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节，我10岁，按农村的习惯一般都虚2岁。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乡下人的生活，总是波澜不惊，平静得乏味，唯独每年的春节倒是竭尽全力地热闹几天，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男女老少，很少有例外。
记得小时候，每逢春节来临，孩子们兴奋地为节日的到来而欢乐的时候，长辈们总是笑盈盈地看着我们说：大人望种田，小孩望过年。是的，谋生手段单一，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地里讨生活的农民，还能有什么比种田能激发他们的追求呢?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孩子们每到过年的时候，玩得好，吃得好，还有新衣服穿，怎么能不盼望着一年一度的春节呢?
还有更受孩子们青睐的是节日期间，亲戚之间的问候走动，邻居之间的相互拜年，尤其“请年客”的热闹气氛，更是让孩子们充满了祈盼。
小时候的春节期间，总听到父母亲很慎重地在家里一次次合计盘算“请年客”的事，这一桌哪一天请什么人，那一桌哪一天请什么人，翻来覆去地讨论、修改，唯恐漏掉一人，唯恐被请的人中有什么不对付的地方，这样弄得大家不舒服。
亲朋好友的春节聚会，还有一些从外地回老家过春节的至亲，他们都是左右领居共同的客人。比如：隔壁小义家的两个姑父都在浙江，一个长兴县城，一个长兴泗安;对门我小时候最好的发小黑皮家春节回来的人最多：舅舅，从海军转业之后，在上海市劳改局安徽宣城军天湖农场汤村分场工作;姨妈和姨父在芜湖工作;支援大西北离开上海的妈妈，还有姐姐弟弟都在西安;黑皮的外婆习惯独自一人在东亭老街生活，每年所有子女都得回家过春节看望老人家。“请年客”请他们吃饭是必须的。
这种浓浓的节日气氛里的欢聚，流淌着浓浓的亲情，从你家到我家，从他家再到他家，扶老携幼，过街串巷，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每家每户都在为“请年客”而忙碌着。
说一句并非题外的话，自从我在外面求学到参加工作，进了城，忙工作，忙生活，在外面过春节最大的遗憾就是感受不到“请年客”热闹，有时我在想，21世纪之初的城市文明和上一个世纪中期物质还比较匮乏的乡村比较，恐怕就是缺少这样一种金钱买不到的乡情，渐行渐远的过年的“年味”，一年一度在老老少少、特别是在孩子的祈盼中慰藉心理上满足的特殊气，已为“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苏轼)的慨叹!
1963年的春节，留在我心中完全不一样的记忆，热闹和往年一样，但我们家却过得很不安宁，甚至有些惨淡。
“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麦家《人生海海》)我家破败的百年老屋让原本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的1963年欢乐春节也黯淡无光。
那时，我家赖以为生的小豆腐作坊在艰难中苦心维持之外，另外一个给父亲和全家人带来重大心理压力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那就是老屋的一天天老去，却不因为我们内心的担忧而减缓，在一天天风雨侵蚀中，老屋的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斑斑驳驳的印记，如同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岁月的风雨飘摇中，露出一如到了人生暮年的气象，尽显龙钟老态。
岁月在老屋身上留下明显的印记，就是显现出到处是很真实的破败。
据老辈人说，老屋原本是在“长毛造反”——“太平天国”后的动乱岁月里，在利用废旧材料的基础上，凑凑合合盖起来的，建成之后将近百年的风吹雨淋，早已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生命的风前残烛。
后面一进三间低矮不说，屋顶上的片片“汉瓦”显得参差不齐，站在屋后的湖埂高处向老屋顶远远望去，常见的瓦楞子整齐地逶迤起伏已成为过去，已经呈现出混乱不堪的波浪状，给人一种岌岌可危的危险感觉。可是主人也只能“望瓦兴叹”因为这样的屋顶人是没办法上去的。
前面一进三间要高大得多，即使也是从别处搬运过来的二次使用的木料，而且原本是准备建楼房的，或许是因为准备不足，材料不够，结果整个建房的过程没有竣工就仓促收工，铺设楼板的“楼丝”基本没有，露出立柱之间的檩条和巨大的空间，所以楼板只是在东西两头随意各铺了几米宽，该有的“楼丝”省略了，根本不能承重，留下了永久的不完美。
我记事的时候，老屋沧桑败坏的程度一天比一天严重。两头那几块烂木板灰蒙蒙的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从祖父、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就把一些暂时用不到的破乱和小家什堆在上面，仅仅是放一些没用的东西而已，很多放东西的人都忘了，或者放东西的人不在了，一些看不清面貌、不知作何用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哪一年放上去的，几代人用过的东西在这里永久留了下来，不过从来没人在意，也没人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
小时候调皮，一次家里要找一个什么东西，从隔壁张大伯家借来一个长长的木梯，趁大人没注意我顺着梯子爬上东边的那几块几近腐烂的木板“楼”，满眼尽是蛛网灰尘，长时间的人迹罕至，灰尘竟然结成长长的“阳尘”吊子，一条条“阳尘”从屋顶倒挂下来，长长短短，好像喀斯特地貌的溶洞顶上倒挂的石钟乳悬在头顶上，不同的是稍微一动便因空气的轻轻波动搅动灰尘弥漫得不能睁开眼睛，上面放的什么东西我根本看不清楚。
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惊动了这里深居简出的土著“居民”。这里是它们的王国，从来没有外来者入侵——硕大的老鼠惊慌中四散奔逃，扬起弥漫的灰尘，睁不开眼睛不说，更呛得人屏住了呼吸。老鼠怕人，比老鼠更害怕的是我，不顾一切地滑下梯子落荒而逃。下来之后，我妈问我上面放的是些什么东西，可我基本没敢看，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到了所谓的楼板根本看不见，七零八落地没有落脚的地方，而且，从狭窄楼板上方的正面和靠着梯子的侧面看过去，密密麻麻的都是蛀虫的空洞，我滑下楼梯的时候，无意识地抓了一下，结果手里就有了一小块已经腐朽得如豆腐渣似的“木板”。
生活在老古董似的老屋里，我们真是吃尽了苦头。
一年四季，除了秋高气爽的日子，上半年春夏季节，雨水多，年底的冬天里雨雪频繁地光顾，可就苦了我们全家。暴风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我们还得全家齐上阵把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都用上接屋漏，屋顶上滴滴答答掉下的黑水，像墨水一样，雨过天晴，到处都留下屋漏的痕迹。
天晴了，总要找来瓦匠师傅上到房顶上捡漏，尽可能地把漏雨处的破瓦取下换上好的，或者风吹雨打松动露出空间的地方再铺上几片瓦。老屋的年纪太大了，屋顶上的“汉瓦”本身原因的破裂和外力造成的松动，自然挡不住雨水的渗漏。开始还有人冒着危险上去走过场大致处理几个漏雨的地方，后来：一是瓦片破裂和被风吹乱的地方太多，二是屋瓦下面的椽子和檩条大多已经腐朽，已经不能承受起一个人的重量，瓦匠师傅只能站在靠着屋檐的长木梯上，小心翼翼地就近弄弄，谁能不怕从那么高的屋顶上摔下来呢?后来干脆请不到人了，周边的瓦匠师傅们总会以各种借口不来做这一份工。
没有办法，后来雨雪过后，总会看到父亲用长长的竹竿来捅出现漏雨地方的瓦，企图让漏洞弥补上，有时倒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绝对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如俗语所说：屋漏偏遭连阴雨。我印象中一年到头怎么那么多的阴雨连绵的日子?每次雨过天晴，只能是父亲请人或者自己凑合着这里捅捅，那里捅捅，漏雨的地方星罗棋布，没完没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很清楚，要想从根本上清除遍地开花的屋漏，唯一的做法，把老屋推倒重来，拆旧房盖新房，父亲的权宜之计纯粹是治标不治本。
可是，60年代的农民，正常情况下只能糊口过日子现状，哪里有这么多钱重新盖房呢?得过且过，“吃萝卜剥一截吃一截，”这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母亲可是一年到头常常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有时遇上一点火星点着了导火索，父母就会为老屋大动干戈吵起来，甚至和老屋没有任何关系的事也会扯到这方面来。
后来回忆起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大学哲学课上的一个著名定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运动变化才是永恒的。我家的老屋当然也是一天不如一天。随着流淌的时间，伴随着风雨的侵袭，运动中的老屋，伤痕累累，向主人告急的衰败越来越急迫了。
1963年的春节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中款款如约而至。
春节前的几天，凛冽的寒风在屋顶上肆虐了好几个昼夜，裹挟着雪花和雨点钻过稀稀疏疏的瓦缝，散落在屋里的所有家具上，地面上也薄薄地撒上一层雪花，人走过之后留下清晰的鞋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再说家家户户都在浓烈的节日的气氛中忙碌除旧迎新，这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谁还能顾及到屋顶上漏雨飘雪花呢?
出乎意料的是除夕前一天的中午，肆虐的北风或许因为节日的喜庆销声匿迹，雪花也停止了飘洒，既然天公作美，全家人高高兴兴地清理、打扫好家里的卫生，好在年货早在一进腊月就开始陆续地准备了，大家齐心协力，杀鸡宰鹅，写春联，挂年画，好一派节日的气象。我们家每年过春节的春联都是父亲一手包办，甚至包括隔壁、对门的邻居家，这是读过近10年私塾的老先生的基本功，父亲曾很自信地说过：我的字虽说不上“颜筋柳骨”，还能看得过去;虽然他十六岁因家庭的变故辍学，临池的童子功还是风韵犹存。
简单地吃过中午饭，厨房里笑语喧哗，灶里的火一直没有熄灭，案板上叮叮咚咚的切菜、剁菜的声音仿佛一曲欢乐的奏鸣曲，“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欢乐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傍晚，关上门，摆上酒菜、供品，父亲领着我们祭祀祖先，我们收敛了笑容，庄严而又神圣地完成了烧纸、焚香、磕头一系列程序，盼望已久的除夕盛宴端上来了，我们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地吞下鸡鸭鱼肉之后，呼朋唤友地到街边的稻场上“疯”去了。
这时候，平常天天在一起的小义、北京等成群的发小，大家有的手里拿着灯笼，有的手里拿着手电，小一点的宏秀、小娥子、秀萍等几个小女孩，牵引着大人精心扎制的兔子灯，竹篾做成的兔子形状，糊上白纸，贴上红纸剪成的条状“兔毛”，底部绑上两节竹筒，用两根竹筷穿上四个细杉木锯成的能够自由滚动的小轮子，肚子里燃起蜡烛，结伴拉着从这一家到那一家。我们可不跟他们在一起，满街跑，狠命地疯，累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在混沌中倒下便睡。
以往过年大年初一的早晨醒来的时候，妈妈会将准备好的新衣服放在床边，一大早起来之后，一大碗鸡汤挂面这是老街的风俗，哪有心思吃，随便应付吃一点，穿上新衣服满街跑着拜年去了。今年完全没有了这些程序。
我还没睡醒的时候，被大人们嘈杂声吵醒了，翻身起床一看，除了父母、哥哥之外还有前后左右的几个邻居，这一群人都围着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站着，我挤上前一看：张德才、张大伯。他是我们东亭公社的一个主任，究竟是什么主任到现在我还说不清，当时认识他的人都习惯地称他“张主任”。
早期的人民公社好像还有管理委员会，当然也就有主任一说，张伯伯大概就是这样的主任。后来体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一班人也就主宰了公社的一切权力，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总管一切。比如，每年的冬季，农村农活基本结束以后，为了总结今年谋划明年，当时通行的说法是“一年早知道”，县里总要召开一个“四级干部会议”简称“四干会”，级别最低的干部生产队长都出席会议，加上大队、公社、县一级刚好4级。在县城那可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几千人齐集县城，会议休息或者休会时间，县城的大街小巷流动着来自四乡八镇、操各种不同方言的、皮肤黝黑、很不习惯地穿着制服，从里到外，从衬衫到外套风纪扣都扣得整整齐齐的乡下人的洪流，是县城一道靓丽的风景。
今年的大年初一，天刚亮，这么多人都在这里，而且公社张德才主任亲自到了现场，有点反常。以往正是大人们酣睡的时候。除夕之夜，我们小孩疯累了便蒙头大睡，大人们可不行，“守岁”是祖上留下的规矩，天快亮的时候，迎接了财神之后他们才能躺下休息。
张大伯，张德才主任，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工农干部，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身为公社主任，却没有一点其他公社领导盛气凌人的架子，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不拘场合，不拘环境，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也能和赤脚的社员聊得亲密无间，即使对我们小孩也非常和气地点点头、摸摸我们的脑袋，我们都亲热地称之为张大伯。
不仅张大伯本人，他家里的张大妈更是平易近人，和隔壁邻居大妈没什么两样。听说来东亭之前，在距我们东亭近50里远的桃山公社，她曾经是公社妇联主任，这在人民公社时期可不是等闲之辈，和丈夫调来东亭之后，妇联主任一职也随之免去了，所以她也很自然地回家做起了家庭妇女，这在那时似乎很平常，但是，在她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就这么波澜不惊，好像从没听人说起过张大妈有什么情绪，可见大伯大妈为人之一斑。
那一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张大伯敲开我家的门，是因为他发现了前面老屋靠东边的山墙发生了倾斜。山墙就是东边的承重墙，皖东南的民居建筑的所谓“山墙”，分内山墙和外山墙。内山墙是指每个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它一般与前后墙形成丁字形，大多是立柱之间用砖或木板隔起来;外山墙是指在外面能看到的墙，但前后墙不算。以前的建筑，一般都有山墙，他的作用主要是与邻居的住宅隔开和防火。俗话说“山墙扒门必定伤人”这是因为山墙是承重墙，轻易不能动。墙体的倾斜我们家早就知道了，已经用一根碗口粗的木料给墙打了个撑子，殊不知，年前这几天长时间的风风雨雨的侵蚀，倾斜得更厉害了，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大厦将倾兮独木难支”。
明显地看见承重墙和墙里边的柱子已分离开来。张主任——张大伯，用现在的话说是技术干部，听人说“土改”时他就是一名出色的农会积极分子，之前做过多年的木匠，后来在长期的农村基层工作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农村工作领导干部，上级把他从桃山调到东亭就是为了加强东亭公社的领导力量。他很内行，曾经的木匠深知这么高的山墙倾斜到这样的程度，是非常危险的，何况这又是一个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一旦山墙倒塌后果不堪设想，幸亏他今天早晨要到公社去值班，从这里经过，及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从地理位置上说，老街的道路东西向两边无限延伸，是通向安徽广德和浙江长兴的交通要道。中间我们家发生倾斜的这堵山墙，和东面的东亭农村信用社的西山墙，两相对应，构成了一个15米左右的宽胡同，老街人一般称之为弄堂，直通大湖埂，走过湖埂就是北去的大路，所以说是交通要道。张主任向父亲强调了现在这堵承重的山墙的很危险，一根木头是支撑不住的。这里人来人往，万一墙倒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和父亲商量了几句，一定要尽快想办法消除这个隐患。上午10：00多钟又让人从公社农具厂找来两根粗且长木头送过来，对东山墙危急情况做了必要的加固处理。危险的东山墙又长出了两条腿。
春节期间，父亲忧心忡忡，一直把大年初一早上张主任叮嘱挂在心上，甚至“请年客”亲戚们聚会、走动的时候，也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保留的议题，多次说起。按张大伯的说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推到重来，推到老屋盖新房，木材首当其冲，而我们当地是畈区，只生产粮食，木材很少见到，这无疑是压在父亲心上的一座大山!
春节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日子，在我们家的亲戚中，小姑和小姑父一年到头很难有比较集中的空闲，春节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每年的春节必须“夫妻双双把家还”，到东亭走一趟。小姑父的家在广德县南边大山深处的卢村公社的王岭岗，那里千山万壑，林木葱茏，以盛产木材出名，春节期间看到了老屋的现状，又着急又关心，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方案。这个春节期间小姑父和父亲基本敲定了买木材的事，并答应回去之后就着手找木材的卖主。
小姑父的热心相助使父亲心里轻松了许多，“请年客”的酒桌上酒也似乎喝得顺畅多了。但是，春节刚过，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加快了“老屋”末日到来的节奏，原本天朗气清的心情似乎又蒙上了乌云。不过这是后话。
春节刚过去不几天，节日的气氛还让人依依难舍。
3月里的一天，人们像往常一样，上学，干活，做生意，如同各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的天体，宁静而又互不担心会有什打扰。据现场看到的人说，大概上午10点钟光景，一个身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小战士，背上斜背着冲锋枪从湖埂北边的那一头策马飞奔过来，差不多100米的大湖埂，瞬间被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抛在脑后，得!得!得!马蹄声由远而近，惊起了几个在街边闲聊的人的注意，忽然，“!啪!啪!啪!啪!”一阵巨响，紧接着，伴随着战马的嘶鸣，一匹枣红色军马扬起前蹄，骑在马上的战士拼命地勒着马缰绳，扬起前蹄的马几乎站立起来，当马的前蹄飞快地朝右前方落下，战马奔驰的惯性，在马蹄安全着地之后，骑在马上的战士，离开了马背，巨大的惯性向前滑行了一定的距离，撞上撑着我家东山墙的木头撑子，跌在山墙的墙脚，这时候，挨着墙站立的军马一动不动地打着响鼻嗅着从马上跌下来战士。
后来有人说，军马就是军马，训练有素，马背上的人掉下来它是不会走的，这下真让人眼见为实。年轻战士一个鹞子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抓住马的缰绳，把马拉到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脸上显现出一丝尴尬的表情，拉着马绕过另外两根支撑山墙的木料，准备骑马离开，一直在旁边看到这惊人一幕的几个人如梦中醒来，跑过来扶住这个年轻的小战士，询问他，要察看他的伤情，并七嘴八舌地安慰他，向他道歉，小战士敬了个礼，揉揉膝盖，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连声说：没事，没事，谢谢老乡!翻身上马，慢慢地策马走过老街西头，上了大路，策马飞奔而去。
第二天，当地驻军的首长派了一个年轻军官到现场察看了一下，和地方领导交流了看法：我们小战士的疏忽差点造成事故，不过处在交通要道的危房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必须消除。紧接着张德才主任受公社领导的委托到家里向父亲详细地传达了如何解决部队首长提到的危房问题。说到最后，集中到一点，推倒重来，并帮助父亲制定了在原有的基础上翻盖新房的详细计划。
春节过后，当年的8月，在东亭湖之滨站立了近百年的我家百年老屋，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崭新的三间徽派新民居。
第二年春节，在高大、明亮、宽敞的新居，“请年客”的时候，亲戚朋友，左右邻居，酒桌上一个最集中的话题便是我家的新居。气氛热烈，年味更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