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起孟老100岁去世，忽忽十年过去，今年是他冥寿110岁。他是在我生命历程中不止一次起过关键性作用的老一辈革命家，我和我一家都永远忘不了他。如今，我对他这位施恩不望报的前辈所能做的也就只是祷祝他在天堂安好了。但这位一生爱民爱国、忧民忧国、一生为祖国的振兴、同胞的幸福不懈奋斗的人，在天堂会真的毫不担忧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如此之多的世界吗?
我且以我过去发表过的在他去世时所写的悼文及一篇写他与费孝通老人的一篇短文拿出来表示一下我对他的永记不忘。
愿他和已在天堂的所有革命前辈都能在这个世界真正和和美美之后真正地安息。
哭悼孙起孟老人
他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这个日子，2010年3月2日，是所有爱他的人、敬他的人万分悲痛的日子。
孙老是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多次起过关键作用的一位徽州同乡前辈。他曾或引我上路，或扶我一把，或对我指点走向，或委婉地告诉我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本道理。
1948年夏天，经过事先联系，我和另两位进步青年以他担任校长的持恒函授学校函授生的身份，去香港找他，想通过他寻找一进步组织，并进入解放区。结果是：他领我们去当时在大陆被迫解散转移到了香港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认识了总部代秘书长周新民和青年工委负责人李相符两位同志，经过他们几次面谈考察后，由周、李二人介绍我们参加了民盟。我们三人中一位广西籍的青年被介绍去了东江纵队，而我和另一位安徽籍的青年则被派回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走前孙老为我们写了一信给中华职教社里的孙运仁同志，要他为我们俩找一掩护工作的公开职业。
1978年，我的“右派”问题正处于改正过程中，孙老曾邀同费孝通老向安徽有关部门的领导，为我说明了一些他们所知道的实情。
1989年，在我担任省政协常委时，孙老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来安徽视察，抽时间和我长谈过两次。长谈中，他曾说我可以在政协参政议政，但不必从政。要我毕生坚持学术研究。第二次长谈那一天，他还曾让他的秘书找省人大的同志来给我们拍摄合影，说难得见面，留个纪念。
当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传记协会把我多次收录入各种名人辞典，世界美学委员会等国际学术组织邀请我参加世界学术会议，台湾出版部门翻印或选编我的著述出版等等，我写信向他请教该如何对待时，他都是要我及时报告与请示所在单位和统战部门的领导。他说，涉及境外的事情一定要慎重处理。
我几次给他寄去我的著作，请他指教，他总是予以鼓励，并曾把我倡导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一些著述转给了费孝通老人。后来还曾请费老为我写了一幅字，内容是和我的观点一致的费老的几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他也曾应我的多次恳求，写了一幅字寄赠给我，写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结合学习，进步永无止境，坚持从零做起”。还写了“自律浅见，涂请郭因同志教正”。下面署了他的姓名和年月日。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他说的是“自律浅见”，但我深知他其实也正是对我的委婉教诲，我十分感激他的良苦用心。
2001年，他90周岁，我请了几位徽州画家各画了一幅家乡山水，我也画了一幅，并写了一幅祝寿的自度散曲：“黄山白岳新安江，谁不爱家乡，黛瓦马头墙，少年光景应难忘。长期北国稽留，喜度九十春秋。桑梓山河齐祷祝，祝公多寿又多福。”并装裱成一个长卷邮寄给他。他回信一一提到这些画家的名字，要我向他们代致谢意。
孙老过了90岁之后，身体常感不适，视力也越来越差，但当他知道我有新著出版，仍然希望我寄给他，说他还是可以在别人帮助下读些书的。然而当我最后一次寄书给他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亲笔信寄来。最近两年，连我的贺年卡寄去，都有如石沉大海。而在过去，每年元旦或春节，我俩都是互寄贺年卡的。
不久前听说，孙老近两年身体已经很不行了，我正准备过了元宵节写信给他的秘书问问详情。想不到信还没写就得到了他逝世的噩耗。
我很后悔，前两年我两次去北京参加中央文史馆举办的学术会议期间，没有挤出时间去看看他老人家。
如今，我也已是85岁的老人，已难跑到北京去在他的灵位前哭祭，但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将他一直牢记在心，并叮嘱我的女儿也永远牢记这位有恩于她父亲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