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的九月初一，母亲早早叫我起床，将我收拾妥当之后，三姐就带着我去给奶奶过生日。
奶奶家就在沱江防洪堤的坡脚下，距我们家二十多里的路程。五间小土房，土豆般躲在树的阴影里，只留一面苍白的墙。房子周围是根深叶茂的杨树、苦楝树和香椿树。树林里长着青藤和野艾，风一吹，藤蔓翻转，露出下面干净的褐色的土。成群的麻雀，就蹲在树枝上，没完没了地鸣叫。
那时，奶奶已年过八旬，却极注意形象，头发一丝不乱，衣服也穿得妥妥帖帖。说话很慢，走路依靠拐杖，那拐杖是用树杈子做的，艺术感洋溢，原本粗糙的表皮已经被奶奶的手盘得油光水滑，透着红亮。
到了，奶奶伸开双臂抱我，在我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又一口。从我进门后，奶奶没坐过，挪着两只小脚，从厨房到堂屋，由堂屋到菜园，碎碎地，替我拿茶，给我找吃。我忍不住跟在她后面，配合着她的忙碌。堂嫂悄声告诉我，今天奶奶一直坐在后门口，一有人来，便站起来，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以为是你们。堂兄的儿子见到我，拿出他的连环画和小说给我看，于是，我静静地坐下来阅读，看到我喜欢看书，伯母的妹妹一个劲地夸我，奶奶的脸上也浮现出一种异常满足的神态，她走过我身边的脚步轻了，动作小了。
开饭了，奶奶不停地搛给我最爱吃的菜，把我的小肚子撑得鼓鼓的。一旁的伯母笑着对我说：“九满，奶奶对你这么好，你长大后怎么孝敬奶奶?”我激动地对奶奶说：“你等着，我长大了要让你享福!”奶奶笑呵呵地看着我：“好，我等着呐。我要等到你结婚，我想看看你小孩是不是和你一样站在灶台上往锅里撒尿。”她笑了起来，露出空空的牙床。
奶奶的生日宴，几乎所有亲戚都到场了。有不少过去岁月里熟悉的面孔，也让一些牵挂我和我牵挂的名字和真人终于对上了号。
伯父一露脸，家里的气压一下子降低，这个用扁担把我父母从三仙湖赶去下柴市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我虽然已经过了看到他就心里一哆嗦的年纪，但我仍旧不敢直视他。伯母暗自嘀咕着：“总是三斧头砍不入的脸。”说那话时，伯母正坐在灶火台子前面，给灶膛添着柴。棉花秆子被她用膝盖折断，和着软柴一并喂了进去，淡红色的火光照着她的脸。
伯母是位特别可爱的老太太。她豁达善良，能说会道，亲和力极强，未曾开口人先笑，她一笑，脸上的皱纹便轻轻荡漾开来，在笔挺的鼻子周围开成一朵莲花。她长得非常知性，花白的短发被她干净地梳成三七分，身上的衣服始终清清爽爽，再加上精致的五官，怎么看，也像是退休的老教师。
姑妈身材矮小，皮肤黧黑，头发完全花白，背也有些驼了，走起路来非常缓慢。她是一个没有多少情怀的人，倚仗着儿子当村长，很有些瞧不起我们这门穷亲戚，她见到我，总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眼神像是《小兵张嘎》里日本鬼子在城楼门上架起的探照灯，好似搜索八路军踪迹一样寻着我的错处。
姑父清癯的脸上，胡子碴儿硬硬地从黝黑的皮肤里钻了出来，它们横七竖八地占据了他的半张脸。花白的头发，再细看，竟连眉毛也有些灰蒙蒙的泛白了。唯有眼神和挺直的鼻梁，让这张脸看上去还有些生气。他总是握着一根旱烟筒，趿拉着鞋子，慢悠悠地走着。他没有给我说一些关爱的话，但脸上的皱纹偶尔会开出灿烂的花朵，那满面的慈祥像冬日的太阳。
那时的堂兄，在乡政府工作，身材高大，疏眉朗目，自带不怒而威的气质，他总是乐呵呵的。堂嫂是一个勤劳、善良、柔和的女人，具备上世纪七十年代妇女的许多特质，她除了田间劳作外，家庭里外都由她掌管，而堂兄只管上班，“无官一身轻”，堂兄倒是乐意。
我临走之前，奶奶掀开里屋的布门帘，走进去，听见她在窸窸窣窣地拾掇东西，我撩开布门帘看，我看到她的手伸进一个陶瓷罐子里，伸进去，拿出来，伸进去，拿出来……她拿出来的是花花绿绿的糖丸，她把放糖丸的兜子交给我，糖丸已经发软，我知道那是存放了很久，准备着我来。
离别时分，奶奶拉着我的手，万千叮咛。奶奶没有非同一般的疼爱我的故事，只是那平淡中孕育的真情，那一声声的叮咛，就像我们刚到奶奶家时端到我面前的甜酒一样，甜到我的心里去。她送我们，经再三劝阻，她极不情愿地在一个可远眺的地方停下来，左手硬撑着近乎弯成90度的腰，艰难地抬起头目送，看到我们回头，奶奶又把她的右手腾出来，向我们挥着，挥着……
四十多年过去了，奶奶的形象逐渐淡弱起来，可我一直未曾忘记过。谁又会忘记自己的奶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