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作家王火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手稿、信札、字画、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决定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他所剩不多的物品里，有一块铭牌他十分看重：那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作家的，上面镌刻有8个大字：“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王火在《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卷首写下过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事实证明，他的抗战经历与革命生涯就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宝贵、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用“王火”这一笔名。这来源于高尔基的一句话：“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他当时就觉得，“火”字简单又是红色，还可以烧毁黑暗的旧世界。倏忽70多年过去，这团火仍然熊熊燃烧。
在我的感觉里，王火“名字是火，气质如水”，每次与他晤面，有如沐春风之感。毕竟年岁已高，从2018年开始，王火每年秋季住进医院达半年，但他对文学的关注从未减弱。他女儿王凌告诉我，现在家里又书满为患了。原来王火一直在买书，女儿每隔几天就要回家去收他的快递包裹，都是书。现在，家里又堆满了几百个来不及拆开的纸箱子，几乎堆满了所有房间。有领导准备去家里看望他，但实在腾不出几个人坐的地方来……这个买书不止的习惯，恰是一位97岁的长者关注文学、青春常驻的表现。
2021年2月16日大年初四，中午我收到王火老师发来的一段语音：“蒋蓝同志，我给你拜个晚年啦，我祝你们全家幸福，牛年吉祥!样样都好，祝你创作丰收。我在医院里边，女儿王凌告诉我说，你在写我(指的是《王火：以健雄之笔记录时代》，刊发于《文艺报》2020年1月20日)，哎呀!让你费心了。你自己真棒，你有一支非常非常锐利的笔，能够写很好的东西。你自己能够写很有力的作品，我看到你写的作品都是非常好的，在此我希望你保重身体啊，多多写出好作品!我在医院里面住着，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出院回家。我想，争取过些时间春暖花开了，要是我能够出院回家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见面我就很高兴了!你代我问文学朋友们好啊，大家都好!”这是真情流淌，情怀满纸。
他还让女儿转告我：他在2020年年初完成的长文《解放初上海宣传工作的台前幕后》，分为上下两部分，刊载于《上海滩》2020第一期与第三期，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新作。
2021年春，我完成了一本小书《太平天国第一王——石达开与雅安》，王火读了初稿，在女儿协助下竟写了3000多字的序言，让我既惊讶又感动。他就是这样照亮晚辈的。
泰戈尔有一首短诗：“如果黑暗中你看不清方向/就请拆下你的肋骨/点亮作火把/照亮你前行的路……”如果说“拆下肋骨作火把”是顾准的“专名”，那么，理想之光、希望之火，成为了照耀王火一生的方向。王火之“火”，源于高尔基笔下的勇士丹柯，如今恰是文学的一盏灯。
我在南京的家，曾是《新华日报》工作地
蒋 蓝：王老好!您首次发表文章是什么时候?
王 火：1942年7月初，18岁的我由上海到南京，去合肥冒险偷越日寇封锁线，一直步行到达河南洛阳，经陕西入川到达重庆，辗转到江津投奔在县城当律师的堂哥王洪江。这一年我考入了国立九中高一分校。后来成为我夫人的凌起凤，当时就在九中高二分校。
在我的回忆录里，提到1943年夏天，九中高一分校发生了一起震惊“陪都”的学生中毒事件。那几个晚上，我心急火燎。我写了一篇措辞强烈的评论《九中就医学生感言》，次日投寄给《江津日报》，报社立即发表了这篇千字文。文章对江津县卫生所的官僚主义、医生冷漠等现象进行了抨击。我后来听同学们说：这文章对医院的抨击令人痛快。
这是我首次发表文章，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被人传阅，自豪和喜悦溢于言表。什么叫“金不换”呢?我意识到了为民鼓与呼的重要性。从1944年在江津开始，我就不断练笔，常有小说、散文、特写在重庆的报刊发表。
蒋 蓝：您很少提到你的父亲。
王 火：我六七岁随父亲王开疆来到南京。父亲是与时俱进的人，吃不起饭了，就去拜见晚清状元、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加之他勤学肯干，后来进入到大生资本集团担任高管。再后来，他与友人聂海帆创办三吴大学，积极掩护参与救亡运动的学生。他发誓不为日本人服务，最终蹈海明志，这对我有很大冲击……
我太老了，这里要提到一段我从未提及的往事。我父亲早年在南京购有一套别墅，平时很少使用。后来与地下党有接触了，他慨然把房子提供给《新华日报》社无偿使用。当然为掩当局耳目，也签订了一个租赁合同。这个时间我查阅了一下，《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是1949年4月30日，但应该追溯到1937年秋和1946年夏。那时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曾先后两次在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未能实现……
我在复旦大学毕业时，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给我一笔奖学金，欢迎我赴美深造，但我主动放弃了。抗战胜利那年，我与中共地下党员有了密切的交往。我以笔为枪，积极投入抗战，还曾秘密协助地下党在南京等地恢复 《新华日报》 的工作。我和母亲还到南通营救关在狱中、有可能被枪决的中共党员。
我清楚记得，20世纪30年代，父亲带着我乘坐飞机，两次都是与当时《新华日报》的人同行。后来才知道，那个笑声爽朗的高个子，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乔冠华。我在1940年代就可以入党了，但地下党同志告诉我，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更有利于宣传。
蒋 蓝：您多年前特意谈到过马克思主义对您的影响。
王 火：那是1998年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成立20周年暨16届年会上，我发言说，50多年前我上大学时，为了确定自己的信仰与人生道路，遍览各种“主义”的书。那时，“三民主义”是必修课，共产主义的书是禁书，但地下党的同志悄悄送马克思主义的书给我读。我也订阅了《新华日报》并从大后方的新华书店里购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等;我在大学图书馆里，连德国国社党的党章党纲都找来读了。经过比较鉴别挑选，我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选定了跟共产党走作为我的道路。这篇题为《“主心骨”与“金钥匙”》的文稿，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后来被《求是》转载。
让我一生难忘的英雄节振国
蒋 蓝：您无意于宏大叙事的写作，而是在记叙大半生经历的过程中，不断对波澜壮阔的现代史、当代史提出追问，进行血肉模糊的思想深犁。您对迂回曲折中前进的民族根性的发现，像节振国、李秀英这样的人物层出不穷，他们葆有了“中国式脊梁”的钙与盐。
王 火：1961年，我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调到山东临沂，在山东省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当校长。在那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里要谈谈我写节振国的经历。
节振国1910年生于山东武城县刘堂村(现属河北故城县)一户农民家庭。他10岁被父兄挑在筐里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长大后到煤矿当工人。1938年3月，英国资本家投资开的开滦煤矿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节振国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的队长。1939年秋，由冀东地委书记周文彬介绍，节振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节振国在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仍回到工人特务大队工作，经历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他刀劈日本宪兵的英雄事迹至今在冀东大地流传……8月1日，节振国壮烈牺牲，时年30岁。周恩来在重庆知道了他的事迹，指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关于节振国的作品，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从1956年开始，我用一年多的时间深入冀东8个县，并体验了矿区井下生活，走访了老矿工、游击队员和节振国的家属等百余人。我根据17个老矿工回忆绘制的“1938年赵各庄简图”，真实描述了节振国领导工人运动时的区域状况。简图详细记录了地下党员的家、教堂、胡同、燕春楼剧场等40多个地点，真实还原了历史原貌。我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赤胆忠心》、长篇小说《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等，向国内外读者介绍了这位传奇式英雄。最初的作品在1956年《中国工人》杂志上连载，1957年经修订后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初版虽然只有8万字，但影响却非常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戏剧工作者创作了现代京剧《节振国》，又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还被改编为话剧、评书、连环画等等，1961年更被译成外文发行国外。
节振国这个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我留到现在的89件写得密密麻麻的采访记录本、信件等采访材料，有好几万字。这些笔记本和信笺的纸张早已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如1938年的《气候志》，还有涉及80人的10多页“唐山及开滦工运史料人名单”、采访节振国亲属的两万多字口述记录等。同时，还形成了节振国大事迹和人物小传等，这些采访材料证明了我为《赤胆忠心》《血染春秋》投入了很多心血。我被开滦集团授予“名誉矿工”，并收到了矿帽、矿灯等。我希望日后文坛有更多反映革命工人题材的好作品问世。
2015年，筹建中的节振国纪念馆派人来成都找我给纪念馆题词，我的题词是：“赤胆忠心节振国，血染春秋抗敌倭。英雄为国中华魂，精神永存壮山河。”
“一目了然”的写作
蒋 蓝：您为人低调，几乎不提及自己左眼失明的经过。
王 火：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来成都我家里采访，我略提了一点。1985年5月，成都盐道街新的出版大楼正在修建。工地上沟渠纵横，建筑材料堆满了过道。一个下雨天，我拿着一部书稿的清样去出版社上班。因为来得早，单位几乎无人。远远便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我循着哭声找去，发现一个穿着红色毛线衣的小女孩掉进了一条约一米宽的深沟里。我恰好见沟边正走过来一位工人模样的年轻人，便对他说：“哎，小伙子，你下去把那位小孩拉起来呀!”岂料那小伙子毫不理睬，叼着烟视而不见地走开了。此时，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深沟，用双手把小女孩托上来。获救的小女孩立即跑开了，可我自己却上不去了。深沟齐到我的胸部，雨越下越大，我急于脱离困境，便用皮鞋尖在沟内土壁上踢了一个可支撑脚尖的凹形，单足踩住，双手扶住沟沿奋力一跃!没想到，我的头部猛撞到一根钢管上，复又跌进了深沟……待我努力爬上地面，头部却已经严重受伤，左侧脸全部瘀血，先是出现脑震荡症状，接着颅内出现血点，左眼视网膜负伤，结成一个疮疤。
经过治疗、休养，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总算治好了，但后来因编辑工作和写作过度劳累，左眼伤疤破裂，视网膜脱落，终至失明。
蒋 蓝：受伤那年，您61岁了，而且正在重写《战争和人》……
王 火：对!上百万字的原稿在特殊时期我被迫亲手毁掉了。时代清明了，我又燃起了希望之火，我想起了李秀英这样的人，不书写他们，我毕生难安。恰恰就在重写的过程里，我左眼失明了。原来我不相信什么命运安排。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叫《鸳梦重温》，它讲一个人受了伤，过去的事全忘了，连自己的爱人都不认识了。我虽没达到那样的程度，但当时的确认不出熟人了，也说不出话。后来很多事也忘了，也属于那种情况。所以我相信电影是有事实根据的，并不是胡编的。医生叮嘱我：“你是作家，最好还是写写东西，把你的记忆恢复起来。”
有位教授把我的作品推荐给学生，学生发牢骚说：“我想写一篇论文：写这么厚的书，是作者的错还是读者的错?我这么忙，还写这么厚的书给我看!”他的话有道理，但不全对。书有长有短。作为作家来讲，写得长没什么错，所以不是作者的错;作为读者，我看《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再长也觉得没看够。有的题材适合写长的，就只能写长篇。
蒋 蓝：对您而言，重写《战争和人》的过程是一个并不痛苦的过程。
王 火：不太痛苦。当然从生理方面讲还是有些困难，毕竟只有一只眼嘛，“一目了然”也好哇。记得当我刚只有一只眼的时候，上楼梯就摔过几次;当我倒开水的时候，两眼没有一个焦点，一倒就倒到手上;我搛菜的时候，筷子就搛到碗外面去了;写字的时候字迹很潦草了，有的时候就像“画符”一样。一只眼又不能使用电脑，如果我有两只眼的话，掌握电脑应该很快的。
所以，我认定“一目了然”也好!一个沉得住气的作家，与寂寞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作家很浮躁的话，那他是写不好的。习惯成自然，安于寂寞成为我的一种自然。不讲话，从早到晚坐在那儿写，我习惯了。其实，我是很希望保持安静的。我曾经说过，雨果84岁，肖伯纳94岁，他们都是写到最后一口气呀!一个作家崇高的使命就是写作到最后一刻。不让我写作，难受得很。麻将我会打，桥牌我也内行，但我对这些都不大感兴趣，不愿为它浪费时间。
我97岁了，经历了很多事，我毕生有两个坚持，一是不签名售书，二是不做报告。想起周克芹说过的话，一个作家就是要“背对文坛，面向生活”。希望我们的作家，扎根生活，写出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