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元宵节。
元宵，在我们当地传统的节日中，又被称为“小年”。新年的喜庆，意犹未尽，并且在元宵再掀高潮。许多灯会，花会，错开新年的挤碰，赶在元宵，竞相登场，各显风姿。吃元宵，唱大戏，看堂会，跑旱船，舞狮子，踩高跷，叠罗汉，打水浒，变杂耍，都是元宵期间的重头戏。热闹的场面，精彩的演出，让人目不暇接，乐此不疲。
在众多的元宵民俗表演中，我最爱看的是舞龙灯。家乡的龙灯有板龙和滚龙之分。滚龙多以绸、布为材质，相对轻巧，多在白天演出。板龙高大，强壮，主要框架由坚固的木板和竹篾构成，载上或圆或扁各种形状的灯笼，披上五彩缤纷的彩绘，显得高大气派、美轮美奂，更适合晚上出行。经常到我们村子外舞起来的，都是板龙。
龙灯高，昂起的头，可以超过那时农家草屋的房顶。龙灯长，一块块灯板连在一起，首尾相接，可达到二百多米。龙灯美，龙头扎成精巧的图案，点缀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庄重不失华丽，凝重不伤喜庆。每一条巨龙，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给龙灯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因为传说的缘故，龙灯不是每个村子都能耍的，也不是每个村子都能去的。我们村子，就因为传说是“燕子地”，地基轻，载不住龙的重身子，所以不能让龙灯进村。只能在龙灯经过村子边时，在路边上供，请龙灯暂作停留，祈福纳瑞。
小时候看龙灯，我都是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父亲爱看龙灯，但是只在元宵夜看。父亲看龙灯，从不挤到喧闹的人丛里，只是在村后的高垛子上，吸着纸烟，静静地看着，偶尔和我说上几句话。
元宵的傍晚，父亲早早催促一家人用过晚餐。连一向慢慢品着的几杯小酒，也加快了速度。天色刚刚涂上薄薄的灰黑，父亲就牵着我，来到了村子的后面。这里是一片高高的荒丘。最高处，是爷爷奶奶的坟茔;最低处的水洼中，是连片枯黄的芦苇。我蹲在坟茔的半腰，看着父亲不停地忙碌。父亲折来几枝粗壮的芦苇竿，用我的削笔刀把苇竿的头部剖开成四支，在中间支上两根短棒后，再把头扎住，苇竿成了纺锤形。父亲用红纸把“纺锤”糊住，只留一个可容手掌进出的窄缝。父亲在“纺锤”的里侧底部塞进一小把半干半湿的泥巴，在泥巴中栽进一小截“满堂红”蜡烛。点燃“满堂红”后，再把开口的缝封住，一支细长的“满堂红”灯笼做成了。父亲把灯笼插到爷爷奶奶的坟前，再做第二只，第三只，依次放到各位先人的坟冢前面。
天色已经完全地黑了下来，龙灯还没有出现。放眼望去，四周的野外，“满堂红”渐渐地多了起来。零零碎碎，星星点点，各自发散着微弱的红光。偶尔，黑暗中，会有几只“满堂红”快速地移动起来，并且在上下翻飞中引起一团火光，随即变暗，湮灭。父亲会说上一句：“谁家的孩子，大人也不说说……”
不几时，从远处隐约传来一阵“嗡嗡”的铜锣声。父亲叮嘱我，看好，龙灯来了。我拽紧父亲的胳膊，使劲踮起脚，果然在视线的尽头看到了一条或隐或现的红色长龙。这时候，父亲会告诉我，这是哪个村的龙，来了几条，有什么特点。随着锣鼓的轰鸣越来越响，龙灯也看得更加分明。刹那间，鞭炮使劲往天上钻，喧闹使劲往耳朵里灌，路边谷场等候已久的人群沸腾了。各种祈福还愿的传统仪式依次进行，龙灯引着人群，把欢乐越旋越浓，越旋越深。大约半个小时，龙灯才会离开，走向下一个村子。这边，会有另外的龙灯错开了时间，再次光临。欢乐、喧闹，并没有因为重复而减少半分。夜色渐深，龙灯远了。热闹的谷场安静了，喧闹的人群迅速地消失在村头的巷口。四周的“满堂红”已经熄灭了不少，我家祖坟前的几支，更显得亮堂。几个顽皮的孩子，重新杀回坟地，每人举起一两支“满堂红”，上演一阵“八大锤大战朱仙镇”，而后欢笑着冲向村子。
龙灯离开了，父亲却不急着离开。龙灯远离视线时，父亲会和我说一些小故事，诸如孟母三迁，凿壁借光等。待“八大锤”们从面前冲过去，父亲才领着我往家走。走进巷口时，父亲总是要停住的，再次回头，看一眼在黑夜中闪亮在祖坟前的“满堂红”，然后牵着我，走进家门。
后来，我读书、工作，陪父亲点“满堂红”，看龙灯的次数少了。在父亲身体孱弱后，我独自去点过“满堂红”。可是，我没有学会父亲的手法。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找四根短树枝插成四方，围上一圈红纸，放进去一截蜡烛，在祖辈的坟前点亮后就急忙忙回家。这种“山寨”版的“满堂红”，委屈了祖先，也让“八大锤”的后人少了兴趣。
父亲走后许多年了。令我惭愧的是，我还没有在父亲安息的小屋前，点上一回“满堂红”，一直都是委托在家的五弟代劳。
年年元宵，岁岁喧闹。家乡的龙灯，年复一年的舞着;“满堂红”，年复一年的亮着。不知何时，能抽出时间，给父亲点一回“满堂红”，在他的坟前待上一时半会儿，看龙灯飞舞，听人潮鼎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