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外面的世界。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仅230万、规模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对外联系并不多，还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共同开发本国或其它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当年的广东省委领导曾回忆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期间，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了工作，还提出了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邓小平认真听取了汇报，其实在他脑海里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这些叫法都不准确。邓小平思考一会儿后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
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特区的建议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两省的领导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时隔不久，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性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并呈送中央。很快，中央和国务院就批转了两省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由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会上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深圳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当办特区的大方针一定，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迅速在深圳打响。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列列满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向深圳。从辽宁鞍山、陕西汉中抽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个师的官兵加入到深圳拓荒者的队伍中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工程师身背行囊也来到深圳。百万建设大军如狂涛巨浪涌入边陲小镇，推土机、挖掘机和起重机的隆隆轰鸣声响彻小镇。
创业是艰辛的。没有资金，深圳人首先大胆提出了向外商搞土地有偿使用的想法。可是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太敏感了，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常伴随着割地求和，现在要把土地出让给资本家，会不会背上“卖国”的罪名?
深圳出租土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土地对香港人来说比黄金还金贵。一河之隔的深圳却以低得多的租价，加上简化一切手续、一年免税、三年免关税、免税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等优惠政策，吸引着香港人的投资目光。
“这个特区是邓小平试验用的，将来地皮肯定看涨。不买，可惜机会了。”在这样的想法和优厚政策的吸引下，香港人纷纷过河来，签订租地、办工厂、开商厦的合同。有了资金，深圳建设中的水、电、路都可以通了，山可以移，洼可以平了。这就是被深圳外贸办称为“金钱”逼出的“土地出租”。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人闯出了一条特区建设的路子，其发展速度可称为“一夜崛起一座城”。
继深圳经济特区动工建设后，1980年10月，设在滨海渔村的珠海经济特区正式动工兴建。1981年，厦门经济特区动工，1982年汕头经济特区动工兴建。至此，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从特区建立之日起，邓小平就十分关注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的领导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特区建设一晃几年过去了，特区的面貌有什么变化?邓小平很想知道。他曾说：“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我当然要来看看嘛!”对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关系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特区的“拓荒牛”们也翘首期待着听到邓小平的声音。
1984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大地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神秘。盼望已久的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邓小平一行。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了火车，他与月台上前来迎接的深圳领导人一一握手，脸上始终挂着慈祥的笑容。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了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l983年猛增到7.2亿元。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了?梁湘说，是翻了一番……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四十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时地插话提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做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到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深圳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了20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沿着天台四周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大部分正在紧张的建设中，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机械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景象。一月的深圳，寒气尚存，气温只有摄氏11度。八十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高台上迎着寒风毫不在意。随行的工作人员几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仔细聆听市领导汇报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梁湘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建一层楼的速度记录。听到这些，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上下来的时候，大厦门前已经聚集了大批闻讯赶来的深圳市民。当他们看到邓小平的身影出现时，立刻爆发出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直到邓小平登上车离开，人群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的渔民村。他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和毗邻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看到这些喜人变化，非常高兴，他拉着吴柏森坐在自己身边，还让记者给他们拍照留念。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邓小平接过话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邓小平参观渔民村渔民新居。当得知渔民村每个劳动力月收入439元时，邓小平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广大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走出渔民村已近中午，阳光照得人感到特别的温暖。
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梁湘的陪同下参观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袁庚向邓小平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的相关情况。邓小平认真听取后非常高兴，随口说：“好!”应袁庚的请求，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从邓小平来到深圳那天开始，深圳人就准备好了一卷上好的宣纸，放在他居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老人家能写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心里觉得有些不安。
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乘海军军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往中山温泉。此后三天，邓小平每天在住处散步、休息。了解他的人知道，此时的邓小平正在反复思考这几日来的所见，他要从看到的现象中，找出本质的东西。27日，邓小平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下山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择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邓小平说：“我不走回头路。”一语双关。工作人员似乎从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些道理。
1月29日上午，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并在珠海会见了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还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深圳的领导们心里也有了很大的压力。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许多大胆措施都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在深圳的改革上。尽管邓小平考察深圳期间表现出极度满意的神情，但毕竟没有语言文字上的评论。深圳的建设究竟该打多少分?深圳人急于知道。于是，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张荣于30日一早到达广州，广东省委接待科副科长李天增到车站接站。一见面，张荣就告诉他：“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肯定了珠海，可首长对深圳没有评论，我们想请他题个词。”李天增特意将张荣安排在珠岛宾馆新6号楼，和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邓小平的住处仅隔着一条有桥相连的小河。张荣通过有关渠道，将题词的请求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2月1日，是大年三十。此时的羊城“花市”已经开了好几天了，街道中到处弥漫着花香。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工作人员知道，邓小平正在思考着什么。就在这天上午，李天增突然接到邓小平女儿邓楠的通知：“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李天增马上弄来了宣纸，仔细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l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研好墨，还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邓小平散步回来，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此刻张荣也非常激动，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张荣和李天增异口同声地说：“随首长吧，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长题什么，我们都高兴。”邓小平推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笔，才写了几个字就黏住了。一旁的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自己事先蘸在毛笔上的墨很快就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又换了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浸在墨汁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一气呵成，让人感觉字字铿锵有声，苍劲有力，浑然一体。题词刚刚写完，墨迹还没有干，等待一旁的张荣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楼。他竟然忘记和邓小平道别。
题词这天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写在题词上呢?他到达深圳的那天不是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的话吗?显然，题词的内容是邓小平在深圳视察两天又经过全面深入地调研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有了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是何等的欣慰啊。
2月7日，邓小平又来到厦门视察。视察结束后，时任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的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墨，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几个字。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邓小平的题词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热情的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厦门特区的建设者们心中燃起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前沿地带。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线。摄影灯频频闪烁，前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交流两国建设经验的机会而感到高兴。邓小平向客人详细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呢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仅有反对我们的还有赞成我们的，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说：“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春雷响彻神州大地，传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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