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士”的文章，但一直不知从何处着笔。
下午，偶然与友人在微信上聊起谭嗣同和徐锡麟。
友人说，谭的父亲为巡抚，徐出身于名门。他们慷慨告天下，长啸赴东市，只为心中一个理想。于他们，香车玉舆，不过弃靸;黄冠紫绶，尽如浮云。而且，他们身上有古之烈士的精神。为了证明这一点，友人把徐被捕以后在公堂之上的陈词发给了我：
——恩铭待你不薄，为何刺杀?
——恩抚待我，私惠也;我杀恩抚，天下之公也。
——汝常见恩铭，为何不于署中杀之?
——署中，私室也;学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须令众目昭彰，岂可鬼鬼祟祟。
刺杀巡抚，面对的并不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么简单，而是意味着要承受诸如车裂、凌迟、灭门、夷族等极端的惩罚。能义无反顾者，必果毅之人、壮烈之士。
聊至此，往日关于“士”的记忆和感慨纷至沓来。
我首先想到的即是刺客。
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了六位人物：曹沫、传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他们或为然诺而死，或为朋侣而死，或为家国而死。无论是非对错(孟子曰，春秋无义战。那些为报一饭之恩、为践一言之诺、为图一时之快，为争一己之利的行为，实在不能说都是正确的)，但为了一个“义”字，其“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皆是一致的。
提起士，不能不说发生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范晔《后汉书》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
东汉本初元年(146年)，年仅九岁的汉质帝刘缵因一句 “此跋扈将军也”而被外戚梁冀鸩杀，封国在今河北省博野县的蠡吾侯、刚至束发之年的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
“不知天将弃汉而使之君邪”的刘志是历史上最为荒淫的帝王之一，宋人胡寅将他与他的继任者汉灵帝刘宏比之为夏桀和商纣，称其“在位二十年，不闻一言之嘉，一行之善”。
刘志即位初期，梁太后——梁妠，汉顺帝皇后，一个在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三朝乾纲独断的女人——依旧临朝听政，梁妠的哥哥、善于骑马斗鸡、集凶恶与愚顽于一身的梁冀继续掌握大权。延熹二年(159年)，刘志与宦官单超等人放下君臣名分，啮臂为盟，一起诛杀梁冀，翦其党羽，宣告了东汉王朝外戚专权时代的结束。事后，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单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被封为列侯，史称“五侯”。
宦官当权，比外戚的表现更为恶劣。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构陷无辜，打击异己，迅速激起了官僚士大夫的不满。延熹九年(166年)，世家豪族李膺与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联合比较清正的外戚窦武，群起反抗，结果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捕。这便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随后二十年，两派之间进行了血腥而惨烈的斗争。
须指出的是，因为是相互打击和报复，即便在士大夫一方，无论出发点是什么，也难免没有罪恶的成分。这是题外话，不作赘述。
谭嗣同《狱中题壁》中有一句：望门投止思张俭。
张俭就是当时的一个名士——他受宦官侯览诬陷，被官府追捕，历九死而一生。
张俭，今山东邹城人，东汉大臣。当时，朝廷下令捉拿张俭，张俭狼狈出逃，天一落黑，望见哪户人家就往哪户人家投宿。民众没有不敬重他的名气和品行的，即使家破人亡，还愿收容他。张俭流亡到东莱(今烟台)，躲在李笃家里。外黄令毛钦带兵赶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知名天下，逃跑不是因为他有罪。即使见到张俭，您能忍心把他捉去吗?”毛钦站起来抚着李笃的背说：“蘧伯玉以独为君子可耻，你为什么一个人独专仁义呢?”李笃说：“我李笃虽说好义，您今日已得到了一半啊!”毛钦叹息一声走了。李笃因此得以送张俭出塞，使其免于遇难。但是，凡是张俭所经过住宿的人家，被处死的数以十计，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
人人冒死相救，户户破家相容，这是怎样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啊!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又是如何的一段悲壮的历史!
再说范滂。
范滂，今漯河召陵人，东汉大臣。关于他，有一句千秋仰止的话：“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建宁二年，朝廷下诏抓捕范滂。督邮吴导来到县中，抱着诏书，关闭驿馆，伏床而泣。范滂闻之，说：“这一定是因为我啊!”立即去监狱投案。县令郭揖大惊，出来解下官印绶带要与他一同逃跑，说：“天下大得很，先生为什么来这里?”范滂说：“我死了祸患也就终结了，哪敢用自己的罪来连累您，又让老母流离失所呢?”
最令山河动容、日月掩泣的是母子二人的诀别：
范滂对母亲说：“弟弟很孝敬，能够供养母亲，我随父亲命归黄泉。这样，我们生死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大人不要悲伤。”母亲说：“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已经有了好名声，又还想要长寿，能够兼得吗?”
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
吴导、郭揖、皇甫规、范滂之母，以及李笃、毛钦，以及无数因收留、藏匿、掩护党人和因仗义执言而被禁锢、被株连、被杀戮、被灭门者，无不有烈士之心、英雄之概!
而士之精神的实质即是：不畏死，不苟活，不降节，不辱身。
后代，士的精神随着皇权的加强渐趋式微，却也爝火未灭。元和元年(806年)，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改革而被贬为朗州司马，元和九年奉召回京，两年后，又因写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复被贬为连州刺史。十一年后，回京任主客郎中的他，仍不堕初心，不改其节，写下流响千年的那首《再游玄都观》。
诗最后两句为：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是高唱，这是豪吟，这是不屈者的宣言，这是度尽劫波者对权贵的的轻笑。
但纵观千载，得似刘郎一歌者却少之又少。我们且看另一个“党人”事件。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后来，反对新法者被称为“元祐党人”。
元佑八年(1093年)，宋哲宗赵煦亲政，用章惇为相，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新政，残酷打击“元佑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贬。崇宁元年(1102)九月，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苏辙、苏轼、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一百二十人列为“奸党”，并由宋徽宗赵佶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佑党人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元佑党人”增至三百零九人。蔡京手书姓名，发往各州县，仿照京师立碑，“以为万世臣子之戒”。
仍需要说明的是，“元祐党人”所作所为也并非都是正确的。朱熹说，元佑诸贤是关着门说道理底。司马光尽废新法，正是导致北宋之灭亡、华夏之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此，中国不复一中国矣。遗憾的是，直至千年以后我们才明白这一点。
与前言一样，这也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我们仍说“士”。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始料未及的是，日后新旧两党之争，已沦为意气之争、权位之争，早不再着重于制度的改革、国政的运转。在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的时候，北宋——这个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也走到了历史的末路。
他们没有超越一己之私的远见，没有宽容的精神，没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气度，而是党同伐异，以打击和报复为能事。“元祐党人碑”事件便是这种冲突的最后表现。
“元祐党人”亦是不屈不挠之士。一生厄运频仍、贬谪不断的苏轼，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一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已将他昂藏的气概、正大的节操、磊荦的襟怀宣泄得淋漓尽致。
士之不屈者，当数明之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今浙江宁海人，著名学者、文学家、思想家，黄宗羲将他列为明儒第一人。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攻下南京，夺位成功，命方孝孺拟登基诏书，方孝孺掷笔于地，说：“死则死尔，诏书决不能写。”朱棣勃然大怒，说：“你难道不怕家灭九族吗?”方孝孺毫无畏惧，答道：“灭我十族又如何?”
结果，惨绝人寰、鬼神都不忍直视的一幕发生了。方孝孺被处以磔刑，除家族外，还有门生故旧，计八百七十三口全部被戮。每杀一人，辄示方孝孺，方孝孺却凛然不顾。
皇权之暴虐之残酷若此!之无人性之无天理若此!
当初朱棣南下时，他的谋士、靖难之役的策划者姚广孝请求道：“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姚一语成谶!他低估了霸道的凶残与随性。
这是政治与文化的冲突，这是权力与意志的对决。他们谁输谁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思想与文化又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戕害。
胡适说，明朝二百年，再没有政治思想家。我国政治思想在十四世纪以前决不逊于欧洲，近五百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所造成的。
我们不能说胡适的话就一定正确。但此后，苟活偷生者、趋利避害者、攀炎附势者、媚上欺下者、溜须拍马者越来越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似徐锡麟，似谭嗣同，仍具前人之懔懔气慨者已屈指可数。
正所谓士风日下，斯人不再!
然而，复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中国，岂可无士!中国人，岂可无士的精神!
2022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