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沈丘县莲池乡东南八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村庄，它就是我的老家胡楼村。胡楼村南挨邹营，东邻薛岭、杨庄，北有段庄，西与孔庄、刘八庄、高新庄接壤。土地结构以村中南北大路为界，路东是黄沙地，路西是黑淤地。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大豆、高粱和红薯。
民居，从历史上来看多为两间或三间正房，正房东墙或西墙边搭一间比正房低矮好多的灶房。殷实人家有西房或东房，也有既有西房又有东房的。大部分家庭有院墙，一个带过道的门楼显示出主人的身份。
胡姓的大门没有朝西开的，据传缘于壶(胡)不走锡(西)之说。一条南北大路和一条东西大路横穿村子，在村子中部形成十字路口。1949年以前，胡楼隶属项城县管辖，1949年以后归属沈丘县治。距考，胡姓已在此已延绵了15代。2023年，全村有住户400多家，人口2000多人。其中胡姓占95%以上，另有刘姓、周姓、罗姓、钱姓。胡楼村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末年。据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中云：“胡，帝舜之后，胡公封陈，子孙以谥为姓。”文中的“胡公”，姓妫为满，是帝舜的后裔。西周初期周武王将陈地(今周口市淮阳区)封给舜的后代虞满，建立陈国。因国家叫陈国，虞满的谥号为胡，故称虞满为陈胡公(他是陈国的始君，也是陈、田、胡、母、孙、袁姓的始祖)。
虞满品德高尚，才识过人，而且还是圣君之后，所以周武王很看重他，将长女大姬嫁他为妻。虞满死后，他的后代有的以陈为姓，有的以他的谥号胡为姓，由此胡姓产生。经过数年繁衍，胡姓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向外延伸。先后到达新蔡，山西。又有新蔡和山西的胡氏向其他各地迁居、繁衍，使胡姓遍及全国。其中的一支从淮阳迁到西华(西华到淮阳相距28公里)。
西华的胡姓又分散到项城水寨东南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安家落户，起名为胡寨。胡寨位于外路口直河的湾处，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胡姓人勤劳能干，开荒圈地，很快成为当地望族。到胡财神一辈，所置田地遍及十多里，可谓“地有百倾，骡马成群”。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义军与朝廷分庭抗礼，河南成了主战场。胡财神为了防止流民侵占自己的财产，采取“分封诸侯”的策略，将拥有的土地一分为四(四个儿子)。长子胡洪陈留守胡寨(今项城市管辖);次子胡洪基分得胡庄(今项城市管辖)田舍;三子胡洪华分得刘八庄(今沈丘县管辖)田舍;四子胡洪夏分得白庄(今项城市管辖)田舍，并各立门户。又派次孙胡泽益前往东南八里外的一片土地(今胡楼村)驻守管理。孙子到任后，无处栖息，便建起一座临时木质小楼，作为安身之地。
有了自己的事业，胡泽益如鱼得水，各项管理井然有序，土地逐年扩展，财富快速积累，兵荒过后，竟不愿再回胡寨，在此娶妻生子，繁衍发展，渐渐形成一个村庄。因有木楼在先，又因胡姓为主，所以，他给此地取名为胡楼，胡楼由此而生(村中的其它姓氏，有的是给胡姓打工，在此落户扎根，有的是迁移而来，有的是逃荒要饭落脚至此)。为了感谢上天保佑，晚年的胡泽益在木楼西边修建了一座天帝庙，每逢初一、十五前去烧香。
胡楼的位置偏僻，在给村民带来相对安全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便。二十世纪以前，这里没有铁路，不靠国道，不通汽车，周围最大的城市就是莲池集了。如遇雨天，从村里到莲池土路上的泥水有半尺深，泥巴能埋到人们的膝盖。虽位置偏僻，但胡楼村民们的观念并不落后，“重视教育，文化立村”一直被视为村魂，这与胡楼所处的周边环境有关。
胡楼村原为项城县属地，项城是个文化县,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受民风乡情影响，胡楼人特别崇尚文化，以文人为荣，认为只有掌握文化知识才能受人尊敬，才会官运亨通。所以不少家庭宁愿忍饥受饿也要送孩子上学。清朝年间就出了胡溶川和胡晴川两个秀才。民国初年，胡玉衡读私塾后，入项城县百庄步师范。毕业后先后担任项城县教育督查、欧营区区长等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驻守河南的冯玉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大兴教育，项城县政府在欧营区(现石槽乡)建立了一所国民小学，挂牌为“项城县清朗乡第一初级小学”。胡玉衡时任欧营区区长，认同办学理念，觉得这样的好事不能让胡楼缺席，在他的争取下，1923年在胡楼村建立了一所国民小学，命名为“项城县清朗乡第二初级小学(只有1至4年级)，地点设在天帝庙。后来增设5、6年级，天帝庙容纳不下，迁往胡家祠堂。
胡家祠堂有堂屋三间，房高约5米，屋深约7米，出檐，全为青砖青瓦。东西配房各三间。院内松柏青翠,四周水际环绕，环境幽静，非常适合学生学习，吸引了不少周边村庄的孩子来胡楼学校就读。为了邻村学生不至于来回奔波，学校在村里安排了学生宿舍，不愿回家的外村学生可以借宿。胡楼也因此热闹了起来，学校周围歌声不断，周日学生还在村上演出，文化气氛甚浓。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在沦陷地区教书的知识分子不愿当亡国奴,纷纷来胡楼学校任教(沈、项两县没有沦陷),使得胡楼学校的师资更加雄厚，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
时任开封高中教导主任的胡安民，开封失守后回到项城，任项城县中学兼县师范(亦称简易师范)校长。这个学校学制四年,三年在校学习,一年到小学实习，四年中不收一分学杂费,免费供应食宿,实习期间还有工资，小学毕业考试合格即可入学。鉴于胡安民在该校当校长，又可以免费读书，胡楼的高小毕业生,大部分上了项城简易师范。毕业后不少人又上了中师、高中，甚至大学。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胡楼已有胡安民、胡爱民2个大学生,中师、高中生近10人,初师、初中生30多人,成为当地有名的文化村。受胡楼的影响，周边十里八村的孩子纷纷来胡楼就读，学生急剧增加，教室容纳不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1954年，在村东南建立新的校址。
新建的学校面积比原来增加五倍之多，建有东西走向教室四排，每排6间，南北走向教室8间，学生近千人。学校前面设操场，每天上课前要升国旗，唱国歌。附近的薛岭、杨庄、邹营、管庄、童庄、高新庄、孔庄、刘八庄、段庄等村的学生都到胡楼学校上学。十九世纪60年代，增设中学，成为莲池公社三所中学(莲池、魏营、胡楼)之一。
十九世纪90年代末，县教委调整教育布局，莲池乡3所中学只能保留2所。为了保住学校，胡楼人空前团结，推举了以胡金鼎、胡天官、胡天赐、胡守功为首的公关班子，多次到乡政府、县教委、县政府，从胡楼的办学历史、质量、影响以及中学布局的合理性等方面，陈述保留胡楼中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经过艰苦努力，胡楼中学勉为保留。县拨款20万元，加上胡楼人自筹，在原校址上建起了一座新的教学楼，小学则从原学校分离出来，迁至胡楼与段庄之间。
胡楼“重视教育，文化立村”的理念取得丰硕成果，为国家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至二十世纪90年代，全村已有大学生100多人,其中有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等。10多人取得博士、硕士学位。被评为教授、编审、译审、高工、主任医生者不下数十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胡安民，武汉大学毕业，民国时期曾分别任开封高中、沁阳师范、潢川中学教务处主任，项城县中学、项城县师校长，县教育科科长。在潢川中学任教务处主任期间，为村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
最让胡楼人记忆深刻的是，解放前胡楼不少人把本村的土特产用独轮车推到驻马店一带去换盐。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经常遭到土匪或地方势力抢劫。这时，就会去潢川中学找胡安民。胡安民从不推辞，拿出名片交给来者。而只要亮出胡安民的名片，这些土匪或地方势力都会放行，可见他在当地的名望不低。
胡爱民，西北联大毕业，解放前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52年回国，任北京外文出版社译审，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胡天序，新乡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河南大学教授。胡天陪，北京师范学院毕业，长期从事文化工作，著有《国共密使》《重逢》等长篇小说。胡天亮，北京师范学院毕业，曾任《民族文学》编辑，编写有《开拓者的脚印》等著作。十九世纪60代，胡天培、胡天亮二人合著长篇小说《山村新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与当代著名作家浩然巨作《金光大道》并驾齐驱。
胡天官，新乡师范毕业，曾任开封县、沈丘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胡金鼎，开封师范学院毕业，曾任徐州师范学院讲师，后调沈丘县，先后任沈丘县委党校理论教员，副校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天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唐山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唐山市文联主席、《唐山文学》主编，出版小说集《荒岛》、电影剧本《孟姜女》《东陵盗宝记》等多篇报告文学和小说、散文。胡金芳，郑州工学院毕业，曾任沈丘县水利局副局长。
胡天乙，清华大学毕业，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曾任《北京理工大学学报》《兵工学报》编辑，《车辆与动力技术》杂志主编。胡天喜，省委党校大专毕业，曾任周口地区邮电局工会副主席、报刊零售公司经理，出版《胡天喜作品选》，在报纸、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数百篇，被河南省作家协会、周口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2019年，胡天乙、胡天喜合著长篇小说《文殊庵》。
胡晓冰，清华大学毕业、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研究生，现任英国某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裁。胡莹洁，河北理工大学毕业，任《唐山日报》编辑。胡天印，河南医科大学毕业，曾任郸城县卫生局副局长。胡晓燕，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胡骏，河南大学毕业，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晓红，西安交通大学毕业，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教授。
胡楼人不但有超前的“重视教育，文化立村”意识，而且有敏捷的商品经济头脑。十九世纪30年代，胡楼的手工业相当兴旺，光木匠铺就有七、八家。代表人物有胡兰芳、胡兰秀和胡兰平等，以胡兰芳家的规模最大。经营项目为家具、嫁妆、门窗、棺材等。食品业主要是卖馍，代表人物有胡天祥、胡天德、胡具兴等。以胡天祥、胡天德家的馍最好。胡天德家还经营牛肉盒子。还有三家油坊,一家弹棉厂。抗战爆发后,工业品奇缺,男人抽的烟无以供应，胡玉衡看到了商机，从许昌请来了师傅,传授烟草种植、烤晒技术。
看到村上的头面人物种植烟草，其它村民也都纷纷效仿，全村掀起烟草种植高潮。村中建了十多座高大的烤烟炕房,每到秋季,村庄上空云烟缭绕，墙上挂的,地上摆的，车上拉的都是烟叶。胡玉衡还办起了一个卷烟厂，名为“诚信卷烟厂”，有员工近百人，生产“武胜关”牌香烟。
胡兰芝、胡兰堂两家擅长种菜，有黄瓜、白菜、萝卜、大葱等，最出名的是萝卜，又脆又甜，曾被袁世凯作为贡品晋献朝廷。十九世纪30年代，土匪横行，胡楼村经常受土匪骚扰。为保护村民生命财产，由胡玉衡牵头，村民捐款，在村子东南角修建了一座砖寨，名为“保和寨”。
“保和寨”南北长八百多米，东西长四百多米，两米多高，全部由青砖垒成。寨门朝北，两层楼。一层是寨门，门楼上书写着“保和寨”三个大字，颇为壮观。二层支了一门自制的火炮，火炮旁边，挂一口大钟。寨墙的周围挖了一圈三丈宽、两丈深的水渠(称寨海子)，东南角留有一小门，门外有一座吊桥。没匪情的时候，就把吊桥放下，有匪情，就把吊桥吊起来。站在寨门二层的炮楼上，能看到八里以外的动静，如有土匪来袭，炮楼上的大钟就会当当响起，村民们听到钟响，就都往寨墙里面跑，然后紧闭大门，使村民免受了“跑反”之苦。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路过沈丘，在“保和寨’里面建了一个兵工厂，为解放军生产手榴弹。
刘邓大军走后，兵工厂关停，“保和寨”成残垣断壁。寨海子北边往东是一片几十亩的水塘, 水塘北是一条通往寨门的东西大路，大路北边又是一片比路南面积更大的水塘，一年四季，清水荡漾，是孩子们夏天游泳的好地方。兴人民公社建制时，每到春天，大队都会在水塘里撒上鱼苗，等过年时把鱼捕上来，分给村民。
水塘东北部长满了芦苇,春天一派碧绿,秋天一片雪白。水塘东南有一块200平方左右的小岛，岛上长着十几棵粗壮的柳树，经常有长腿、宽翅膀的大型鹤类在此栖息。两水塘中间的路边有一口水井，附近村民的吃水基本都靠这个井提供，每天清晨，可以看到村民们排队打水的情景。
两水塘中间的大路西段，有一木桥，通往北边的一座小岛，岛上建有胡氏祠堂。1954年，学校从这里迁走后，这里成为胡楼乡(石槽区下面的一个小乡)政府办公地，由于村里和周边村庄的群众大会经常在这里召开，祠堂容纳有限，1958年又在祠堂东南角新建一所宽而大的房子，被群众称为“大礼堂”。小乡撤销后，胡楼大队和大队卫生所迁到“大礼堂”。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彩排节目都在“大礼堂”进行。胡楼村东边有一条河流，名为幸福河，人工所挖，为排水所用，南北走向，河宽5米左右，河水清澈见底，往南缓缓流淌。幸福河北起莲池乡常吕营村，南到范营乡，从那里流入马河。现在幸福河已经断流，河床夷为平地。紧靠胡楼村西面也有一条小河。严格说它不是河，是渠，村民们都叫它“二干”，是人工开挖而成。
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为解决旱涝问题，莲池公社书记张文祥组织各大队一锨一车地挖了一条贯穿南北各村的干渠。干渠宽十米左右，南通范营公社边界，北通沙颍河，起到了旱能浇，涝能排的作用，为沿村的农业丰收提供了条件。
村子东南，有一座砖窑，是民国时期为修砖寨而建，烧砖所需泥土就地取材，日积月累，到十九世纪60年代，砖窑周围的土地已比其它低近两米之深，每逢雨季，一片汪洋，1965年前后，砖窑被废弃。村中十字路口东北角是合作社(后来搬到村中路西)。60年代物资紧缺，煤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自行车叫“洋车子”，香烟叫“洋烟”，机器织出来的布叫“洋布”。那时候谁要是能买个自行车骑骑，那真是气派，全村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紧俏商品，与营业员不熟悉的人是买不来的。有熟悉的人来买，营业员就会让他等一会，等人走完了，再偷偷地进行交易。
胡楼的文人众多，且个个精彩，惟独没有军人的光辉记载。当兵者有之，但担任营以上干部者甚少。究其原因，可能与胡楼“重视教育，文化立村”的“重文轻武”宗旨有关。
改革开放后，胡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崭新的三层小楼代替了茅草屋，紫红色的大门完全可以把汽车开进去，有的大门两侧还竖立起威猛的石雕雄狮。村中和通往外界的土路全部铺成了水泥路。到县城通了公共汽车，早上去县城坐高铁，不耽误中午在北京吃午饭。天然气，有线电视，互联网，自来水通到各家各户。超市一天24小时开门。手机成了必需品，有人甚至玩起了抖音、直播。
年轻人不再满足“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生活，选择了去外地打拼，有的已成百万富翁。每逢春节，村上的语言是杂乱的，那些本应袅袅飘在胡楼的纯正乡音，被江苏、广州、温州等地方话挤得变了型。留守在村上的老人们也收起了往日紧皱的眉头，兴高采烈地炫耀着孩子给自己买时兴商品。几乎家家都有电动车，不少家庭还买了小汽车。人人参加了医疗保险，年过60的老年人还能享受到政府老龄补贴。
二百多年来，虽然胡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后越来愈多的孩子选择去县城上学，但“重视教育，文化立村”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村魂没有丢失。胡楼学校从小学到初中的建制一直完整的保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