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3年8月由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岗位，调任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分管宝鸡电台，不久又被正式任命为台长兼总编辑，到1999年元月21日退休，在电台整整工作了16个年头。在此期间我一直立志改革，希望在改革中把电台搞大搞强。十几年间，电台的播出时间由原来的每天不足9个小时，增加到30多个小时。有人把我叫做“改革台长”，“给大家连一口气也不让喘！”为此，也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市上时不时就会收到来自电台的告状信。但细数起来，赞成改革、鼎力支持改革的同志，特别是中层以上的干部还是占到绝大多数。正因为这样，电台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没有走过回头路。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至今还怀念着当时和我一起在改革中战斗的战友们。这些战友中，除了参与决策的领导班子成员外，更令人感动的是那些具体组织和实施改革的中层干部，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时任各部门的主任。
胥德孝原来是宝鸡市秦腔剧团的党支部书记，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一次，市委宣传部部长曹振中找我说，部里准备调整一下胥德孝的工作，你们能安排吗？此前我到秦腔剧团采访过，对胥德孝的情况基本了解，此时正好台办公室主任一职空缺，我就一口答应下来。从此电台就多了一个好管家。他在电台的十多年间，许多艰苦复杂的具体工作，如办公楼五层加层、两座家属楼的基建、各项制度的建立完善、创建经济台等，都是他参与完成的。他后来被提拔为台工会主席、副台长兼经济台台长（总监）。
吴瑞烈、都世科是两位社会活动家，他们身在电台新闻部，却同社会各界人士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经常把社会上的新闻以及对电台的意见带上来，使我耳聪目明，保持着敏锐的感知力。都世科为北京大学毕业生，后来晋升为台工会主席、高级记者。
专题部的宋育培、雷明德（后任总编办主任）、董南江是台上各项改革措施的忠实执行者，而且善于通过各种关系把改革的成果及时宣传出去，造成社会舆论，激发改革的正能量。雷明德、董南江后来先后都晋升为电台的副台长、总编辑。
文艺部的孙长斌、董惠安、谢义明在创办大板块节目“文艺大观”中立了功。孙长斌擅长音乐，台上的各项文娱活动大多是他组织的。董惠安文字功夫很强，可惜中途跳了槽。谢义明后来成为电台的一把手。
王佩娥是电台初创时期首位播音员，主管播出部，播音水平高，经验丰富，是台上实施大板块全直播改革的先行者，台上几次面向社会招聘主持人都是由她负责的。我写过一篇题为《永不挪窝的玫瑰》，收在散文集《故乡的刺玫花》中，就是写的她。
丁琪、徐文生、周明俊、孙平等人，都是技术部门默默耕耘的老黄牛，台上大量具体而又繁杂的设备购置、安装、维修、管理，都是由他们完成的。丁琪后来晋升为副台长。
还有总编办的刘耀武，通联部的刘力明等，都是和我一起默默地推动改革，出过力、流过汗的。
在和这些战友的相处中，我们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十几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舆论一律并不一定是好事；战友中有点不同的声音，甚至有时唱点反调，不一定是坏事。例如在推行大板块全直播改革中，从一开始新闻部门几位战友中就有不同意见，说新闻节目具有很强的严肃性，除特别紧要时候，一般应该尽可能采取录播，以减少失误。实践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战友中，明知改革的某些措施有误却缄口不言，或者领导者对战友中的不同声音漠然视之，那就必然会酿成不良后果，甚至造成改革的失败。
实践还告诉我，战友之情的深与浅、真与假，往往在你将要或者已经下台时，会显得壁垒分明。1996年我在大街上遇见市委书记庞家钰，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老胡，你有点胖了，健康重要，注意减肥。”我说：“我今年58岁，到了退二线的年龄，请市委尽快选择接班人。减肥一事，等我退下来后慢慢减吧！”他笑着说：“那你等着！”可是两年过去，接班人依然没有消息。1998年10月，我年满60岁时，和广播局长李金廷到云南西双版纳开了10天会。回来的第二天，李局长就对我说：“这10天台上有人不消停，急着到市政府请愿，质问为什么电台台长到龄了还不退休。”我说：“那局里赶紧发通知，任命新的台长。”他笑了笑说：“这不是局里的权限。看市委怎么说吧！”过了几天，局里通知召开电台中层干部会，我以为就要宣布干部任免通知了，可李局长却宣布说：“电台台长的任免以市委文件为准，在市委没有下达新的任免通知之前，胡云林依然是台长。散会！”会议时间很短，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少同志心里明白、这是在支持老台长站好最后一班岗。
为选拔新任台长问题，组织多方考察，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最后确定暂由广播电视局一位副局长兼任作为过渡，方才尘埃落定。第二年元月下旬，就要宣布新的任命了，台上有人悄悄告诉我，可能到时有人会放鞭炮，恶心你。我说：“那好，还有人欢送，热闹！”元月21日，新的任命在全台大会上正式宣布后，我站在走廊里睁大眼睛看着，关心着我的战友们也在睁大眼睛看着，希望看到是谁在点燃这欢送的鞭炮声。可是整整一天过去，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终于还是没有看到一个燃放鞭炮身影。此时，我心中竟陡然升起一种感激之情，感激电台职工多年以来对我这个“船长”的关心、支持和垂爱。
1996年，与我风雨同舟十几年的战友雷明德，在我退居二线的年龄段时，写了一篇关于我的长篇通讯，先后发表在《新闻知识》、《声屏之友》杂志和陕西《民声报》上，虽然其中多有过誉之词，但基本事实属实，字里行间充溢着浓浓的战友情谊。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兹转载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