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菁，1978年生于北京。评论家，《青年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起就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进入《青年文摘》编辑部。2013年起历任《青年文学》执行主编、副主编、主编。编选的文学作品获得众多文学奖项。
张菁是在部队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军人的那份坚毅、责任与使命，自然就成了她心里最深的印迹，所以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多少都会从她身上感受到柔中带刚的气息，甚至是一种纯粹的侠义之气。她之所以选择了文学，爱，且深爱，缘于上大学期间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让当事人非常激动，让她感受到了文学中存在的能量。这件事像一盏灯一样点在了她的内心，照亮着至今已经21年的从业之路。她现在的感受是责任感更重了，但是每一步都充满了更进一步的喜悦。作为一家青年杂志的主编，她对作家们的作品最看重的，是不仅仅要写当下，还应该去写未来。那么，未来，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作家?她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判断：“科技发展的背后，有着人类生活更加和谐美好的愿景。人文与科技不是独自上路，而是相伴同行，相互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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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都充满了更进一步的喜悦。
既然选择了，
就勇敢面对出现的一切问题，
爱，且深爱。
青年报：每个人的性格与修养，有时候是成长环境培育出来的。你为人处事中，有着柔中带刚的气息，我们非常好奇，你成长的环境是什么样?
张菁：我出生在北京，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父母都是山东人。大院的特点之一是很有秩序感，从建筑功能的分区到清晰的时间划分，都体现着规整。天南海北的人融于一体，逐步由陌生到亲切。来自各个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本身就意味着容纳与融合。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相对简单自然，彼此之间有着天然的熟识和亲近。它在可见的流动与稳定中，发生着变化。军人的那份坚毅、责任与使命，成为心里最深的印迹，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成长。
青年报：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在大学期间有没有与文学有关的常常让你想起来的美好记忆?
张菁：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汉语言文学。记得大三的时候代表学校参加一个慰问建筑工人的晚会，我的任务是写一首诗，并由艺术院校的同学配乐朗诵。我在那次的群采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点，是一对夫妇为了保证工期，就把刚刚一岁的孩子送回老家，两个人继续奋战在第一线。演出之后，那对夫妇专门找到我，说特别激动，一定要拍张合影。那让我感受到文字传递出的能量。
青年报：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打动人心，从寻找这首诗的“诗眼”可以看出，你是非常有文学天赋的人。你后来选择以出版人为主要角色，编辑这个职业对你的吸引力在哪里?
张菁：写作、阅读，音乐、舞蹈，总有新鲜的、未知的、广袤的气息吸引着我，做编辑更多是出于对文字和文学的热爱。我喜欢发掘和分享，出版人不仅仅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媒介贯通，更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导引，建构开阔的舞台，让个体体验更丰盈。在每部作品经过酝酿、等待、打磨、出版后，我都特别想告诉更多人其中所有的好，和精神投契的朋友在交流中进益。
青年报：我们现在读到的主要是你的评论，而且还相当少，应该是编辑工作太忙的原因。你在创作上有没有进一步的打算?
张菁：面向自我的书写对我而言更自由，也更自在。编辑职业的特点，需要我从工作出发做文学评论，这也给我带来了另外的快乐和收获。从编辑的职业角度来说，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值得被尊重，被推介，被看见。未来我还是会通过文学评论的方式推介更多好作品，我愿意为青年作家们摇旗呐喊。
青年报：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进入编辑行业的?当初进入编辑行业，是兴趣爱好多一点，还是为了职业谋生多一点?当时和现在相比，变和没有变的是什么?
张菁：大学毕业后进入编辑行业还是源于兴趣爱好。当时也有去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结合自己的爱好，还是选择了做编辑。从大学实习时做过电台编辑，到毕业后的报纸编辑、网站编辑，到期刊编辑，从节奏上来说是一步步更从容了。
毕业以来从事编辑行业已经21年了，若说现在和初期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在两方面吧。一是对出版理解更深了，二是也感觉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如果说毕业之初选择做编辑更多是出于兴趣，经过这些年的职业历练，现在责任感更重了。出版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它的整体是一个生态链，对文字的敬畏是其中的肌理，做得愈久，愈如履薄冰。
成长是持续的课题，所有的时光都不会白过。自我认知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之一，我不断从情绪、感受和思考中探究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模式，以及这些模式背后的原因。成长是持续的事，我希望自己能打破思维的局限，拆除人为设置的观念上的界限，努力去接近生命力的本源。在这之中感受到的智性的启迪，那种意识上的觉知和打开的过程，每一步都充满了更进一步的喜悦。
日本有一个词叫“一生悬命”，日本“秋山木工”的创办人秋山利辉在一次采访中所说：“木工是我的天命。我招学徒第一步就是让他们弄清楚自己此生到底要做什么，只是喜欢还完全不够，如果我当初只是通过搭鸡窝发现擅长做木工活，那么今天日本只会多一个做榻榻米的木匠而已。‘天命’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使命，要用彻底的决心和一生的努力去实现它，这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他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既然选择了，就勇敢面对出现的一切问题，爱，且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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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玲、陈浩增、黄宾堂、
李师东、邱华栋、唐朝晖，
这些为杂志奉献过青春的前辈主编，
直到现在还鼓舞和激励着我们。
青年报：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进入《青年文学》前在《青年文摘》对吧?转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前后有没有什么故事?《青年文摘》的经历和那里的老同事，对你任《青年文学》主编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菁：《青年文摘》和《青年文学》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期刊，属于一个出版社旗下的不同部门。我2001年进入《青年文摘》，工作了12年。我在《青年文摘》了解和熟悉了一本期刊的运作，学习到如何面对市场的变化，守正出新。也是在那里，成长为一位职场人。两本期刊都与“青年”紧密相连，可以说我和“青年”的渊源从不曾间断。《青年文摘》是一个特别有凝聚力的集体，很多同事已经成为出版社的骨干力量。我现在依然以自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为傲，也正是有了那段日子，让我更有勇气面对工作中的困难。
来到《青年文学》是缘于出版社领导的考虑，我和同事们一起，逐步建立起青年文学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更收获了很多的友情、温暖和力量，彼此见证相互的成长，这些，都是无法替代的。契合的人终会相遇，《青年文学》和诸多同仁一起，共同呈现文学的多样。
青年报：《青年文学》1982年创刊，至今差不多四十周年了。你出任主编之前，杂志社都有哪几任主编?这些前辈们身上有没有佳话传下来?
张菁：《青年文学》从创办之初，就致力于发现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挖掘有实力的文学作品。做一名发现者，编辑需要广泛地阅读，敏锐地捕捉，深入地思考，细致地沟通，这也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标准。当今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上发表过作品。比如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刘震云的《新兵连》，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凤凰琴》，张炜的《秋天的思索》，迟子建的《北国一片苍茫》《清水洗尘》等等，都是刊登在《青年文学》上。改革开放四十年评出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其中十部短篇小说里，《青年文学》的作品占据两席。
《青年文学》在创刊35周年的时候，曾经筹拍过一个纪录片，邀请了历任主编、编辑和知名作家们，讲述过去的故事。也是在那个过程中，《青年文学》现在的团队更深地感受到来自杂志气脉的延续。王维玲、陈浩增、黄宾堂、李师东、邱华栋、唐朝晖几位主编们的创新与坚持，让每个阶段的期刊都表征着时代的特点。李师东老师现在依旧分管《青年文学》，团队得益于李老师的经验，稳健前行。还有周晓红老师、马未都老师、詹少娟(斯妤)老师、刘佳(雪媛)老师、赵大河老师、赵兰振老师等等，这些曾经为这本杂志奉献过青春的文学人，直到现在还鼓舞和激励着我们。
一本期刊的表征，是一代代期刊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细致到每个真切感受到的日夜，每篇至今看来仍旧心潮澎湃的作品，它们背后的故事是和一群人的生命痕迹相连。
青年报：你是怎么理解《青年文学》中的“青年”两个字?你在杂志中是从哪些方面体现“青年”的呢?
张菁：《青年文学》的“青年”，是一种状态，是对生活有热情、有好奇、有创新精神，敢于突破自己、挑战自我，能够持续地推进自我认知。它具有一种澎湃的活力和张力，让人昂扬和兴奋。从这个层面上说，《青年文学》特别珍视作家能够在创作中尝试创新的创作自觉。
另一方面，《青年文学》开放更多的舞台给予年轻人，鼓励对文学充满敬畏和内心纯粹的写作者。面对个体经验，青年作家们的讲述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罗列，而是一种有生命的、处在变化之中的态度与解释模式。他们书写的是当下，更是未来，建立在理解和想象有无限可能的基础之上。
从2015年到2020年，《青年文学》相继开设“气象”“一推一”“出发”“灯塔”栏目，展示和推介当时的青年作家，即70后、80后、90后作家群体。“气象”栏目撷取“大家气象”之意，即气度、格局，刊发作者的整体创作实力皆已显露出生气勃勃、稳健大气的态势。“灯塔”栏目邀请文学导师以问答形式解惑释疑，梳理文学来路，体现精神师承;用温暖真切的信笺文字讨论文本延展的可能，鼓励青年作家坚定前行，这样真挚与诚恳的交流，影响的不止是一个人，更是一群人。
写作中蕴含着作者的审美力。如傅雷所说，只有不断与森林、小溪、花木、鸟兽、虫鱼和美术馆中的杰作亲炙的人，才会永远保持童心、纯洁与美好的理想。感受自然，贴近生活的本体，清晰自己的本心，这一切，是多美妙的事。青年作家们在自己的经验中通过部分感受到整体的存在，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感受到更多的人们。伴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认知也在变化，作家们的记录恰恰聚焦和定格了每个细微的触点。在书写中，青年作家们拓展意识和情感的觉知，定义所处的世界。《青年文学》愿意做这样的承载和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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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不仅仅要写给当下，
更要写给未来，
让未来的人们了解这个时代的人们如何理解世界。
青年报：《青年文学》现在影响力非常大，成为青年作家走向文坛的重要路径。你们担负着发现与扶持青年作家的重任，你觉得你们在用稿方面，最看重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变的标准?
张菁：我还要重复说：作家们的作品不仅仅是写给当下的读者的，更是写给未来的读者的，是让未来的人们了解这个时代的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怎样的推进。《青年文学》在乎作者能够通过持续地追问和思考，在自我和世界的撞击中，生发出对生命和生活新的感觉和理解，体现出对真理与爱的追寻。在乎作品中持续追问直面本质的锐气，希望可以看到作者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渴望打破或建立的;看到作者能够主动审视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能有开辟，有生发，有观察，有创造，是《青年文学》衡量青年作家的重要标准。在寻常的事物与关系中，每个人都有很多新近面对的问题与矛盾，也有很多挣脱不开无从缓解的，能不能通过思考和剥离，剖析出其中的本质?作品中精神含量到底有多少?因此，在选稿中，《青年文学》重视有现代意识的作品，作品表达人类在困境突围中呈现的爱与自由，坚韧、宽容与理解，体现人们对现实、对价值观、人文观的追寻和坚持。文学从来不是单纯提供光明的范本，但它始终让我们相信那抹光的存在。
在现实的琐碎之下，能够查验深层的肌理，进入更复杂更深入的思考，这样的思考让创作更显珍贵。在现实经验的递进中，《青年文学》期待更有格调更有思考的创作。
青年报：你前几年倡导设立了一个“城市文学”排行榜。现在的榜单很多，你们为什么主打“城市”文学?这几年评下来，效果如何?
张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每个个体都可以感受它的共享、包容、共生。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变迁，以及个人精神的突显，作家们对城市人内心变化的探究，对他们沉默幽暗区域的深度开掘，已经成为时下书写的新课题。
城市文学是《青年文学》的主推方向，它开放、动态，关注自身和未来。城市文学表征人们生存空间的多向度和时代精神的复杂，理性的“概念中的城市”与人们体验到的鲜活城市之间富有创造力的张力，共同提供了城市空间的象征与想象。而文学在这一基础上，也提供着对其他各类文化形式更基础的储备与给养。谈论城市文学，也是在谈论人类的命运。
在城市文学的基础上，《青年文学》推出了“城市文学”排行榜。这个榜单的设立是基于时代的发展，希望呈现更多属于此时的表达，重点呈现当年度城市文学的蓊郁的创作气象，为其他艺术形式梳理模本，同时以此鼓励大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深度挖掘现代性、技术性和人性，让表达更为有效，更为陌生和突出。
从2018年到2020年，“城市文学”排行榜已经举办了三届。参与推荐的期刊从最初的23家扩展到55家，初选作品由126篇扩展到263篇。从榜单设立之初，榜单评选就邀请跨界领域专家共同参与。排行榜的初审评委来自人工智能、戏剧、音乐、影视、舞蹈等领域，陆续增加了建筑规划、美术、机械方面的专家。我们希望通过各领域间的交叉与对话，碰撞与吸收，一起开创更多元的城市表达和更深入的城市讲述，最终，影响这个时代。
排行榜的复审评委都是文学界的资深专业人士。从第三届排行榜开始，设立青年文学复审评委专家团，采用“双盲”评审。一方面不公布本次参与评审的专家，另一方面专家在评审作品时，题目和作者会被隐去。既是给评委减轻压力，同时，更加单纯地面对文本。《青年文学》致力于做出一个有品格、有公信力的排行榜。
青年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真正的农村正在消失，乡土文明已经衰败，这是不是意味着，乡土文学也失去了市场?
张菁：我不认为乡土文学会失去市场，文学呈现的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设置，更是在人和所处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联系。人是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之中，而不是空间之中。作家写乡村，呈现的图景不只是树木、房屋与河流，真正打动内心的，是那里的人们的生活。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的故事，延宕的情感。比如读到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虽然我在城市长大，但完全不影响我被这扑面而来的幸福与喜悦打动。
青年报：现在大家都沉迷于手机，尤其是青年，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你觉得新媒体会不会取代纸刊?如果要被取代，你判断一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张菁：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纸质出版物不会被完全取代。从呈现形式来说，纸张的摩挲，审美的丰富，构造出纸刊的气息，这些与其说是感受需要，毋宁说是一种精神需要。从内容上来说，文字打造的氤氲苍茫，也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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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的背后，
有着人类和谐美好的愿景。
人文与科技不是独自上路，
而是相伴同行，相互照亮。
青年报：你在一次授课中，念过两首人工智能写的诗，你能举例说明一下，人工智能写的诗和诗人的诗，本质差别在哪里?
张菁：《青年文学》在2017年第10期“科幻文学专号”上刊载了小冰的诗歌，当大家知道这是人工智能写的诗歌之后，都非常惊讶，比如这首：“隔着桌子/阳光晒我的手指/我的每一个愉快动作/都听我诉说虚无时间的感受/你必然惊异泥土和种子的沉默/所以它在那里 在爱/我梦见了一棵开花的苹果树/什么颜色的花都有/一个人伫立在风中 等待大地上的灾难。”诗歌对语言、节奏、氛围和句子连接的要求非常严格而独特，就是一般文学从业者，面对诗歌写作也会或多或少有“畏难”。人工智能写诗，让人一方面好奇一方面又为她担心，不知道她能否写出意境。让人惊异的是，小冰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在2017年5月接触小冰诗歌的时候，小冰在语言的延展方面，带来更多可能性，但有些硬、生和非逻辑的地方，所以容易辨别小冰的语言风格。到了8月《青年文学》发稿的时候，她的诗歌已经更加趋同人类的表达。
小冰创作的本质并不是说人工智能能够写诗，未来可能取代人，而是表明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可能，这些无限的未知吸引人们更多地去探索。摄像的出现改变了小说的风景描写，留声机的出现也逼迫小说中的对话做出调整，小冰的诗歌写作，我想带给诗人们的思考会更多。如何保证自己的写作不被替代，如何保证人类的诗歌写作在小冰的诗歌写作之后，依然具有独特的科学性和唯有艺术才能完成的部分。“别让小冰超过我”，也许是下一个时代诗人们首要思考的问题呢。
更深一层理解，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涉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人文领域。科学可以解决问题，在技术之上，如何面对和走出困境，这样的思考，更加绵长。相信人类和人工智能会进入新的时代，达成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协同，为生活开启更多的可能。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人们也需要更多地思考和审视，我们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什么是属于我们和我不可替代的本质。
其实，人工智能的存在，恰恰更突出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三种能力，即情感力、思考力和想象力。人工智能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有人说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可能史，也许小冰和另外的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新的可能呢。作为一本文学期刊，《青年文学》倡导文学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相互观察、相互批评与借鉴。科技发展的背后，有着人类生活更加和谐美好的愿景。人文与科技不是独自上路，而是相伴同行，相互照亮。
青年报：新媒体有一个特点，就是碎片化阅读，还有泥沙俱下，这对于青年的整体素质，包括个性、修养和价值观有没有什么破坏?有关文学阅读，你觉得青年应该怎么办?
张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手机上网人数9.8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0.4%。新媒体并不是洪水猛兽，它与大家的生活并非非此即彼。新媒体的输入也是一种吸收和给养的方式。其实每个时期都会有其他的因素对单纯的阅读存在干扰，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与个人的习惯和时代的特点都有关联。
阅读自有其力量。个体的生命结构重在持续地更新自己，正如德国思想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所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掌握真理，或者自认为真理在握;决定人的价值的是追求真理的孜孜不倦的精神。”生活的价值，在于综合所学所思，去尽力地改变和创造。若不想单纯重复翻炒知识碎片，我相信，人们终究会走到阅读的路上。那种精神智力角逐下的进益，思考之下的畅快，寄托于阅读的基础上。在阅读的空间里，更自由，也更自在开阔。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你的业余时间主要花费在哪里了?
张菁：体育和艺术是我喜欢的，也是舒缓自身的方式。运动的时候，专注地感知自己，了解自己。比如潜水，平日不足道的呼吸声被无限放大，舒适与局促传递出的节奏，清晰真实。那一刻，世界是安静的存在。艺术方面，欣赏的同时，也在重拾小提琴。音乐的浑厚蓬勃，沉静阔达，吸引着我。舞蹈的奔放与节制，在柔美放松的背后是对气息和身体的精准把控，烈而不喧。期待早一点恢复到时常看演出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