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
马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塞影记》，讲述了一座“塞”和一个“人”一百年的故事。这一百年恰好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百年。小说通过翻转历史叙述，以世道见人心，实现了文学观念与小说写法的突破与创新。其所塑造的“天民”形象，不仅是小说对相关历史领域书写的独特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它融通了儒家的德性文明与现代伦理，接通了历史与现实，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国族认同意义非同寻常，从而产生了意大利人艾柯所说的文学所特有的“不可触及”的力量。
一
鸿祯塞奠基于1911年，即辛亥革命那年，而这一年意味着中国正式拉开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幕，随后被推向快速现代化的进程。碰巧，小说的主人公雷高汉也出生在那一年。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作家的“刻意安排”。通过这种“刻意安排”，小说一方面重构了中国获取“现代性”的历史，一方面又在不动声色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单纯用“恩山义海”无法涵盖这部长篇的内涵，相反隐藏在“恩山义海”后面的“冰山”才是小说的意旨所在。《塞影记》无中生有，把一个属于鸿祯塞和雷高汉的子虚乌有的世界带到我们面前，是马平基于“时代问题”的逼迫，或者说是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试图给我们一个关于“时代问题”的“答案”。
历史如何叙述，对于小说而言，似乎不成问题。其实大有问题：怎样处理“人”和“历史”的关系，决定了一部小说的艺术走向。即是说“人”和“历史”在小说叙述中谁“主”谁“从”特别关键。至少有两类方向：一类是以“人”写“史”，人的活动、人的故事只是通达“历史”的道路，“人”是中介，“历史”才是目的，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当属此类。另一类是以“史”写“人”，“历史”在这里或者是“舞台”、或者是“背景”、或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人”是中心、是前景、是目的，余华的《活着》、苏童的《米》和马平的《塞影记》都是这类作品。
鸿祯塞与雷高汉，分别喻示着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历史”与“个人”。作为“历史”象征的鸿祯塞，集两种功能于一身，对外是防御工事，对内是包家饮食起居的住所。作为“防御工事”，在尔后百年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可谓恰逢其时，理应大显身手。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战乱中横行乡村的匪祸，都使包企鹤修建鸿祯塞的决定，显得特别“英明”。但接下去的阅读，却使我们的这一期待完全落空，鸿祯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的“对外防御”，没有遭遇一次瞄准和一颗子弹的射击，它成了小说中“聋子的耳朵”，一个彻头彻尾的“摆设”。它似乎只是作为历史巨大的背影矗立在那里，雁过无影，白云幽幽。《塞影记》就此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史诗”不同的道路，它并不借助固有历史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推动故事的展开，铺陈人物的命运，叙述出一个“历史的必然”。
“正史”的门缝露出了“生活史”的真容。鸿祯塞作为“饮食起居住所”的一面被兜底敞开，包括它鲜为人知的“暗道”。鸿祯塞防住了“外盗”却没能防住“家贼”：一个“偷情”的故事，串连起雷高汉人生的百年，也串连起小说虚构中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百年。浸泡在“情”和“泪”中的叙述，在这里发生了翻转，“历史”褪去了惯常的光影，蜕变为由“人心”构筑的“世道”。这一“翻转”和“蜕变”，将历史舞台的中心让渡给了“边缘人”：一进鸿祯塞便入“暗道”的孤儿雷高汉和一群曾经面孔模糊沉默不语的卑微女性——养在深闺命运不能自主的小姐包松月、戏子梅云娥、丫头丁翠香和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普通农民的太太虞婉芬等。这些女性，先后进入雷高汉的人生，他们与周遭的人群及其关系，为雷高汉营构了一个别样的“世道”。“世道难於剑”，雷高汉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世道的刀刃上，“人心”便被一层一层地揭开，现出它的底子和真相;“世道如弈棋”，而博弈如戏，雷高汉在一场场猝不及防的“苦戏”中，决不“戏弄”人生，以自己“人心”虽然同样“卑微”却“尖锐”的亮光，照彻了周遭世界、百年历史及人物的内心，也照进了现实。当卑微沉默的一群，包括上面没有提到的雷长生、丁继业、王庆兰、柳鸣凤、罗红玉、庄瑞贞、杨二武、包万长、乔桂花等，还有那对未曾露面的叫花子夫妇，一一浮出历史地表，成为“历史主体”的时候，《塞影记》就彻底打开了长期蛰伏在“正史”下面的“暗道”，还现代百年中国一部“风情史”“人心史”。而这恰恰是“现代性”写作的真谛。
二
《塞影记》塑造了雷高汉这一“天民”形象，这无疑是对百年现代中国史书写的一个独特的文学贡献。“天民”概念取自孟子。在亚圣看来，人人皆是“天”的“子民”，天生具有“善根”。人的“良能”、“良知”不是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既是“人性”，也是“天性”，在这一点上，“天”“人”同然：“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的这一思想被随后的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发扬光大，无论是“性即理”，还是“心即理”，总之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天理良知，天地良心，本身就是一物之两面，“致良知”则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和人生境界，它代表了中华传统的“德性文明”。且“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雷高汉身上有着坚如磐石的“善根”。面对一出出接踵而至的苦戏，雷高汉内心的善良，作为光源，犹如日出，一层一层、一圈一圈，被越来越强烈地激发出来，犹如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塞影记》是以人性之常，写百年之变。更恰当的说法是，以百年之变凸显了人性之善，以沧桑“世道”写出了善良“人心”。叙述者在这里显得“守旧”而朴实，不论是口述历史者雷高汉，还是转述历史的景三秋，他们都没有选取叙述对象一生中那些在“现代文明”看来光鲜亮丽的“高尚”行为，而是循着传统的“人之大欲”——“饮食男女”的方向展开故事的讲述。叙事的这一展开方向，彻底抓住了性灵之根，贴近了生命之源，在人性的“幽暗”处发现亮光，道成肉身，使小说的整个叙述显得既日常亲切，又真实可靠。
雷高汉这个“天民”形象，显然不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但又深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从八岁开始的一百年，雷高汉跨越多个历史阶段，经历不同的社会形态，从流浪儿到富农分子再到五保户，沉浮于不同的阶层之间，有过与地主的小姐、小妾、丫头、太太等不同身份女人之间的情感与婚姻纠葛，他一生坎坷，但仅凭天性的善良，就征服了整整一个时代。所以雷高汉在回顾一生的时候才说：“我一再被冷落，又一再被关照。”被“冷落”与“关照”的雷高汉其实是幸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只征服了时代，而且也超越了时代。其秘密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命中有一段不能抛弃的“暗道”。这条暗道就是“性本善”所代表的“儒家文明”，而它早已在“铲孔孟，覆伦常”“破四旧”“反迷信”的滔滔历史洪流中，被“大浪淘沙”，或者消失，或者转入地下，成为“暗道”。
雷高汉“命里的暗道”不仅接通了天人，也接通了古今，对于我们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意义非凡，这也决定了《塞影记》这部长篇小说在今天的独特价值。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既是“民族”的又是“国家”的。关于“国家”，它是政治共同体;关于“民族”，它又是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由政治与文化两个共同体构成，缺一不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恰如费孝通所言，它是“多元一体”的，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增强多民族的国族文化认同与凝聚，无疑是我们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紧迫任务。何况我们有着“家国天下”的悠久传统，有着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文化脉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面对现代的“法理社会”，弥合冰冷法律条文底下的伦理裂隙，和合共生、和谐共处，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时代命题。儒家文化曾经是中华主流文化，理应在今天的国族文化的认同与凝聚中发挥重要作用。《塞影记》通过翻转历史叙述，塑造雷高汉这个“天民”形象，敏锐而深刻地触及并回答了这一重大时代问题：儒家文明本身就是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天民”不仅通“天”，而且可以通“天下”，德性文明完全可以转换为普遍的现代伦理。编辑：卢泠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