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主张的生活艺术，几千年来，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变成文人心灵的一种追求，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庄子倡导顺应自然，不强求，不刻意，只是去遵循客观的规律，回归内心的本真。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名利所诱惑，强调“无用之用”，从看似无用的事物或言行当中，去体会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庄子还倡导心灵上的无拘无束，自由翱翔的境界。以摆脱世俗的成见，超越是非的对立，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进入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庄子的“生活艺术”，经历了时代的历练，特别是来自西方的较量，不但不曾败下阵来，反而依然焕发着活力，在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身上传承。
一
周作人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人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的快慰。成了中国现代文人“思想范式”和价值取向的基本遗产之一。
周作人在价值取向和生活趣味上，更接近庄子。被称为“接近庄子的现代隐士”。他主张以人为本，着眼于个体感受。他所强调的人道主义，更倾向于庄子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刘剑梅)
“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两年以后，他的入世启蒙角色逐渐淡化，而过起了现代隐士的生活。在草木虫鱼中发现生活的快乐，并把这种快乐付诸文字，充满了禅意，追求“与万物合一”的逍遥境界。
他在文章中，否定终极、绝对、至尊的思想，主张宽容，更有庄子齐物论的影响。
庄子思想不是作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信念，渗入了周作人的生命意识和思想观念，由此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包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学风格。
庄子的无君论，天道论和齐物论，对周作人的思想形成独特意义。
他有意疏离于时代潮流，却又不完全归隐山林，在个人闲适优雅的生活中，寻找到自我满足的独立。这与他在文学上的主张相呼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周作人认同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因为他认为文学真实的存在只在心灵的顿悟和感觉之中。
周作人曾提出“文学无用论”，主张回归自然，恢复人的本来属性，实现真正的人格独立。“人皆知有用之用，莫知无用之用”。他认为，文学不可成为政治的工具，而是要坚持庄子的自然观，在人情物理中蕴含一份禅意的平常心，不偏不倚，不为权势或一时的利益而丧失立场。
他把这种人情物理看的很重要。“道不可见，在就日常饮食人情物理当中”。
这就是平常人的活法，一点没什么玄妙，就是顺其自然。所以在他的笔下，多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平常而琐碎的事情，以及自然界中的草木虫鱼等小事，却将其如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这犹如庄子《逍遥游》中与万物共同逍遥的境界。由此，让他找到了宁静与自足的享受感，实现了人与道的有机融合，如同一滴汇入大海的水珠，从中获得了一种永恒感。
有人说，庄子的哲学也是美学，提出了一套独特的美学认知体系，它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的态度，不计利害、是非、功过，忘乎物我、主客、人己，让自我与宇宙合为一体，实现人生的审美化、艺术化，让每一个个体的人生都活出生命的光彩。
在日常发生的平凡事情，如茶食、野菜、鸟鸣、饭菜、酒令、乌篷船乃至苍蝇等等，都在他的笔下艺术地再现，并从中寻得些许安闲、愉悦和无上的快感。
周作人在《北平的茶食》一文中提到：
“我们在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的必需——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致愈好”。
这里所强调的“无用论”，实际是淡化意识形态过多的影响，实现“非功利”后的尊重个性的自由，展现出感人的独特魅力。
受庄子的影响，周作人立足于个人主义，讲求众生平等，宽容，反对一元论。他认为，只有先尊重个体的精神自由，才可以拥有“各各相异”的宽容。
他反对虚伪的大同，认为那也只是一种专制，文化必须是多元的，这得益于“五四”的启蒙，追求的是以“己”、“我”为核心的价值观。正如刘再复所说，如果人道主义不落实到个人生命，个人尊严，个人独立权利，尤其是思想权利的充分尊重，那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二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与庄子及道家思想的关系格外密切。
1927年，林语堂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观，重新认识自己。并且，试图把《庄子》一书翻译成英文，将其推向世界。林语堂开始认同那些闲适的小品和唯美的文学，借助明代“公安”、“竟陵”派的性灵文学，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由此，把庄子带入了现代化。
对于林语堂来说，庄子思想就是他的理想追求，表现为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和一种从容不迫的豁达。
林语堂把庄子和道家思想中的人生态度和工具理性，用来弥补西方文化中的某些不足，作为人们自我拯救的重要方式，以此来纠正生活过度物质化所带来的弊端，由此，庄子和道家思想，具体化为“生活的艺术”，甚至成为一种合理的、近情的生活理想。
在这里，“悠闲的生活”顺应着自然，快乐而艺术化，成为生命的享受。在林语堂的眼中，这样生活才是对人类“生物性”、“自然性”的尊重，人们的内心也因此而得到了大自由。他以为，这种努力，正是庄子重视生命理念的体现。
为此，他强调，过一种简单质朴的生活，由此带来思想的简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由于西方文明过分重视科技、逻辑等理性的东西，因而显得淡化了人性，有些脱离情感，脱离生活。因此，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号召人们要摆脱专业的有限性，甚至成为专业的业余者，以便进入更广阔的生活，享受生活的丰富多彩所带来的快乐。
为此，林语堂提出了“三回到”的主张：回到慢节奏的艺术人生;回到原始的质朴生活;回到符合自然，贴近人情的理想状态。
他提出，热爱生活和享受生活——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孔子所主张的生命哲学，正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细节，来加以体现。
庄子的学说因重感情，求和谐，主养生，肯定生命，来与儒学相呼应，相符而相成。
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当中，林语堂以庄子和道家思想中的二元论，来塑造女主人公姚木兰，借这位包含二极的文学形象，来分析二者存在的合理性，“一切生命都是两种力量的结果，两种相反的力量的综合，如同阴阳产生了四季”。
借此，表达了一种对世事变化的开放态度，对现代新观念都抱宽容理解的态度。认为“至道之为物也，无时不变。”
因为从大宇宙的角度来看，所谓进步和落后，都不过是瞬间的发生，很快会过去，只有生命本身的存在，才会相对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要相互平等尊重，不会被暂时的财富、名誉所惑，充分去享受生命的意义，实现一种真正有价值人生。
这种美好的理想，被林语堂设计在了长篇小说《奇岛》中，这种乌托邦的想象，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评，体现了他对桃花源般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小说告诉人们，理想的生活，就应该是艺术化的，回归自然，回归完整的人的生活。
林语堂还把这种理想的追求与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相比较，以“既重现世，又尚美好”的希腊精神与老庄道家文化相融合，实现人性的自然化，让人们在自由中，去寻找生命的价值。这种境界是林语堂心灵的寄存处，理想的家园。
三
汪曾祺用小说来把庄子的学说市井化，当然，这也是一种自然化和艺术化。庄子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学说，引起了汪内心的共鸣。他认为，超功利的率
性自然，才是生活美的极致追求。他甚至撇去老庄学说那些过于虚幻的主张，真正把现实生活的美，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
汪曾祺的《受戒》等小说，就突出地体现了他对生命原生态的追求。汪曾祺
通过小说，强调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呈现庄子思想中的“人性自然化”。
汪的其他小说，也生动地描述了那些日常生活中，充满庄子超凡脱俗气质的庄子们，他们懂得生活，保持人的内心美和“自然生态”，并将其艺术化。虽然他们都是小人物，却懂得生活的真谛，在凡俗的人生中，创造着快乐和兴趣，活得潇洒自在。小说中洋溢着温馨自然的和谐气氛。
后来的文学界评论汪曾祺，称其为“最后的文人”，这是对他继承庄子风范，强调个性解放的高度认同和赞誉，因为汪曾祺把这种认知不仅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主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更重要的是，他以此指导了自己的人生。成为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当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并未因此而消沉，背上思想负担，反而觉得自己是“三生有幸”，为他平凡的生活增添了浓重的色彩，因此而留下些许不一样的纪念。
汪曾祺以充满留恋的心情，回忆起自己上大学之前，在家生活的历历往事，无论是过年时去花园折梅，还是随继母回娘家，抑或是放暑假时在家写大字，放学后在街上的瞎逛，无不生动有趣，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情趣。这些回忆来自生活，可生发的情感则超出了生活，更具艺术的魅力。汪曾祺真是活用了庄子的主张。
庄子主张的“生活的艺术”，之所以能被现当代知识分子接受，传承，甚至弘扬光大，主要还是源于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
就当下的中国人来说，面对人生的挫折和历练，庄子倡导的顺应自然，不为外物所动，提醒人们，不过分追名逐利，以免陷入无休止、无意义的竞争和攀比的漩涡，引导人们以平和的心态接受无常，增强适应性，有能力去正确处理这些生活中的得失，追求内心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强调“无用之用”，启示后人重视那些表面上好像无用，但内涵丰富，具有深层价值的事物，如艺术、文化、情感、亲情……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以此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使人生过得更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