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把城里的楼房卖掉以后，只好再回到农村栗鑫的爸爸妈妈留下来的祖屋住。父老乡亲们开玩笑说，你们都把城里的房子卖了，那是要到德国去养老啊?回来再看看祖屋，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我们只是矜持地笑笑，心里其实也是盼着那一天。
抱着这个念头，我们开始日常催婚，可直到儿媳怀上了孩子后，栗华龙才跟我们说他两年前就结婚了。
我大吃一惊，没差点晕过去。但顾不上指责他的先斩后奏，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想收拾东西去照顾儿媳妇。
我听别人说，如果这个时候不去照顾儿媳妇，以后就会遭忌恨。传说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婆婆不照顾，以后也不给婆婆养老送终。哪想我的想法被儿子一口回绝了，说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是老思想。
也好，我还懒得去勒，婆媳在一起有几个能相处好的，不去倒省心。直到孙女出生后，栗华龙他们真的是忙不过来了，才叫我和老伴去了德国。
可去了才半个月，不是婆媳关系处理不好，而是“公媳”关系僵化，栗鑫很有个性，他说待在那儿浑身不自在，实在忍无可忍就先离开了。
我留下来带孩子，也才知道栗华龙的薪水，在国内人看来很高，但在这儿也只是勉强够花，因为生活成本超高，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儿媳也是中国人，叫陈丽梅，中原品种，很有灵气，头脑活泛，对我很客气：婆婆不劳您神了、婆婆今天辛苦您了、婆婆您请歇歇吧......客气到了生疏冷漠的地步。我进他们房间擦地，既不是凌晨也不是傍晚，陈丽梅头都不抬地说：“请尊重他人的隐私”。
孙女才两个月，陈丽梅就断了母乳，我感觉她奶水很充分，就劝她再喂上几个月，母乳营养丰富。陈丽梅一下子不高兴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我。”为此，她用德语几次跟栗华龙吵闹，显然是怕我听懂了他们的话。
两个小年轻跟我张口自由、闭口人权。我每天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生怕一不小心又踩着了雷。
孙女两岁时，陈丽梅把她送去了应该类似早教的育儿机构，每天接送因为语言问题，都必须他们去，这样我就被客气地送回了国。
从那之后，旁人再问起我们什么时候去德国养老，我们只能笑笑无语以对。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儿子和儿媳在国外都入乡随俗，生活习惯和观念都和我们不搭嘎了，而且也不欢迎我们去打搅。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栗华龙总共回来过两次，每次都神色匆匆，在家像旅游似的，待两天就走，陈丽梅和孙女一次都没有回来过。那时候我觉得儿子有出息是好事，总不能想让他待在身边，就剪断他的翅膀不让他飞吧。可现在老伴一病，我就真的慌了，万一老伴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可怎么过?
(四)
洪军又一次陪着我们两口子来到北京，订酒店、预约挂号、缴费拿药，全是他一个人在忙前忙后。看着他跑上跑下，累得气喘吁吁，我既心疼又庆幸有他来了，光是看到医院门口拥挤的人流，我就脑勺疼，更别说进医院还得网上挂号，机器智能缴费拿药，没有洪军我真是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尤其现在科技发展飞快，确实是好事，但对于我这个快70岁的老太婆来说，实在是太不友好了。
栗鑫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确诊是肝癌晚期。我又躲着栗鑫大哭了一场，我感到很无助，又不忍心再去打搅蔷薇姐姐她们家的人，只要给她们说一声，她们肯定会忙得跟石头绊子似的全力以赴来帮忙。最终还是给儿子栗华龙打电话，他毕竟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电话中把他爸爸的病说得很严重，让他必须请假回来一趟，否则会后悔终生。
栗华龙回来了，见他爸爸不会那么快去爬烟囱，所以待了三天又急匆匆地走了。理由是他工作太忙，临走时他留下话说，让医生用最好的药，别心疼钱。我拼了命咬住下嘴唇，才忍住了堵在喉咙口的怨怼：两次都说：别心疼钱，可你两次回来，给我们留下过一分钱吗?在外人看来，我家有个在国外做事的儿子，用钱上肯定是没说的。
我又怎能不心疼钱呐，你在德国买房子，我们把楼房卖掉，所有积蓄都给了你，上次到北京看病，所有费用都是洪军支付的，说什么他都不要，但我心里要有本账，迟早是要还的。再说钱能换回你老子的命吗?栗鑫被放疗、化疗折腾得骨瘦如柴了，虽然花了很大一笔钱，但栗鑫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医生善意地叮嘱我说他想吃什么，想做什么，就满足他吧，花太多的钱治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栗鑫身体有癌症，并不影响他的大脑思维，他拉着我的手，抚摸了很久，已经无神的眼睛里溢出了泪花，我实在控制不住，拉住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成串往下落。他让我把耳朵贴过去，拼着一口气，断断续续挤出几个字：“我担心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我哭得肝肠寸断。
他比我明白，栗华龙是指望不上的。我们年轻时把心血全部倾注在儿子身上，临了才发现，老伴才是能跟我走得最久的人。
再在医院住下去，昂贵的药费实在承担不起，栗鑫深知自己的状况，也知道我不会提出来让他出院，所以他轻轻跟我说：“落叶归根，我想回老家去。”
这真是两个人共同的台阶，我们愉快友好地走了下来。
我把栗鑫接回了老家的农村医院，把情况跟栗华龙说了以后，他总用工作太忙当理由，在我的百般哀求下，他总算从德国飞回来了，栗鑫见到儿子后，浑浊的眼睛里滚下泪珠来，激动得嘴皮子直哆嗦，可栗华龙才待了两天，就焦躁不安，电话一个接一个，哪有心思陪伴他重病卧床的爸爸。果然栗华龙第三天一早，就跟我吱吱呜呜说：必须得回去了，工作上出了纰漏，只有他回去才能补救。我是从来不发脾气的人，实在忍无可忍高吼道：“你这两天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焦躁不安，在你爸爸身边总共待了有没有两个小时，你是不是就盼着你爸早点走啊，不然都对不起你特地赶回来一趟。我越来越搞不清，是你爸的命重要还是你挣的钱重要?”儿子虽然很狼狈但依然不服输地说：“妈，我也不容易。”
我哭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后悔过，后悔把儿子托举得那么高那么远，让他再也不能成为父母的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