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渠江古称潜水、渝水、巴江、宕渠水，北宋时定名渠江。渠江古有舟楫之利，而规模性木船长航运输，则始于西汉丞相兼蜀守萧何为楚汉之争及“垓下之战”组织的大规模川江军粮物资漕运。物资流通贸易长航运输和造船业发展，使渠江成为了该流域十几个州（郡）县与四川腹心地带大宗物资交流的黄金水道。渠江长航直接催生了沿江草市与场镇的产生，地处渠江干流中段的洄水码头逐渐发展为上下船帮都在此货物集散交易的大场市。初唐时定名浓洄，因商贸较盛升为镇。从此，浓洄镇一直是渠江流域物资集散转口贸易最繁盛、商税额最高、人气最旺的商贸重镇，宋朝就有“小渝城”之称誉。
三溪码头A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战乱。曾经的天府之国户丁无几、田地荒废、满目疮痍。战乱全面结束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人口统计有18509丁（16岁至60岁男子称丁，妇女称口）。“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其间，广安州城乡受摇黄匪寇武装的祸害最惨。清顺治十七年（1660），广安州人口统计仅93丁。
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吸取明王朝覆灭的教训，实行“安民”为首，“惠民”为本的治蜀方针，为招民入蜀垦荒，恢复经济，重建四川制定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优惠政策。康熙中叶出现各省移民自动入川浪潮，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川人口上升为1170万人，嘉庆十七年（1812），上升至2143万人。
广安州原所辖渠县、邻水、大竹、岳池四县，康熙年间划属顺庆府，广安州即为散州。乾隆三十四年（1769），广安州承粮花户9861户，人口约5万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州承粮花户24765户、66343丁口，总人数约20万人以上。咸丰八年（1858），州131199丁口，总人数约40万人。各地移民不仅带来精耕细作的劳作技术，还带来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辣椒等。移民大量垦荒，低平坝、浅坡梯田种水稻，山岭、旱地种玉米、红薯和土豆，桑、麻、竹、甘蔗、果树择地种植，构成多种经营复合农业模式。人口增长，粮食自给有余，手工业复苏，集市贸易活跃起来。顺治二年被摇黄武装所焚掠的石笋场于雍正六年恢复兴市，彭家等数个新场和石盘沱、西来寺等新市先后出现。一批特色手工业、土产场市涌现：土布细布闻名的花桥，各种纸张汇集的代市，悦来、太平、井溪的篾席、篾制品市，恒升的草席市、三溪的木材市，肖溪、梭罗的蔗糖市，桂兴至双河的茶叶市，广安州城的织绢和印染业等。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各省移民商人重新做起粮食、山货、药材、布麻行、猪行、酒行、杂货行等生意，湖广水乡移民造船重操航运业。自嘉庆以来，广安江域陆续出现肖溪、望溪、石盘、石笋、三溪、西来寺、落鸿渡、清溪口、明月、沙湾等十几个货运水码头。
州城洄水码头在乾嘉年间重现商贸集散中心繁荣，道咸年间走向鼎盛，长航商运十分活跃繁忙。由于木船分散自营，无固定航线，为争揽货物跨县跨州跨江而引起各地纠纷不断。加上不少船工不识渠江各段江道暗礁险滩四季水文变化，触礁沉船事故频繁发生。鉴于此，川帮与楚帮就长江航运达成帮约，川内各江木船也相继以江域建帮立约抱团从业。在广安船民马乾元的呼吁下，咸丰五年（1855），渠江流域宣汉、达州、巴州、渠县、广安5州县船户代表协商成立渠江帮会，各县设分帮，办公地点设在广安州城由船民船工筹资修建的王爷庙内，各州县船业各派一名袍哥担当代表常驻广安，并在代表中推举一人轮流担任值年首事。帮会负责与官方联系征调船只，处理海损和商务纠纷，与各商号或货主揽载货物，商洽运输业务。凡渠江从事载货载客的船只均要加入船帮，并缴纳各种管理费，如靠岸费、业务介绍费、船头费等。还有各种礼教费用，如阴历三月十五的财神会，四月廿八的岳王会，六月初六的王爷会等费用。短途客运船和揽载船只能在本县境规定的航线段内营运，不得越境揽客、货；长航船只必须服从载货管理，货源由船帮统一安排，并有营运区域限制。渠县载谷米船旧有下合渝惯例，需经船帮认可的仅有几位老驾长持证驾船方可直下合渝，其余长航船均在广安州洄水码头集散转口。广安长航船上止肖溪、下止重庆，下行船进入外江后须遵守当地船帮规矩，违规者严处，直至封船禁航。随之，为行船提供帮助的放滩帮、拉纤帮、驳载帮、打捞帮成立。
B
广安外销的大宗货首数大米，其次玉米、杂粮、生猪、纸张、土布、绢蚕丝、桐油、牛羊皮、药材、菜饼、煤等，主要集中在洄水码头交易转口外运。岳池的大米杂粮经西溪河水路运至保安场溪口起岸运抵洄水码头。从万源、宣汉、达州、通江、巴州、平昌、渠县、大竹各地运载的粮食、山货、药材、桐油、木炭、煤、石膏、锅具等大小货船源源不断汇集洄水码头卸载交易或转口外销。洄水码头的主要大宗货物的集散转运被占地利人和的广安“天元号”“志合号”“德昌号”“三义生”等八大商号所把持。运往重庆的大宗货是大米、生猪、牛羊皮、土布、蚕丝及纸张、煤等。大米、土布、蚕丝在千厮门卸货，经钱庄中介，转购皮棉、棉纱、白糖及日用品运往广安转口贸易。运往合州的大多为杂粮、桐油、药材、山货等，由合州米帮、油帮、药帮、杂货帮接货。桐油、药材、山货行销下江，黄豆、黑豆转销遂河泰潼等处，胡豆、豌豆、绿豆等转运富顺等地。广安货船包运四川省官盐运局配供渠江流域各州县的富顺盐至洄水码头，每年312载（船），每载450包，计14万包，其中广安州48载。光绪二年（1876），省设盐运局于广安州城，掌管监督食盐专卖，办公地点于北街禹王宫内濂溪祠。自道光、咸丰年以下，州城洄水码头常年日停七八百只货船装卸物资，年吞吐量达8万吨以上，一派帆樯如蚁、楫桨塞江、百物萃聚、商贾如云的繁盛景象，广安州“小渝城”的美誉在川江传扬。
老南门城楼雄踞洄水码头之上，在全城六座城门楼中最为高大宽敞，重檐翘角青瓦红柱的城楼甚为雄伟壮观，是广安千年洄水码头的地标象征。鸦片战争后，光绪十六年（1890）列强强迫重庆开埠通商打开四川大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将四川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大量洋货涌入四川。经长江进入重庆，再转输支流各地的洋货有洋油（煤油）、洋纱（英国、印度机纺棉纱）、洋布（机织细纱棉布）、洋碱（肥皂及香皂）、洋火（火柴）、洋钉（机制铁钉）、洋伞（布伞）、洋烟（纸烟）、洋盆（搪瓷盆盅）、毛料呢绒织品、海产等，这些洋货从重庆运进洄水码头后转运上游各县。洋纱在四川销售量最大，逐渐占领市场。居民普遍使用煤油燃灯照亮，增大了桐油出口量。洄水码头集散的桐油、山货、药材、蚕茧、蚕丝、猪鬃、牛羊皮、鸡鸭毛、纸张等都是出口货。
民国二年（1913），广安改州为县。自民国四年（1915）开始，四川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县城先后被黔军、陕军和江防军所据，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925—1936）又先后被川军罗泽洲、杨森军队所辖。各路军阀在渠江各码头设卡，任意征税。“船货过之，必须纳税乃得放行，民船遭兵差之厄而消减殆尽。”沿山土匪盘踞两岸，伺机抢劫船上财物，商人难以承受，船工害怕行船，船主破产停业不断增加。
这种现象直到1935年初才消停。此时，全县尚存500多只各类大小船只苦撑着营运，船只的破损待修状况均不容乐观。
C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中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和社会团体纷纷迁往内地各省，“内迁人口达5000万之众”，而四川是重点迁入省之一。重庆市区人口从抗战前的47万迅增至140万。1938年，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产粮区被日军占领，沿海被封锁，粮食供应很困难，前方将士和后方城市人民所需粮食主要靠四川供给，渠江流域则成为重庆军民生活的主要保障地之一。
1938—1940年，四川田赋仍收货币，广安商帮组织的粮食和物资船队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运往重庆。1941年起，各省田赋归中央接管，实行征收粮食实物，省、县、乡镇层层设立粮食催收机构。广安县当年征实征购各半，共征粮1223.89万公斤，交筹荒积谷11万公斤，沿江码头附近的会馆寺庙囤满待运的粮食。抗战初期，四川交通只有2000公里简易泥土公路，更无航空机场。四川境内水道纵横，干流9条，大支流24条，可航里程近万公里，有1万余只木船，全川广大农村征收的粮食主要靠木船运输。然而经民国政府和省交通部门检查现有运输木船，因破损待修或自造简省不堪重载或有设计不合理、浮力与平衡度差等问题，一半以上不适应战时军粮运输。非常时期，民国政府交通部公布《制造木船贷款章程》《监制木船章程》《监理木船运输章程》，即由政府贷款给船商船户，贷款为船总造价的80%，每吨约80—120元，年利4厘。所造木船按政府改良后的设计方案，并由政府派员监制，贷款经航政局分进度四次付给。制造完工经航政局验收合格后交给船主。船只所有权归船主，由其自雇船工，按政府统一计划安排包运军粮和物资，以运费抵付贷款，3年内还清，还清贷款后仍优先安排介绍营运。这种方法为中国造船史上之首创，被称为川江木船的“黄金期”。运价由政府统一管理，分货物贵重与轻浮、上下水航运、丰枯水季节等，结合市场物价上涨幅度，分季或半年变动一次。1942年2月渠江首批代造木船3850吨，川江造船处分别在江口、三汇设造船场，后又增设渠县及广安分场。渠江流域造船吨位分为48吨、42吨、36吨、30吨、24吨、18吨、12吨、6吨等吨级。笔者外公是家传的第四代船工，他出让了与他人合伙经营的货船股份，独户贷款建造一只36吨载货船，并顺利通过了交通部木船驾长检定考试，取得驾船资格证。自此，外公带领姨夫、舅舅和几名街坊亲友操船运送粮食物资下重庆。民国政府粮食局在合川设有多家粮食加工厂，稻谷小麦玉米送去加工厂卸载后，立即装上大米、面粉运送重庆兵站或民食供应处。部分玉米和高粱则到指定地点卸货，由其他车船转运酒精厂，所出95度酒精是战时军政用车、邮政车、客车和公商货运车辆燃料，而民商车则多改造成烧桐油、炭的动力车。返程船在重庆或合川装盐、棉花、白糖、日杂百货等运抵洄水码头。
抗战期间，广安县船民贷款或借私款造船450只。除军粮外，其他物资均由各商帮组织货源供给。迁川的军、政、商各界人士纷纷到广安县城从事工商业，驻重庆的一些民国政府部门、工厂也直接上广安找商帮联系所需紧缺物资如煤、铁矿、牛羊皮、药材、纸张等运送重庆，有的甚至直接采购货源，如中国茶叶公司在双河场设收购组收购桂兴至双河一带茶叶。战时货运紧张，帮规也放宽不少，渠县货船受重庆军工、企业雇运可直下合渝，广安长航船上行可达三汇运货运粮。洄水码头这个渠江流域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聚集了以黄宋仁、陈中良、胡泽光为首的斗载（粮食）帮，李锡九、陈绍林、杨玉枢为首的盐帮，汤正圆、秦双合、陈汉卿为首的木材帮，陈世明、王金门、王宣彝为首的棉纱帮，王锡恒、黄树元为首的油帮，刘丕承、杜天元为首的精果（糖果糕点）帮，许平章、杨安全、杨朗勋为首的匹头帮，姚玉青、谢炳轩、袁海洲为首的山货帮，孙明畅、崔建臣为首的百货帮，肖银成、杨奇凡、刘中林为首的杂货帮等四十几个大行帮和近五百家大小商号在此集散吞吐。其中又以斗载、百货、匹头、木材、药材、棉纱、精果、盐为大帮，集散吞吐量最大。码头力帮200余人，分为大、小帮和运料帮，各有分工，垄断了码头的集散装卸。还有几百人的农民野力，将西来寺码头靠岸卸下的物资，男担女背马驮和人力板车运到城里商号或洄水码头，又将洄水码头或商号要在西来寺装船的货送至西来寺码头，或送往彭家、协兴、及岳池等地。抗战期间，洄水码头年平均货运吞吐量达9.53万吨以上。
抗战后期，广安县船帮自动划分为上中下路三个分帮，各自解决运输和商务纠纷，代收各种捐款，处理海损事故。上路石笋帮，辖肖溪、望溪、石盘沱、石笋、三溪等八个码头，有大小船只500只；中路县城帮，辖泰山、濛溪、西来寺、洄水、白塔、涌坝、落鸿渡，有大小船只630只；下路罗渡帮，辖清溪口、明月、沙湾等三个码头，有大小船只428只。全县大部分长航重载船集中在县城洄水码头，其他的多为短途揽载、客运船或过河船。
抗战结束后，因民国政府、各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及工厂返迁，渠江流域货运量减少。上游各县仍以洄水码头为物资转口集散地，县城四十几个大行帮和四百多家商号在此吞吐货物，到1949年止，洄水码头年平均吞吐量近5万吨。
编辑：李玉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