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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在腊月里，看着前方的一个男人。他推着一辆载满年货的老式自行车，白发如霜步履蹒跚。
这个腊月里走在我前方的男人，我叫他父亲，叫了40年。
关于父亲，如今我所能想起的，似乎只有他在腊月里的一些生活场景。我的15岁，是我在故乡原生家庭生活的分水岭。15岁前的家庭生活，父亲总是缺席;15岁后的家庭生活，离开故乡的我常年缺席。只有当风在腊月的大地上吹奏“回家”的音符时，我们才候鸟似的归家。
我15岁前，父亲在郊区乡镇工作，好几个月才回家一次，住上一两天又离开。到了腊月，父亲就频频回家了。腊月里回家的父亲像一匹勤劳的马，马不停蹄忙碌着：灌香肠腌腊肉炸圆子，爬高上低擦窗除尘，甚至跟母亲一起下河洗衣——那时候，男人下河洗衣会被人嘲笑的。
多年后，腊月里的某天，我搀扶母亲走在那条水流细瘦杂草丛生的河边，母亲硬是蹲下身子，将双手伸进冰冷的河水里。母亲想从河里捞起什么?我试图从母亲的眼睛里寻找答案，母亲的视线却落在河面，漂向腊月深处。
腊月里的每个星期天，父亲挑着箩筐一趟一趟往家赶。箩筐里装着年糕、糍粑、炒米糖，还有各种蔬菜。厨房墙角处排列着父亲挑回来的腌菜坛，坛子里装着父亲腌的豇豆、韭菜、萝卜、白菜……这些腌菜在年后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会派上用场，母亲来不及做菜时，我们就着腌菜吃饭。
现在想起来，父亲每年腌菜时，应该是左手从盐袋里抓一把盐，右手从心口上掏一把牵挂。
后来的日子丰衣足食了，父亲在腊月里囤年货的习性却丝毫不改，每天穿梭在超市和菜市场，直把家里弄成一个小农贸市场。听母亲说过父亲的童年，我爷爷早逝，奶奶带着父亲再嫁后又生了四个孩子。父亲一年到头背上背着弟妹手里拿着牛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面对父亲在腊月里忙得脚不沾地，母亲会说，父亲是在表达他这一年的生活有多么幸福知足。
腊月会让父亲忘却病痛与生死。父亲重病后的那个腊月，他比往年更认真更虔诚的备年货，谁也阻拦不了。如果那时我有心，用镜头记录下父亲在生命最后一个腊月里备年货的场景，无疑是一部珍贵影像。那是一个传统中国人与传统民俗文化的水乳交融。
真的，腊月里想起父亲我并不悲伤，反倒心生温暖。会觉得，在这世上父亲一直没退场，他就活在腊月这场大戏里。
腊月里的父亲在赶路，路的那一头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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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父亲牵着腊月的手一起赶路。赶到年的门槛边，腊月与正月交接棒，父亲与母亲交接棒。
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母亲成天围着灶台转，浑身上下都是一股油烟味。这也是我从小到大从母亲身上闻到的年味。这年味被时间拉拽成无限长的丝线，拴住我的心，无论我走多远，都能感应到母亲。
一到年底，我的心还会被这根线拽的生疼。是年关前的母亲收紧了这条线。腊月里的父亲若是一匹勤劳的马，年关前的母亲则是一只啼归的子规。电话里，母亲声声催问：哪天回来呀?哪天回来?
年初一到十五，父亲负责接待上门拜年的客人，坐在堂屋里陪客人喝茶抽烟拉家常;母亲负责烧锅倒灶，在油烟熏燎的厨房里烧出一桌桌饭菜。年初一早晨，过年的新衣在母亲身上昙花一现，还没焐热母亲的身子，又被脱下收进衣箱里。
我得承认，小时候每逢过年，我心里是怨怼父亲的。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请几个孤寡老人来我家吃团年饭，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乡亲拎着一包白糖来我家拜年，更不懂父亲为什么非要留住乡亲吃上一餐饭再走。我根本没有坐上桌子大口吃肉的机会，只有跑进厨房，在母亲身边磨蹭。母亲会在熟菜装盘时，迅速夹一筷子菜塞进我嘴里。这样的春节，我过了十多年。
母亲那时心里也有怨怼吗?我不知道。我只看见，母亲的脸上从早到晚挂着笑。高兴的笑，满足的笑。
等到母亲能在过年时安心地穿着新衣，悠闲地坐在饭桌上吃饭时，她已掉完满口牙，拐杖不离手了。
苍老的母亲放下了很多事，唯有过年的习俗放不下。年三十的饭桌上，认真地数着十碗八碟。除夕夜坐在堂屋里，边冲瞌睡边守夜。零点钟声一敲响，就命令我们去门外放鞭炮。年初一一大早起床开门，装好瓜子果盘，摆好茶杯香烟。
可是，上门拜年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不会用手机更不会上网的母亲哪晓得，如今时兴手机拜年网络拜年了。去年年初一，母亲坐在门口一上午，也没等来一个上门拜年的亲友。
年的味道会变吗?母亲瘪着无牙的嘴，忧伤地问。我坚定地摇头：不会，当然不会。
其实，我想对母亲说：您在，年就在，年味也就不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