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桂”，是我爸对我妈的爱称;“大木头”，则是我妈对我爸的专属昵称。
小时候，我一度认为我爸配不上我妈。
我妈心灵手巧，她会裁缝衣裳，给我们兄妹五个做的衣服合身时尚，会使用缝纫机给我们衣服上绣花。我现在还记得，弟弟的一件衣服上我妈就绣了“ertongliang”(儿童亮，我弟弟叫亮)的字样。这在八十年代初期，可谓别出心裁了，让我们在小伙伴面前得意了好久。
我妈茶饭好，烙的小油馍外面金黄掉渣，里面一层层薄如宣纸;包的包子皮薄馅大，即使用野菜做馅都能让人吃得欲罢不能。
我妈像个“文化人”，教过村里的“育红班”，深得乡亲们好评......
而我爸呢?却是“木”得很!
我爸在县城工厂上班，一年到头在家的日子寥寥可数，只有农忙和过年的时候他才在家。印象中我爸总是光着膀子，大汗淋漓，肩膀上红红的一片，那是拉车或者挑担留下的印迹。我妈总会一边递上扇子或毛巾，一边又笑又嗔的道，“真是大木头，不会悠着点干”。我爸总是嘿嘿一笑，不言语。我爸就是这样，木讷少言，不会说些“好听话”。
我爸也不讲究吃穿，一年到头就是那两身中山装，一个褪成白色的军绿挎包。那时候厂里形势好，一年会发几次东西。不管发了啥，我爸都用那个挎包给兜回来：带香皂屑的洗衣粉，香甜软滑的银耳罐头，能裹住身子的大毛巾，还有割麦天回来时那红红绿绿的塑料凉鞋......当我们欢天喜地的分享那些新鲜的吃食时，我爸总是不吃。我妈强让他吃，他总是一句“啥吃头，不如我吸个烟。”然后就在一旁满足地吸上一根烟，看着我们吃。我妈手指一点：“真是大木头，那烟有啥吸头?恁多好吃哩，也不尝尝。”我爸还是嘿嘿一笑，不言语。
我爸还笨，不会犁地，不会撒种;胆子小，河边长大的居然不会游泳;性子软，不会吵架。一次，我家后面的邻居和我妈为一件事争嘴了，我爸就在一边劝，“算了算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划得着。能吃多大的亏，别气着自己了”，我妈的一腔怒火发到了我爸身上，“真是大木头!”
这样的爸爸怎么能配得上我妈呢?有一次老妈听我这样说，却说，“傻闺女，咱们家五个娃子，担子都压在你爸肩上啊!”
平淡的日子如水流淌，转眼间到了90年代末，工厂改制，我爸提前内退了。离开奋战30余年的工厂，回到老家。巨大的落差，使我爸更“木”了。一向强势的我妈却变得温柔起来，茶饭更用心了，我爸吸烟也不埋怨了。还温声软语的劝解，“你呀，真是大木头。回来有啥不好的?种着咱家的地，能顾着屋里，一月还有点基本工资，这跟旁人比不好多了?你看咱们村的人，种一辈子的地，哪有工资?咱知足常乐!”我爸似乎想通了：“嗯，我回来了，老桂你也能好好歇歇了!”他很快转变了角色，50多岁的人了，一头扎进了地里，学会了犁地耙地，种菜种瓜一把好手，拉车担柴也虎虎生风。我妈总是骄傲又心疼地对别人说，“我家大木头，干啥都实在，一点不惜气力”。
2008年，我爸正式退休，工资正常发放，我们五兄妹也都成了家，老俩口的好日子就在眼前。可就在这时，我妈突然病倒了，大面积脑梗，导致一半身子偏瘫，辗转市里县里几个医院，终是没有好转。就这样，我爸成了我妈的专职陪护，这一陪护就是八年。
这八年中，我爸的角色再次发生了改变：他成了半个医生，天天不间断给我妈做康复训练，按摩瘫痪的半边身子;他成了护士，给我妈洗脸洗手擦屎端尿;他成了厨师，一天三顿饭变着花样做，学会了蒸馍包饺子擀面条;他成了陪读，每天康复的间隙，老两口都拿本书看，消遣漫长的时光;他成了我妈的精神支柱，他出去一会儿，我妈就大声喊“大木头，大木头，去哪儿了?咋还不回来?”我爸总是赶紧应声“老桂，我回来了、回来了!”
我妈呢，则似乎被我爸“惯”成了小女孩。每次做一会儿康复，就撒娇说累了，要歇歇，我爸总是无原则的“那就歇一会儿再做”。有几次我带着我妈做康复，她非常不满意，“你爸都让我歇歇再做，你是要把我累死啊?”我向我爸吐槽，我爸说“你妈吃苦了一辈子，现在也已经过了最佳康复期了，看来是恢复不了了，平时锻炼一下腿不疼就行了，让她咋舒服咋来。”
八年的时光，我妈的体重达到了150斤，面色红润，精神乐观;我爸成了一个典型的“家庭妇男”“职业陪护”。每天“老桂”“大木头”的呼喊，成了家里最动听的声音。
2015年5月，我妈在睡梦中离开了。我第一次看见了我爸——一个男人的恸哭，没有声音，只有张大嘴巴无声的流泪。是的，从此，再没有一个人喊他“大木头”了，也没有一个人让他叫“老桂”了!
给我妈办了后事，我们在坟上给我妈磕头告别，我爸让我们先走，他一个人留在后面。我不放心，走了一阵回头去看，看到我爸也跪下磕了三个头!
转眼又是九年过去，我爸也没有再娶，每个清明节和十月一，总是催着我们带他回去看我妈，每次都要到坟上细细查看一番，似乎在端详印象中我妈的模样。
听说我爸和我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的婚，几十年的相伴，从青丝到白首，他们也从没说过什么爱呀情呀的，但传说中的相濡以沫，我想应该就是他们这样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