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拙作《竹箫抗癌日志》付梓，是笔者以日记体形式记录的本人自2017年春末夏初检查、确诊鼻咽癌，到后来的化疗、放疗及后期康复中的一些琐碎事件。四年半后的今天，又“癌”到了。这次是更为凶险的“左下牙龈癌”(左下颌骨恶性肿瘤)，本想继续来部《竹箫抗癌日志(二)》或“续”的，但又怕大家笑话我成“江郎”了，更怕有人戏谑我：人生本来就短暂，再“抗三”“抗四”就把余生抗完了。
如果不留下点文字，又总觉得对不起自己手中这支秃笔。思来想去，还是随意记点罢。
——《病中散记》引言
在布置婚房时，人们往往在婚床上撒上花生、桂圆、莲子、红枣等，有早生贵子的意思。从古至今，“多子多福”都是婚礼现场最最美好的祝愿，也是人们互相共勉的话题，更是许多人毕生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而在我们那个时段的人，在适育年龄却是严格执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时代，哪里敢奢谈什么多子多福，就算有个别胆大妄为超生的，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等到后来放开二孩三孩了，我们又都过了适育年龄：土地贫瘠、停电停水，种子干瘪、稀薄。
我和妻子虽然只育有一子黄一凡，但在这次生病住院期间却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多子多福的待遇。
几次入院出院，都是儿子车接车送，他有时也请假专门开车送我到医院做各项检查。虽然，这是他当儿子的分内之事，但我还是要写上一句。
夫人的女儿思思，在成都火车东站附近的金苹果幼儿园当孩子王，现在中小学虽已放暑假，她们幼儿园却还未闭园。每到周末或下午下班后，一有时间，就花好几十元钱来回打车从城东到城南来医院来看我和她妈妈，给我们送来各类水果和各类急需的生活物品。时时嘘寒问暖，确实应了那句“女儿是老爸老妈的小棉袄”。人过中年了，上天居然赐我一件这么贴心的“小棉袄”，岂不更应好好珍惜时下这美好的生活!
除了这一双孝顺的儿女照顾外，还有个“儿子”更是卖力，他就是我妻侄儿傅晓刚，虽然已是年近40的老小伙子了，但我一直呼他小名“刚钵”。他也不按本地习惯喊我“姑爷”，而是喊我“黄叔”或“黄叔叔”，我们俩叔侄关系特好。在他读初中时我还当过他一段时间的班主任，教过他语文。他虽然未在我的教育引导下学业有成，但是，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是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眼中的好人。
这次，他自始至终地为我这个“前姑爷”跑前忙后——他的小孃，我儿子他妈，我的妻子因久病重病已离我们而去。从最初我自以为是牙龈发炎、火大在他的“华正堂大药房”拿点消炎药，后来在他老汉(我二舅哥、我儿子的二舅舅)的“善正堂诊所”开方拿药——刚钵和他父亲在县城绿洲路经营有诊所和药房。经历了反反复复，后来还是在他的提醒推荐下，到他一个朋友开的“天钰口腔诊所”去看口腔医生，正是在口腔诊所医生的指导下，才又到县一医院看的口腔科，最后到的省城大医院。在预约了入院治疗却久久未得到入院通知的情况下，又是他想到找朋友想办法安排提前入院治疗，虽然最终也未达到目的。在我实在不敢也不能等的情况下，又是他建议我换到四川省肿瘤医院去治疗的。
我在四川省肿瘤医院检查、住院期间，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全程参与。他也充分发挥了他熟人熟路的优势(因他父亲曾在此住院治疗，他是主力陪护)跑到最前边，他对各类交费、各项检查、打印报告的地点都了如指掌，他还给我们介绍院内几处食堂的位置和各个食堂的饭菜特色和质量，他还常常争着给饭钱。其间，他还专门开车送过我去检查，还开车来接我们出院，虽然家中夫人和儿子各有一辆车，但他总觉得要用上自己的车，才能更好地表达对我这个黄叔叔的爱意一样。
尤其是在我上手术台的那天，侄儿刚钵、女儿思思、儿子一凡以及其女友小杨，一大早就来到医院外科大楼下面，虽然明明知道因疫情的因素，他们都不可能进入病房(整个治疗期间，每个病人只能有一个陪护，且自始至终不能更换)，甚至连外科大楼都进不了，更不要说术前术后见见我，但他们还是在外科大楼外边守望了一天，直到傍晚听我夫人传达手术非常顺利，已平安下手术台时，他们才离开医院。
除了这几个儿女之外，在此期间也时常接到了其他侄儿侄女们问候的电话、微信，我想：如果需要，他们也会像我这几个儿女们一样来陪伴、帮助我的。
真的是多子多福!
我与夫人有个约定：如果有来生，我们一定早生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