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薄，人情恶。”这是陆游给他的前妻唐婉写的一首词“钗头凤”中句子。短短的六个字，却道破了人心世情。
母亲和我碰到的这件事，也应验了这六个字。
那天半晌午，我在村子里和一些比我大点的孩子玩耍，口渴了，回家找水喝。一进门，母亲欢笑着用手指着一个男人，问我：“看，谁回来了?”我仰脸看看，不认识，摇了摇头，没说话。母亲紧接着说：“哎，你这孩子，还不快喊大(父亲)!” 我怯怯地没吭声，父亲走到我跟前，伸手摸摸我的头，然后一瘸一拐地往屋里走。母亲责怪问我：“平时说话漏斗似的，今咋不张嘴了!”父亲回过头轻轻地说：“别怪他，他还小，认生。”
父亲刚从黄河边的抗日前线回来，他大腿上受了伤，到现在还未痊愈，所以他走路看起来一瘸一瘸的。听说，如果不是我们旁边高原存的一个人去顶换他，部队当官儿的还不放他回来。那人和我父亲原是在派壮丁时讲好的，要一替三年。吴岗和高原村属是一个堡，堡大概像现在的行政村，当时国民政府的基础组织是：县、乡、堡、家。也有几个堡联合起来的，那就叫联堡。我们这个堡是派壮丁，有的堡因为有权有势的家太多，壮丁派不下去，堡长就伙同这些人到各村子里抓壮丁。受害的自然还是这些穷苦农民，他们既无钱也无势，既无勇也无谋，留给他们的只有任人宰割，纵是呼天抢地也无济于事。
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叫卖壮丁。卖壮丁——总有人买才有人卖。买壮丁的大都是一些没势力的土财主，家里弟兄三五个，不想去，跑又跑不掉，只好花钱买个壮丁顶替。
而卖壮丁呢，大致是两种人，一种是村里的贫困户，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一个壮丁能卖三几百个小麦钱，麦钱折合起来，相当于千把斤小麦，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因为那时没有化肥，能有几百斤小麦的收成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一些穷人情急之下，只得走这条路。
还有一种是没爹没娘、没儿没女没老婆、无田无地无家当、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光棍一条的那种人。用麻大爷一句调侃的话说，他们就像一条老牙狗一样活在这世上，没人管，没人问，没人疼。
我们村有个叫吴敬堂的大龄青年，就是这一类型的人。他乳名叫“秤砣”，小名比大名响，早年没了父母，也没有叔伯兄弟，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冬天钻草屋，夏天睡车棚，眼看三十多的人啦，连一个提亲的都没有。不过也不能光怪他命苦，他自己也不争气。如果好好地打个短工，或做点儿小生意，吃饭穿衣还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他老兄偏偏迷上了赌博，累死累活地打短工挣的那俩钱，非输个精光不罢手，到后来还欠了一屁股赌债。赌友们三天两头吹胡子瞪眼找他要债，甚至有个别无赖发誓要把他怎样怎样，他只有耷拉着脑袋，少气无力地说：“没……钱……!”眼看他剥无皮、剐无肉的熊样子，这些人也只好自认倒霉。
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钱打水漂，个别赌徒心犹不甘，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讨回赌债。和其他的债务一样，赌债也是钱，更何况赌徒大都是一些见钱眼红的人。因此，他们就想点子，无论如何也要把债讨到手。功夫不负有心人，赌徒们还真想出了办法。
一天，有个叫周可能的赌徒找到吴敬堂，嘻皮笑脸皮地说：“老砣哥，这回你发财的机会可来啦!”秤砣以为他在开玩笑，没当真。周可能一看吴敬堂似听不听、爱理不理的样子，就收起笑脸，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面孔说：“砣哥，哄你，我是个大鳖。”
说着在地上划了一个比筛子底还大的圆圈子，把嘴凑近吴敬堂的耳朵继续说：“周庄周大兴家该出壮丁，弟兄五六个，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愿意去，又加上各人的老婆子帮腔，一家人吵成一锅浆似的，他爹周富安老先生气得咬牙跺脚的干瞪眼。真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老先生发过这么大脾气，人家是秀才，是教书先生，这回儿子媳妇把他气坏了，只见他一拍大腿说，再贵也得买，这一家子才熄了火。你能不知道人家有的是钱?这方圆十里八里有名的大财主，多出个百把儿斗麦的不算啥!”
说到这儿，周可能抬头看了看吴敬堂的脸，见他似乎有点儿动心了，又接着说：“听说大郑营的郑有理，卖壮丁，卖发财，不信你管去问问，他一个人一连卖了三四回!你还不知道这里有讲究：你卖壮丁的钱到了，首先到堡里报个名，顶周大兴家一个数，等到人数齐了，一并送到前方部队里去，报名验收后，部队回复个公文给堡里，就算你交掉差了，哪怕你第二天就跑回来，也没人再管你了啦!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来个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这么简单!老弟在家打听着，谁出的高咱卖给谁。记着，到时候别忘了老弟的好处，有好些人提到郑有理就眼红，连我都有点儿动心了，只不过我老婆孩子一大堆的，走不掉，你一个人老牙狗似的，在哪待着不是待着活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呀，你能像郑有理那样卖个三五回壮丁，发个小财，讨个老婆，也算没白活这一辈子!你没听说吗?王八有钱鳖大哥，兔子有钱小豁哥，那时候连我都不能再老砣哥老砣哥的叫你，得叫你吴敬堂大哥!”
周可能一番瞎吹胡侃的话说得称砣哥呲牙咧嘴地笑起来。周可能一看有门儿了，忙又接着说：“中不中?要是中，我就替你说合说合，兴许能再多个七斗八斗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爱占别人的便宜，不图你一升半碗的，只不过你把欠我的钱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再说一句，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呀，中不中你说了算!”
其实在周可能说这一通话的时候，吴敬堂也是一边听一边想，没等周可能讲完，他心中已经做了决定。他向周可能点点头，问：“那他家准备出多少麦哩?”
“三百，不少吧。你也知道，眼下的行情，卖壮丁的人多，听说二百麦，有的就愿意卖。”
他有些不耐烦地说：“周可能，你不会是开买卖壮丁行的吧。”
周可能又恢复了初来时他那嬉皮笑脸的样子，说：“砣哥，人家说擦嘴无恩，你这连吃到嘴里都没有就想变脸了，你也太那个吧!”
“谁变脸啦!”
“不变脸就好不变脸就好，砣哥，我想跟你说点正经的事儿，听说收了钱以后要等一俩月才往前方送，走之前你不如托人收个老婆，先开开洋荤再说，你走后也好歹有个人给你守门看家。”
“去去去，就知道你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赶紧去办你的正事吧。”
秤砣哥一边挥手赶着周可能走，一边心里却美滋滋地遐想起来。
秤砣哥打算卖壮丁发财的事很快传遍了这个小村，也传到了我父亲的耳朵眼里，他“吓”了一声，对我母亲说：“这孩子不要命了，他不知道其中利害呀!”
说着，他侧过身去，让我母亲看看他左耳门前一块比榆叶还大的伤疤，接着就讲起它的来历。原来，当国民党的兵和当共产党的兵是天地悬隔。共产党的队伍注重思想教育，使每个战士心里明白，为什么要打仗，给谁打仗。而国民党的队伍呢，当官的都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实行的是军阀作风，动不动就张嘴骂人抬手打人，又加上和日本鬼子的武器差距太大，所以战士们过得十分艰苦。中国军队大多采取的是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父亲说，有时一夜要换好几个地方，夜里行军时常常是似睡非睡的，直到头偶尔碰到前面的枪托上，才惊醒。经常会吃不上饭喝不到水，所以，开小差逃跑的事时有发生。而一旦有逃兵被抓回来，十之八九要枪决，比战场上死得还惨。
我父亲所在的团在短短的半个月里，接连发生了两三起逃兵事件，一下子惹恼了团长。他命令各个营连加紧防范，如果再有逃兵，直接处分营连长。于是，各个营连加紧了岗哨，就那仍然有不怕死的企图逃跑。有一天抓到一个逃兵，为了杀一儆百，在部队出发前要经过的大路旁，把扒光了上衣的逃兵捆绑在一棵大树上，要用一把刺刀扎在逃兵的胸口上，让他慢慢地死掉，要使全团的战士都看到当逃兵的下场。
刚好这个执行的任务交给了我父亲的连队，连长随便用手一指，对着我父亲说：“你来执行!”父亲一下子吓傻了，他请求连长换个人，连长一听就火大，顺手解下腰里的皮带，没头没脑地就打我父亲。我父亲连躲闪都不敢，嘴里只辩解了一句：“他是同志，我下不了手!”连长听了，打得更凶了，边打边骂：“我叫你下不了手，当兵不行，你个龟孙能干啥?”幸好有一个兵站起来说：“报告连长，我愿意执行任务。”连长才肯罢手，皮带环子把我父亲的头砸冒血了，血水把军装上衣染红了一大片，左耳门的疤印也就此留下了。
部队出发时，看到那个逃兵，连肠子都搭拉了好长。事后有人说那个士兵：“你下手也太狠了。”那个士兵眼里含着泪说：“横竖是要死的，我是想让他走得快一点儿，少受罪呀!”
父亲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说：“并不是所有卖壮丁的都像秤砣那样孤身一人，他们是贫困所迫，也有妻儿，老早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要真是跟敌人拼死的也值得啊!”
说着他要找人把秤砣找来，当面告诫他，要当兵就好好的跟日本鬼子打仗，保家卫国也是件光荣的事，千万别指望卖壮丁发财，不知道吴敬堂听他的不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