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上山下乡了。
记得，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是育红苕种，育红苕种的苗圃在庄房旁边。生产队的男社员从山脚下的红苕窖里挑来一挑挑苕种，我跟着一群女社员挑选苕种。吴队长带着几个老农，把选好的苕种排列在一箱一箱的苗圃里，撒一层薄薄的沃土补充“营养”，盖上一层薄薄的稻草保温。那些坏透了的苕种就倒在粪池里“沤肥”，只坏了一部分的苕种也舍不得扔掉，女社员用菜刀削去坏的部分。育完苕种，每家每户按人头的多少还能分到一些削过的苕种，这些削过的苕种在春荒的日子里多少可以帮助社员填充一下肚子。
第一次参加生产队育苕种的劳动，其乐融融的劳动场面至今难忘。几十个男男女女的社员或站或坐或蹲在庄房的石灰坝子里，晒着初春的太阳心里暖洋洋的，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说笑，似乎忘掉了早春二月的寒冷和春荒的饥饿。
干农活时，有的妇女把背上饿得哭闹的小娃儿放在怀里，背对人群捞起破烂的棉衣给小娃儿喂奶，大一点的娃儿也跟着父母来到庄房玩耍。大人们在干农活，娃儿们就在坝子里追打，这些分散居住在山上山下沟里沟外的娃儿们难得聚在一起玩。玩着玩着，不是听见笑声，就是听见哭声。不知舒大叔对寡妇卫伯娘说了一句什么玩笑话，卫伯娘不依不饶，追过去把舒大叔按在地上，一些女社员为卫伯娘助威，大声喊：脱他的裤子。一边是卫伯娘用力拉舒大叔的裤子，一边是舒大叔用手紧紧地护着自己的裤子，逗得社员们哈哈大笑。这时，实在看不下去的吴队长大吼一声：再闹，不给你俩记工分哈。还是队长的话管用，听了吴队长的话，舒大伯和卫伯娘才住手。
这是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
躺在“温床”里的苕种，在春光春雨的作用下，很快就发芽并生长出一根根粗壮的红苕藤。
我们生产队人多地少，山坡上收割过的麦地得不到“休息”，就被我们翻挖出来准备栽红苕藤。生产队的土地是油沙坡地，油沙坡地土质疏松栽下去的红苕藤容易晒死，所以栽红苕藤要选择阴天或雨天，大雨滂沱也要上山栽红苕藤。大雨中栽红苕藤，男社员用锄头飞快地掏出一条条苕埂，我和女社员们紧随其后，用小锄头在苕埂上挖开一个口子，将苕藤插进口子，然后用力压紧。农民再穷还有斗笠蓑衣，而我没有雨具只好光着头在大雨中栽红苕藤，全身衣服淋湿透了，干脆脱掉衣服赤裸上半身栽红苕藤。一大群人手握锄头，从山上栽到山下，从这座山栽到那座山，像打仗一样激烈。
雨后天晴，太阳报复性地跳出来，烧烤着栽满红苕藤的油沙坡地。吴队长深知红苕藤晒死的严重性，会荒芜一季庄稼呀！他一声令下，带领社员们冒着火辣辣的阳光，用麦草一束束地遮掩着刚栽进土里的红苕藤，阴晴不定的天气，麦草盖了又揭，揭了又盖，直到红苕藤在土壤里扎牢根须不怕太阳晒了。
多雨高温，红苕藤拔节生长，为了让红苕藤得到营养茁壮成长，我们就在附近的社员家挑粪水浇灌红苕藤。“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可是在那个年代，社员的肚子都填不饱，哪有粮食喂猪呀！没有猪粪的粪水“清汤寡水”照得见人影。那些生长的苕藤没有嫌弃这些虚假的粪水，不久就长出浓绿的苕叶，给黄土高坡披上厚厚的绿妆，掩饰了土地的贫瘠。为了防止红苕藤四处繁衍长出须根，我们还要冒着红火大太阳翻红苕藤，翻红苕藤的同时，还要拔除周边的杂草。红苕长到一定时侯，我们就很少上山去“照看”它们了，亲爱的红苕，你们就按照自身的规律生长吧。
秋天来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秋高气爽天气好，人的心情也好。在土质疏松的油沙坡地挖红苕并不费力，一锄挖下去，用力提起苕藤，一串大大小小的红苕破土而出。看见这些红苕，我有一种丰收的喜悦，这是我们的劳动成果啊。望着我分到的一大堆红苕，望着暮色降临的山岗，望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我开始为搬运这些红苕发愁了，这时，舒大叔的儿子舒明富主动提出帮我挑红苕，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借书给他看。农中毕业的舒明富喜欢看书。
我们生产队土多田少，交公粮是交稻谷，交了公粮，所剩的稻谷就不多了，一年我只能分到一、二百斤稻谷，打成大米就一百斤左右，所以，一年中我有半年吃红苕，一天三顿吃红苕，吃得冒胃酸，下乡几年，我不知道吃了多少红苕。为了少吃红苕多吃米，舒明富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把生产队分的红苕，加上自留地挖的红苕，拿出一部分烤成红苕干，在春荒时，借给缺粮的农民，新谷出来时借苕干的农民还你稻谷。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在舒明富的帮助下，我在厨房的一角用土坯和竹板建起烤笼。
舒明富说：烤红苕干关键是要掌握好火候，火侯没到，苕干没烤干，存放要生霉。火侯过了，苕干会烤糊，有苦味借不出去。晚上，舒明富边指导我烤红苕干，边如饥似渴地看我书架上的小说《创业史》，他说：这本书好看，写农民的。
舒明富和我坐在烤笼前，边观察火势边聊小说《创业史》。舒明富说：我们农中的何老师可厉害了，他是高中66级毕业的，看了很多书，经常在语文课上给我们讲一些文学名著，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眉飞色舞。他给我们讲过“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那我给你讲去后山买红苕藤的情景。那年生产队栽的红苕藤晒死了不少，吴队长带着我们去后山买红苕藤，那年我才17岁，口袋里装几个苞谷粑，天不亮就出发，去时容易回来难，我挑着好几十斤重的红苕藤，天下着小雨，在湿滑的山间小路翻山越岭几十里，我差点摔到山下，回到生产队已经是半夜三更了，累得我死去活来，第二天天刚亮，吴队长又带着男女社员上山去补栽红藤。听了舒明富这番话，我才晓得：我们生产队的主粮——红苕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在炉火前，舒明富还说：你们这些知青，迟早会调回城市的。你猜，我妈对我的最大的盼头是什么？他盼望我进城里去当官“坐藤椅儿”。看来，我这一辈子就只有在这乡下“修地球”了。我没想到，舒明富这个回乡知青也有他的苦闷和彷徨。
我曾在知青岁月的日记里，把这次烤红苕干的行动称为“红苕干战役”，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具有“战役意义”行动，至今想来，这事做的不仗义不人道甚至有点残忍，扶贫济困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啊！借红苕干帮助实在过不去春荒的特困户，这是情义中的事，我却趁春荒农民缺粮，借红苕干换农民分到的稻谷，这样做的结果，我就是吃大米的命，而借我红苕干还我稻谷的农民就是吃红苕干的命。
我还记得，当年刚回城时，有人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你娃儿红苕屎屙干净没有……这句话在提醒我：别忘了曾经的贫寒日子。在知青岁月里，我除了用红苕烤红苕干外，还把它加工成红苕条粉拿去市场换钱，我摘过红苕尖当菜吃，用红苕藤喂过猪。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是红苕填饱了我的肚皮，帮助我战胜了饥饿，给了我干农活挣工分求生存的物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的应该感谢记忆中的红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