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腊月，总有一种淡淡的失落和恐惶:这一年没做多少事，咋就又老了一岁呢?除了这失落和恐惶，却怎么也没有幼时过年的兴奋和企盼呢?只有过了腊八，满街道的红对联、大红灯笼、柏垛、干草以及菜市场琳琅满目的吃食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才让人感觉到有那么一些年味。
记得小时候，一进入腊月，娃娃们就会被过年的渴望撩拨得心神不定，大人们也开始为过年忙碌起来。腊月初，母亲就会到集市上为娃们扯布做新衣，或碎花或毛蓝或格子，手巧的自己做，做不来的就央求村里的巧裁缝。新衣做好后，闺女小子便三天一翻看，五天一试穿，晚上睡觉也要把新衣叠好放在枕边才睡得踏实。
过了腊八，放寒假了，男娃们便开始筹划一项重要工作:割过年用的柏垛。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三五成群，拿上镰刀，来到野外，疯够了，耍美了，便到沟畔崖边，找几棵老柏树，每人割一小捆柏枝，怀着满满的成就感回家，把柏枝晒在后院的朝阳处，以备大年初一之用。
腊月二十三，小年。随着送灶火爷的鞭炮声响起，这年算是拉开了序幕。此后的几天，母亲的艺术便发挥到极致:蒸馍馍，先蒸一锅萝卜粉条包子，让娃们吃个饱，再蒸一锅白面馍，最精彩的在最后一锅，嵌着红枣的馄饨馍，点着洋红大绿的各种花馍，只看着就是一种享受。接着炸油条，第一根必须要扔到灶火，先让灶火爷享用(应该也是试试油温火候)，炸果子，用白面和掺了柿子的红面捏成各种花果造型，栩栩如生，焦黄酥脆，村里便弥漫着浓浓的香味。娃娃们在街道上边玩边嗅着香味追踪，东家做豆腐了，西家蒸馍馍了，张家炸油条了，李家又煮肉了，还没享口福，先让鼻子过足瘾。
除夕，年味便浓到了极致。前半天一过，集市上所有摊贩便聊聊无几，在外干活做工的人也都回乡，对于他们来说，挣钱固然重要，但怎么能比上老婆孩子一家团聚过年呢?各村各户，大红灯笼和对联最大程度地渲染了新年的气氛。夜幕初下，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家人围座一桌，吃罢年饭，沏上茶，斟上酒，摆上瓜子糖块落花生，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娃娃们玩乏了，怀着兴奋入睡，一家之主的父亲便摆好柏垛，在院子里放好挡财棍，然后便坐在火炉旁守岁。
春节，一个富有诗意的字眼。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们，这几天可以纵情享受。平日节俭，现在奢侈;平日辛劳，现在懒散;平日邋遢，现在干净;平日粗野，现在文明。各家各户，院里门外一尘不染，墙角旮旯干干净净，窗贴窗花，门有对联，大人娃娃从头到脚一身簇新。娃娃见长辈磕头是谓拜年，长辈掏钱塞给娃娃称之压岁。娃娃们是最高兴的，穿的新，吃的好，兜里还有块二八毛压岁钱，买花炮，气球，陶土烧的狗娃哨子…尽情玩闹。这几天，就是疯玩的出点格，大人也不会责骂的。
过年走亲戚是必须的，你提着笼笼到我家，我挎着篮篮到你家，拉长道短，联络感情。到处是喜盈盈的笑脸，家家是香喷喷的饭菜。这是人世间的至情至乐，是人伦的乐，天地大乐。这年味，就是出了正月，也让人回味无穷。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继承与创新的对话，渐渐冲淡传统的年俗。鸡鸭鱼肉不再是企盼;人们不再执着于“蒸馍馍”、“炸油条”之类的讲究;磕头祭祖逐渐成为远古的记忆;走亲访友的传统礼仪逐渐为短信、微信等拜年方式取代;“摇一摇抢红包”、“集福卡”的数字狂欢热潮更是铺天盖地一般席卷全国。过年，对于商家，是一次大发其财的良机;对于在外打拼的游子，是一次让人身心疲惫的大迁徙;对于父母，是做好饭菜却等儿不归的失落;对于已入中年的我，则是重任在肩，却又虚度一岁的惶恐。
所谓年味，其实就是亲情味，乡情味，人情味。只要人们对家的爱、对乡土的眷恋没有改变，对团圆、和谐、幸福的祈愿一直存在，年味就不会淡去。或许，我们放慢脚步，抛却繁芜，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妻儿，亲情浓了，乡情浓了，这年味自然就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