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怪不怪：上了年纪的人对新近的言行转瞬即忘，而年少的往事却记忆犹新。年逾古稀的我，青春作伴时治疗令人痛彻心肺的大病的经历，一直铭记心头。
那是1963年秋季，我虚龄18岁，在读常熟县立高中三年级。学校组织毕业班学生体检，在X光透视时，有同学说看到我肺部有点模糊，报告单出来，果然有一6x7厘米的阴影。校医陈静慈安慰我：不要紧张，估计是肺炎吧，过两个星期会消失的。我自感精力充沛，身体正常，也就没当回事。隔几天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锻练，参加秋收秋种。我二话没说就报名，到了县城西北的王庄乡，因为我时任学生会宣传部长兼校刊《县中青年》主编，所以被学校领导安排和团委宣传委员一起编印劳动快报。我虽住在乡大礼堂的楼上，但经常到村头田间釆访，撰写稿件，也收集和修改各班级同学的来稿，忙得不亦乐乎。劳动结束回校，我去医院复查，阴影没有消失，也没有缩小，医生要我拍片再查。这下我可急了，心里隐隐不安，有点恐慌。片子报告单显示，肺部长了个东西，比铜板还大，我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翌年就要高考了，我还赶得上吗，父母在农村兀兀耕耘，省吃俭用，不就是巴望我能“书包翻身”吗?况且看病的钱从哪来，那时农村家庭温饱还沒完全解决呢。看着这张报告单，我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在这痛不欲生的时刻，班主任苏守义老师和同学们安慰我,鼓励我，校医同情我,开导我，并为我联系了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我边复习准备期末考试，边抽空去人民医院做相应检查。
一次碰巧遇到一位副院长，看上去60来岁，他问了我的情况，果断地告诉我：去上海开刀，医疗费要300多元吧。我急忙向校医汇报，她直说这位副院长姓归，是人民医院的业务权威。原想让我在本地医院手术，时间上快一点，也省些费用。根据这里的医疗技术状况，还是到上海去吧，保险一点，毕竟身体最要紧呀。实际上，校医已把我的病情向校领导汇报了，校领导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是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高考固然重要，身体应放在第一位。期末考试结束，我便向学校提出了休学申请。离开学校之际，厐学渊校长找我谈话。这位曾任常熟市市长的领导，英俊潇洒，水平高，口才好，在大礼堂作报告，讲台上没有草稿，只放一包香烟，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赢得师生满堂掌声，我更是钦佩得五体投地。在患难之时关心我、接见我，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特别是他安排多方筹集，给我送上100元医疗费补助时，我更是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60年代初，这100元可真是一笔巨款了，一个农村孩子从来沒看到过这么多钱呀。
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坦承了病情，全家如雷轰顶，陷于巨大的悲痛之中。特别是父母，难过得说不出话来，父亲默默地吸着旱烟，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发呆。我欲哭无泪，怨恨自己不知作了什么孽，对父母对家庭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和不幸。我父母虽然不识字，但明理，也颇有主见。他们面对现实，把眼泪咽进肚里，没有责怪我，反而安慰我，并想方设法，四处借钱，好不容易凑满了300元，让我去上海治病。
春节过后，母亲就带我去上海看病。因有一远房亲戚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工作，我们首先到同在淮海路的上海肺结核防治研究所，那里的医生一看我们带去的x光片子，眉头好象抽紧了些，要我去中山医院住院检查。我心有不甘，自己没异样感觉，怎么会有什么大病呢。第二天我没去中山医院，而是去胸科医院挂号门诊，心里祈祷着转机，期盼有不同的诊断结论。胸科医院的医生边看片子边问情况，结果还是要我去中山医院。看来没办法，逼走“华容道”了。翌日，我坐公交车去中山医院寻医问诊。医生所见略同，这里的医生则直接开出了住院单，要我马上去预约病床。
中山医院住院部通知来了，我只身坐汽车去了上海。因为要省些钱吧，等手术时间定后，再让母亲来医院陪护。在医院我一边接受检查，一边看书学习。一般的检查无所谓，但气管镜检查够呛的，医生把不锈钢管子从气管里插入，利用其中的反光镜观测肺部情况。我毕竟年轻，抵抗力强，结束后仍步行下楼回病房，有些年事高一些的病人则用担架抬回。有一天计划碘油造影检查，午饭不能吃的，刚巧时任胸外科主任石美鑫大夫巡查病房。他来到我面前，威风凛凛的，跟随的十几位医生和学生分立两旁，左边有人向他介绍病情，右边有人拿着本子记录医嘱。他看了我的片子，弹压我的肺部，胸有成竹并很随和地说，碘油造影不要做了。他们离开后，我满腹疑惑，悄悄到医生办公室门口去打探消息，只听到石大夫在讲解：这孩子的瘤子不在纵膈上，在肺门口。果然，年轻的蒋振斌医生下午来病房对我讲，问题在肺部，手术之前先要内科治疗，明天转到内科病房吧。我听了喜忧参半，好像毛病没那么严重，就问可不可以不开刀，蒋医生说那不行，这个瘤子是定时炸弹，留着有危险。但又要内科又要外科，医药费会增加呀。蒋医生理解我的难处，告诉我也可以回家到附近医院注射链霉素，疗程结束再来中山医院外科治疗。我说那可好，不过又要预约病房麻烦了，蒋医生说我来帮你预约，到时收到通知直接来好了。
七月初，我接到医院通知，马上到上海中山医院胸外科病房，一边配合医生做术前准备，一边继续看书学习。记得同病房有长沙市人委干部邱良锐，南通姜灶中学教师李斯永等人，年龄都比我大，他们照顾我，安慰我，使我增添了治病的信心，思想也开朗多了。那时《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正出版发行，我从伙食费里省了些去街上买了一套，如饥似渴地阅读，获益匪浅。有些医生都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授，他们有避暑度假的安排，知道我等不起，就主动推迟到青岛休假行程，抓紧给我手术。那时正值高考时间，想到同学们正赴考场，而我却困守病床，心里郁闷纠结，痛苦极了。好在中山医院的医生德技双馨，给了我热情关心和精心治疗。当时肺部手术，一般都要抽掉1一2根肋骨，肺叶切除术的同时还辅以胸廓改形术，而他们照顾我年轻，宁可手术复杂些，也没动我肋骨。由于医生护士的悉心照顾，手术后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这次不能坐汽车了，而是乘坐轮船回到家里。虽然因条件所限，没有什么特别营养，但很快就基本恢复了健康。
光阴荏苒，一晃50多年过去了，但青春期上海治病的记忆仍历历在目。母亲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是共产党为我治了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党的关怀.没有党的培养，没有父母的爱心，我怎么能有今天!青年时代生过大病，是一次突发的不幸、一次痛苦的挫折，也是一种身心的磨炼、一种宝贵的财富。所以，我踏上机关工作岗位以后，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刻苦自学的同时，赤胆忠诚，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也获得过劳动模范的称号。退休以后，仍以青春的记忆鞭策自己，立足经济学会平台，着眼改革发展稳定，注意发挥余热，继续做些调查研究，结集40万余字的《经济伦理探究》和《县域经济探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我想，铭记党恩，报效组国，不唯溢于言表，更重实际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