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过年，就会想起小时候我乡下老家避“薯”过年的情景。
何为避“薯”过年?就是红薯(红苕)吃多了、吃腻了，过年时避开红薯不吃。这是小孩子期盼过年的主要原因。小时候，我乡下老家有“再穷再苦，过年避薯”的作法。就是说，平时多吃红薯，滕出大米，辛勤劳作一年，到过年时家里再没钱，再没吃，也要想法割半斤八两肉，不吃红薯，改吃米饭，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个年。
过去，稻谷和小麦是我们吃的主粮;也吃点玉米，大部分用于喂猪;要将高粱卖给酒厂，人吃得少。那时中稻产量稍高一些，但成熟期长。为了渡过夏荒，需栽一季早稻，亩产不到300斤，补栽一季晚稻，一共有500斤左右。除了交公粮，全年人平分得粗细粮不到360斤。红薯(红苕)滥贱，不择地头，容易栽种，亩产达两三千斤，但红薯主要用于喂猪，卖一点换钱作零用和称盐打油。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红薯能填肚子，从收储到次年春上，大半年与红薯打交道，天天吃红薯，大米饭很难吃到。只好变换吃法：蒸红苕、煮红苕、孔红苕、红苕砣砣、红苕片片、红苕丝丝、红苕糊糊，等等。
不管怎么吃，连吃几天红薯容易腹胀。大人没法，忍着吃，要将大米省下来，到逢年过节或来了客人才吃。可小孩天天吃红薯，又哭又闹，还要罢碗筷。
一次，儿时的我哭闹着不吃煮红薯。父亲批评我：“还嫌红苕不好吃?等到年后过荒月时，有红苕皮子给你吃也就不错了。知道这红苕来得有多不容易吗?”
父亲是乡村教师，与外界接触当然要多些，他对我们说：“现在有红苕吃，还得感谢一个人。那是在400多年前，有一位叫陈振龙的福建人在菲律宾经商时，想将红薯引进国内栽种。先后几次被当地发现，打得他鼻青脸肿，还险些坐牢。后来，他将红薯藤偷偷编入船上的缆绳里面，秘密带回福建，上交官府，得到重视，逐渐在全国推广种植，挽救了几亿饥饿的中国人。因此，他被称为红薯之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
不管父亲说的是真是假，我只好流着泪，咬着牙，勉强吃两口。心慈的母亲时常将就小孩、照顾老人，时不时在灶膛里烧烤一个红苕，分给老人小孩吃，又香又甜，但是不能当饭吃个饱。偶尔煮红苕稀饭，母亲就拈开红苕，将米饭给爷爷奶奶和小孩吃。煮吃红苕汤时，母亲就将纱布包一点淘洗的大米，放在红苕汤里煮熟捞起，将米饭让给老人和小孩吃，自己吃红苕汤。儿时的我，不止一次享受母亲这种特殊待遇啊!
小时候，我们不想吃红薯，期望吃红苕的日子早些过去，过年早些到来。当年乡下流传“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的说法。意思是说辛苦劳累一年的当家人，过年时想着来年风调雨顺，多产粮食，一年比一年好。小孩盼过年，是因年幼无知，无忧无虑，不劳而获，不懂得劳动的艰辛，只想到过年穿新衣，吃朒朒，走亲戚，有的小孩还能得到老人给的压岁钱。因此，小孩最喜欢过年，希望天天都过年，吃得好耍得好。大年一过，又天天等，日日盼，要求不高，过年不吃红薯，能吃到红萝卜烧鸡。因而每到年前，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唱起农村流行的儿歌：“红萝卜，咪咪甜，看斗看斗要过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推广杂交水稻栽培，产量大幅度提高，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吃米饭不再难。过年终于可以避开红薯不吃，红薯反而用于调剂生活了。
不知是“薯”与“鼠”谐音，还是怎么回事?过去我家在过年时，要避“薯”，不吃红薯;年前还要避“鼠”，实际上是祭鼠、敬鼠，更是为了防鼠。就是在除夕前一天(农历腊月二十九或腊月二十八)晚上，煮熟几个红薯，加点肉拌匀，分散放在屋子旮旯角落，让老鼠打一顿牙祭，也算让老鼠提前过年。家中老人说，万物皆有性灵，老鼠是有生命的动物，它也要吃食，要维持生命，但不能生产东西，只能偷吃人类食物，过年时让它吃饱吃好，不偷吃家里粮食和啃噬家具。这样，我们过年才会过得安宁平静。
在十二生肖中，老鼠位居榜首。我不知其来历。但是，关于老鼠，传说在宇宙形成之前，天地浑沌未开。老鼠把天咬开一个洞，出现了太阳的光芒，阴阳从此分开，俗称“鼠咬天开”。于是，老鼠成了开天辟地的英雄，成为图腾，象征着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老鼠扮演的却是与人类作对的丑角。自古以来，人类就对老鼠恨之入骨，将其视为灾难与厄运的化身，予以鞭笞，“人人喊打”，千方百计进行剿灭。然而，在鼠类特有的适应力、繁殖力和破坏力方面，人类却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目前地球上生存能力最强的是人类和老鼠，谁也无法消灭谁。在人鼠长期共处中，人类的认识理念逐渐起了变化，通过幻想赋予老鼠的人文特性，夸大老鼠的神力，消弭鼠害带来的恐惧，将老鼠视作营造物质天地的英雄、旺盛生命力、人丁兴旺的象征。早在一千多年前，古人为了驱邪避灾，将鼠奉为神灵，在民间，过年时渐渐出现敬鼠、拜鼠的习俗。
而今，民间某些过年祭鼠旧俗依然存在。不管有无科学依据，可信可不信，我们无须去深究。我乡下老家过去过年那避“鼠”做法应该不是迷信，可供参考。
又到过年了，不用刻意避“薯”，天天像过年。但别忘避“鼠”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