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别人牧鹅、牧鸭，而我则牧过鸡。
我们的生产队在成都的东郊，大部分土地都在现在的东三环以内。这里地形微微起伏，既不像城西那样平坦得像一张饼，毫无景致，也没有称得上山或岭的地方，可见的是一道道坎。
生产队有几十户人家，集中居住在岳家院子和罗家院子，当然也有一些散居的人家。生产队有好多土地，应该有几百亩吧，我小的时候觉得要走很久才能走到生产队的边界。队里的主业是种菜，在低洼的、便于蓄水的地方有几块土地专门用来种粮食，小春种小麦油菜，大春种水稻，算是粮食的补充。
每年八月底九月初，是收割谷子的季节。那是生产队的大事，全队所有的劳动力全部投入收割谷子。有人在田里割，有人用拌桶脱粒，有人将脱好粒的谷子挑到两个院子之间的晒坝晾晒，还要有人在晒坝翻场、驱鸟，要忙活好几天，但人们脸上总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那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热闹;对于我们家的鸡而言，这就是过年过节。
那时没有机器收割，割谷子要用弯月形的镰刀，刀口有锯齿，我们称之为“锯锯镰”。割好的谷子要一把一把平放在地里;而脱粒的人则要握住谷把，将其高高扬过头顶，再奋力砸向拌桶的壁，使谷粒脱落在拌桶里。可以想象，成熟的谷子经历了这样的“动荡”，有多少要落在稻田里啊!
我们家和每一个农村家庭一样要养鸡。每年春天天气暖和了，父亲就会去高店子赶场，买十来只毛绒绒的雏鸡回来喂养。鸡喂大了，有人来客往的时候杀一只公鸡招待客人，特别重要的是要留一只体型健壮、鸡冠硕大的大红公鸡用于大年三十年夜饭前的祭祖，其余公鸡都骟掉，以断其“不良”想法，只管长肉，母鸡留着下蛋。
刚买回来的小鸡，用米粉或玉米面精心饲喂;稍大一点，鸡们的伙食标准就降低了，每天用米糠、麦麸拌合着切细的菜叶喂一两次，然后将它们赶到农舍周围的竹林自由觅食，至于觅的是虫还是其它什么东西，我们就不管了。
到了初秋打谷子的季节，我们家的鸡就开始享用真正的营养大餐了。母亲发现，刚收割后的稻田里散落了很多谷子，要人去捡是不可能的，而离小麦备耕犁田还有一段时间。有一天她突发奇想，人捡不起来落在稻田里的谷粒，鸡却是精于此道。因此，她要我们姐弟三人每天清晨把家里的鸡带到稻田里去“捡”谷子，最重要的是这不算占集体的便宜，更不算是偷，让人心安理得。不得不说，母亲是聪明的。
第一天，天还蒙蒙亮，母亲就将我们叫起，简单洗了脸，带上昨晚蒸好的馒头，就把已经长大的十来只鸡交到我们手里，每只鸡的两只脚都绑上一截不长的绳子，这其中当然有那只雄赳赳的大红公鸡。大姐、二姐比我大四五岁，她们各自用小背篼背几只绑了脚的鸡，两手还要抱一只;而我年纪尚小，则只能两手抱着一只，浩浩荡荡地向稻田走去。
到了稻田，将鸡们放在田里，让它们自由觅食。那只大红公鸡是当然的领导，不停地发出“咯咯”的叫声，召唤着它的妻妾们享用着田间的美味;而那些骟(当地读“线”)鸡则无思无欲，像太监跟着皇帝一样跟着鸡群安静地觅食。
安顿好鸡们，天已是大亮，空气凉爽而清新。初秋明晃晃的太阳已跃到了龙泉山的山顶，照在野草叶片的露珠上，发出七色的光。这时，我们是自由的，开始享用我们的早餐。大姐爱学习，拿出课本读书;二姐忙着采摘田埂上的野菊，编织花环，或扎在头发上“臭美”;而我则用穿着塑料凉鞋的脚，去赶那野草上的露珠，去感受清晨的凉意。我们与鸡们各取所需。
不久，鸡们的膆囊鼓了起来，脚步也不像刚到田时那样急切。差不多了，鸡们吃饱了，我们还得赶回去上学呢。
鸡不像鸭走路摇摇摆摆，也不像鹅那样踱着方步很绅士的样子，它们跑得快着呢!不过，要抓住它们也很简单，因为它们两腿之间绑着一根不长的绳子，它们可以自由行走，但奔跑起来绳子是要绊脚的，何况稻田里新割的谷桩也会绊着绳子，我们很快就将那些吃饱喝足的鸡抓获，放进背篼里。除了那只骄傲的大红公鸡，不知什么时候挣脱了绳子，在稻田里飞奔，要抓住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我们姐弟三人经过周密计划，在稻田里设置了包围圈，然后缓缓靠近，当触手可及之时，那家伙突然飞起来，逃之夭夭。如是往返几个回合，终于将它制服，代价是我们的衣裤已被稻田的泥水浸透;当然，脸和手概不例外，搞得我们灰头土脸。
好不容易将鸡弄回家，简单洗漱，然后飞奔去上学，居然没有迟到，幸好那时上午九点上第一节课。
此后的好多天，直到翻田备耕小春，我们一如既往地清晨牧鸡，但总要仔细检查鸡脚上的那根绳子是否扎牢，因而再也没有出现第一天的尴尬。
我很奇怪，生产队里居然没人效仿我们，稻田里散落的谷粒成了我们家的鸡的专享。一段时间下来，鸡们长肉了，壮了。尤其那只大红公鸡，鸡冠好像更大更红亮了，羽毛闪着赤烈的光焰，出落得更加高大威猛，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