三两个草包，人就觉得腰酸背痛，走起路来头晕眼花。可是，为了家庭用度，辛苦一点也要坚持。
记得有一次，我用独轮车推了三十多个草包去供销社出售。好不容易迎着呼啸的东北风，到销售点卖了十来元钱。可返回时，却因穿越街道上涌动的人流，而致身上的十几元钱不翼而飞。父亲说：“街坊邻居，出门在外的，哪有不招小偷的？穷极了，人就学坏。以后大家的日子都好了，小偷便会消失了。再说，破财免灾，花钱买教训、长见识，也不是什么坏事。”
家乡的人是吃煎饼的。做煎饼，首先一家人要抱着如同杠杆般的磨棍，围着石磨一圈一圈地磨煎饼“糊子”。石磨有默默无闻的品格，有“神农尝百草”的肚量。用山芋干掺杂着野菜也好，用五谷杂粮也罢，无论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入“磨眼”里，它都能磨出细细的、粘稠的、油亮亮的糊子来。
做粉丝的第一道工序，是把新鲜的山芋，洗净剁碎后放在石磨里磨成糊子。然后，再把磨出来的糊子，用纱布做成的“吊包（悬挂起来的包布）”，一遍一遍地将淀粉过滤出来。待淀粉在水中沉淀，并取出晒干以后，加入白矾，通过打芡、漏粉、蒸煮等程序，就可以做出粉条子。
一百斤山芋能做十斤粉条，十斤粉条卖的钱，可以换更多的山芋。另外，剩余的粉渣既可以喂猪，也可以卖钱。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可以泡碎掺杂在杂粮里磨成煎饼糊子。掺杂着粉渣的山芋干煎饼真难吃，甜甜的、涩涩的。反胃的时候，嗓子眼里辣辣的、酸酸的。尽管吃粉渣的日子，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可刻在我心里的印记，却永远是难以磨灭的。
家家围着“磨道”转，可忙坏了乡下“锻磨（修磨，使其磨齿锋利）”的人。石磨用久了，磨齿会变得平滑，变得不再锋利。推动起来，费力、费时。庄户人讲究礼节，请锻磨先生锻磨，好酒好菜招待不说，还要破费三五毛钱的人工费。生活也是太苦了，个别的人家，请人锻磨花的那点钱，心里也疼得不行。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去集市上买了锻磨工具，先用自家的石磨作试验，结果试验成功了。从那以后，左邻右舍的磨，大都是父亲免费给“锻”的。
“艺不压身”。手艺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文化传承。会手艺的人，被乡人尊称为师傅，或先生。难怪在我居住不远的地方，供奉着两处女娲补天的塑像。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娲是神，也是手艺人。因为她能把天上的洞口补上，拯救苍生。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都虔诚地供奉她。
不畏艰难地用自己的才能、技艺创造财富，达到勤俭持家、过好日子的目的，是国人骨子里固有的传统美德，是立国立家的根与魂。
改革开放后，因年愈花甲的母亲挪着小脚在田野里和父亲一起劳作，因挪着小脚从陡峭的水塘里向上挑水，帮父亲做草纸，我们的日子便真真切切的好起来。父母亲赚的钱，不仅培养我通过高考跳出了农门，还花钱给我买了一块手表。庄户人戴手表，是做梦也难以想象的事。
我工作的时候，为单位记账、算账用的是电脑，算盘成了闲置物。劣质的塑料凉鞋及手工制作粉丝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就连做煎饼用的石磨、鏊子等，也被效率极高的“煎饼机”所取代。
前段时间回老家做客，农民姨哥的行头真气派：穿皮鞋、打领带，头发梳的亮光光。一同来做客的堂弟说：“姨哥承包了一百多亩地，耕种收割全程机械化。身不动膀不摇的，一年十几、二十万块钱就到手了。”姨哥回堂弟说：“你乡下住别墅，城里有楼房，出门有小轿车，我还没你混的好呢！”
回来的路上，我依然想着姨哥。姨哥小时候与我一块上学，他家里兄弟姊妹多，作为家中长子，上完初中就回乡劳动了。为贴补家用，劳动空闲时间，他走街串巷修过凉鞋，卖过草纸，还上山倒卖过石料……随着这些生意的凋敝，他又从没条件种地的农户手里流转了土地，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种田大户。
回忆着姨哥的一生，我仿佛看到了淳朴善良的乡亲父老，在淮海战役中，奋不顾身支援前线的身影；仿佛看到了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希望的田野里，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的身影。
新中国在旧中国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国家的科技水平及人民的生活状况，依然不能尽如人意。一九七五年，初中毕业后，我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那时的圆珠笔芯，质量特别不好。我用力地在自己塑料鞋底上画，笔迹清晰可见。可到了纸上，笔迹却时有时无。为了记账，有时我急得泪眼婆娑。算账用的是算盘，尽管上学之前父亲就教我打算盘，可实际运用上，依然时常出错。每笔计算都要反复核对，断不可有丝毫马虎。
做记工员表面风光，实际上也很辛苦。一个生产队，每天出工的社员要分若干个小组下田劳动。东湖（大田）、西湖、南湖、北湖基本上都有。夏收、秋收季节，打麦场上也人声鼎沸。每天两至三遍地到有人劳动的地方记工，往返要走一二十里的路。因徒步往返于高低不平的土路上，崴脚而致鞋子破损的事偶有发生。塑料凉鞋，穿起来不够舒适尚能忍受，鞋袢子或鞋底动辄断裂，则让人痛苦不已。
塑料凉鞋的普及，使得乡下修凉鞋的生意活跃起来。鞋匠挑着担子，前面是小火炉，后面是烙铁、废塑料皮、铁刷子一类的东西。修鞋人一边吆喝，一边穿梭于市井间，形成了一道风景。修鞋的人，有巧手回天的本领。除了凉鞋外，谁家的塑料盆、塑料桶甚或是塑料凳子等损毁了，也能修理的完好如初。为了省那毛儿八分的钱，很多的人家都学会了修凉鞋。我的凉鞋子坏了，大都是母亲修好的。在母亲修鞋的时候，我会围着母亲看，时间久了，也便学会了修凉鞋。虽然修的不够结实、不够美观，甚至也被烙铁伤害过。可是，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痛苦且也快乐着。
下田干活，偶有戴着用白亮亮的麦秸秆编织的洋草帽的，那是一般“吃公家饭（有工作）”的人，或是手头宽裕的人家。大部分的人，还是戴斗笠的。哥哥年龄小，力气没长全，下学回乡劳动时，就加入了大队组织的草编小组。编斗笠，编席子，编笎子……把这些东西卖给当地的收购部门，增加了集体的收入。编织的活儿，是在“地屋子（地窖子）”里进行的。地屋子冬暖夏凉，人在里面舒服；地屋子里湿度大，便于存放竹篾子、高粱秸蔑子、柳条子、线绳子等。
为了换取称盐打油的钱，哥哥在学会编斗笠以后，工作之后的空闲时间，在家里也编织了一些斗笠，由家人拿到集市出售。后来，家人又编织了一些斗笠衬子，也拿到集市上，与斗笠一起出售。再加之其他收入，家庭生活就不显得紧巴。
土地实行“旱改水”的时候，家里每年都能从生产队分到数量不菲的稻草。此时，哥哥通过亲戚关系，从六十里以外、很多人家做打草包生意的地方，买来了一台“打包机”和一台“打绳机”。并聘请技术娴熟的人来家里指导。星期天，或放假的时候，我和弟弟两人用打包机一天可编织十来个草包。除去成本，每天能赚取两三块钱。
打包机看上去如同织布机。可与织布机不同的是，操作打包机，人的四肢都不能闲着，而要表现得连续不断的“脚登手刨”状。并且，精力上还要高度集中。不然的话，两脚蹬踏板，双手拿着稻草，一根一根地往梭子挂钩上递。稍有疏忽，手脚不够协调的话，或者上下活动的耙头会把梭子压断，或者梭子上的挂钩会把编织草包的经绳刮断。梭子或经绳断掉了，或者换新的，或者像纺纱女工似的“接线头”。机子工作时发出的、均匀的“呱哒，呱哒”声，极让人烦躁、发困。连续编织三两个草包，人就觉得腰酸背痛，走起路来头晕眼花。可是，为了家庭用度，辛苦一点也要坚持。
记得有一次，我用独轮车推了三十多个草包去供销社出售。好不容易迎着呼啸的东北风，到销售点卖了十来元钱。可返回时，却因穿越街道上涌动的人流，而致身上的十几元钱不翼而飞。父亲说：“街坊邻居，出门在外的，哪有不招小偷的？穷极了，人就学坏。以后大家的日子都好了，小偷便会消失了。再说，破财免灾，花钱买教训、长见识，也不是什么坏事。”
家乡的人是吃煎饼的。做煎饼，首先一家人要抱着如同杠杆般的磨棍，围着石磨一圈一圈地磨煎饼“糊子”。石磨有默默无闻的品格，有“神农尝百草”的肚量。用山芋干掺杂着野菜也好，用五谷杂粮也罢，无论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入“磨眼”里，它都能磨出细细的、粘稠的、油亮亮的糊子来。
做粉丝的第一道工序，是把新鲜的山芋，洗净剁碎后放在石磨里磨成糊子。然后，再把磨出来的糊子，用纱布做成的“吊包（悬挂起来的包布）”，一遍一遍地将淀粉过滤出来。待淀粉在水中沉淀，并取出晒干以后，加入白矾，通过打芡、漏粉、蒸煮等程序，就可以做出粉条子。
一百斤山芋能做十斤粉条，十斤粉条卖的钱，可以换更多的山芋。另外，剩余的粉渣既可以喂猪，也可以卖钱。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可以泡碎掺杂在杂粮里磨成煎饼糊子。掺杂着粉渣的山芋干煎饼真难吃，甜甜的、涩涩的。反胃的时候，嗓子眼里辣辣的、酸酸的。尽管吃粉渣的日子，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可刻在我心里的印记，却永远是难以磨灭的。
家家围着“磨道”转，可忙坏了乡下“锻磨（修磨，使其磨齿锋利）”的人。石磨用久了，磨齿会变得平滑，变得不再锋利。推动起来，费力、费时。庄户人讲究礼节，请锻磨先生锻磨，好酒好菜招待不说，还要破费三五毛钱的人工费。生活也是太苦了，个别的人家，请人锻磨花的那点钱，心里也疼得不行。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去集市上买了锻磨工具，先用自家的石磨作试验，结果试验成功了。从那以后，左邻右舍的磨，大都是父亲免费给“锻”的。
“艺不压身”。手艺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文化传承。会手艺的人，被乡人尊称为师傅，或先生。难怪在我居住不远的地方，供奉着两处女娲补天的塑像。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娲是神，也是手艺人。因为她能把天上的洞口补上，拯救苍生。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都虔诚地供奉她。
不畏艰难地用自己的才能、技艺创造财富，达到勤俭持家、过好日子的目的，是国人骨子里固有的传统美德，是立国立家的根与魂。
改革开放后，因年愈花甲的母亲挪着小脚在田野里和父亲一起劳作，因挪着小脚从陡峭的水塘里向上挑水，帮父亲做草纸，我们的日子便真真切切的好起来。父母亲赚的钱，不仅培养我通过高考跳出了农门，还花钱给我买了一块手表。庄户人戴手表，是做梦也难以想象的事。
我工作的时候，为单位记账、算账用的是电脑，算盘成了闲置物。劣质的塑料凉鞋及手工制作粉丝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就连做煎饼用的石磨、鏊子等，也被效率极高的“煎饼机”所取代。
前段时间回老家做客，农民姨哥的行头真气派：穿皮鞋、打领带，头发梳的亮光光。一同来做客的堂弟说：“姨哥承包了一百多亩地，耕种收割全程机械化。身不动膀不摇的，一年十几、二十万块钱就到手了。”姨哥回堂弟说：“你乡下住别墅，城里有楼房，出门有小轿车，我还没你混的好呢！”
回来的路上，我依然想着姨哥。姨哥小时候与我一块上学，他家里兄弟姊妹多，作为家中长子，上完初中就回乡劳动了。为贴补家用，劳动空闲时间，他走街串巷修过凉鞋，卖过草纸，还上山倒卖过石料……随着这些生意的凋敝，他又从没条件种地的农户手里流转了土地，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种田大户。
回忆着姨哥的一生，我仿佛看到了淳朴善良的乡亲父老，在淮海战役中，奋不顾身支援前线的身影；仿佛看到了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希望的田野里，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