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它涉及中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和思想史(季羡林语),不了解禅学就不了解中国文化,也难以称为合格的文化人。
自从禅宗五祖弘忍以后,它才盛行起来并于六祖慧能(638—713)时达到鼎盛。到了宋代,士大夫谈禅成风,禅学开始影响到中国文艺理论,因此产生了禅意诗,山水画。参禅学诗都成为士大夫必备的本领。
“禅”的原意是“冥想”,“,四禅”是指静坐冥想时精神统一的四个阶段。禅宗最初主张不立文字,全靠顿悟。以后,变为“禅宗不离文字”,而诗正是表达禅意的最好办法。
西方的思维模式为分析型,而中国的思维方式为综合型,强调从相互联系的整体上进行思维。这一思维模式表现在语言方面,即所谓的模糊性。语言的模糊表达,相比于明确的语言,更具有魅力,更具有暗示的作用,也更适于作诗,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既无人称,也没时态,连个动词也没有,只是平铺直叙地列了六种东西,共同的关系,主题都很模糊,但又相对清晰地表达了深秋旅人早晨登程的荒寒寂寞的感觉。依此模糊性,禅家创立了很多机锋类语言,看上去五花八门,但纲只有一条,即语言的模糊性。
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模糊性促成了禅学与古代诗词的联系。
诗歌的产生年代早于禅宗出现。佛教传入中国,其思想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观察世界、人生的新视角。而诗词,只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对于事物和自然进行观察后发出的感慨——这就是禅学与文学的关系。而二者的共同点,正在于“悟”与“妙语”两种形式上。
“悟”就是觉悟,或觉者,佛祖就是一个觉悟者,而“悟”到什么了?就是“无我”,无我即“空”,这是“无我”的更高层次,悟空对中国禅学诗人至关重要,中国禅家的几位祖师所悟的也正是“空”。
“空”、“无我”的思想一旦渗人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产生了禅与诗的紧密关系。山水诗、山水画就是典型代表。
悟时的环境和心情很重要。为此,悟禅的人往往会避入深山,不受尘世干扰地进行修炼。到了晋代这些人在山里修建了固定的修行住宿的地方——寺庙,“天下名山僧占尽”,开始了名山名寺间的交相辉映。
诗人谢灵运信佛,诗文中有不少佛教的主张。他还自己在山中修寺,他集佛典顿悟,作山水诗,于山中建寺这三件事于一体,也正好说明山水诗与禅学的关系。
细究起来,禅与诗之间并非简单的重合。相反,它们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是否立文字之争。但他们之间更多的还是共同点,如二者都讲究“功到自然成”。诗人龚相在《学诗》诗中指出:“学诗浑如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从盛唐以降,许多诗人受到禅宗的影响,援禅入诗,写了一些禅味极浓的诗。司空图明确认识到诗禅的一致性,以禅说诗,对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不了解禅学,也就不了解中国的文艺理论。
季羡林:《作诗与参禅》一文学习笔记,此文参见季著《风物长宜放眼量——季羡临谈传统文化》一书,重庆人民版p20--42
2015年8月12日(周六)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