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国内到处都在做战争准备。这年我16岁，读高二。
11月下旬，湖南常德军分区召集干部、职工适龄子弟开会，宣布征兵消息。不久，有两个部队的接兵干部到分区大院挑兵，一个是42军，一个是43军，一个在广东，一个在河南。两个部队的接兵干部都说自己部队有着光辉历史。我思前想后，还是选择了广东。12月8日我穿上崭新的绿军装，与近千名常德入伍的新兵共同踏上了从军之路。
新兵们在常德江边码头分别登上3艘客轮，沿着沅江经洞庭湖再进湘江至长沙，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轮船停靠在长沙码头，我们步行至火车站，改乘火车去广东。又经过一天的行程，于午夜到达广东省东莞县樟木头火车站。下车后，接兵干部整队点名，宣布徒步行军到部队驻地。
那夜没有月光，只见黑压压的人流和一条若影若现的砂石公路，什么也看不清。我们刚出发时还能保持队形，可是不久就乱了套，接兵干部怎么喊也没用，只知道跟着人群走。樟木头火车站至南面山营区有20多公里路程，许多新兵在出发前只是简单学了一点打背包知识，结果半路上背包散了，只能摸黑捡起棉被和其它物件抱着走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团收容队在沿途路面捡到大量背装、衣物、书籍等，可想而知新兵们是多么的狼狈。
跟着大部队到达南面山营区时，天已蒙蒙亮。按事先安排好的名册，新兵们被直接分配到连队。我被分到424团1连1排3班。
我们班长姓梁，广东高要人，个头不高，身材清瘦，还有点驼背，爱抽自卷烟，不太说话，是个很沉稳的人。在宿舍门口，他将副班长和老兵介绍给我们几个新兵，新兵们逐个自报姓名，这样就算认识了。走进宿舍才发现，除了地上铺的稻草，什么也没有。班长、副班长、老兵非常热心地帮助新兵们解开背包，在稻草上铺好被褥，又打来水叫我们洗脸漱口，带着我们到食堂吃早餐。我快速地吃完早餐，回到宿舍钻进被窝就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我起身到外边溜达，看看营区究竟啥模样。南面山营区依山而建，营房不成规矩地散落在山间，据说是为了防大规模空袭或原子弹的集中杀伤。
到部队的第二天，连队要求各班到山上砍柴供炊事班烧水做饭。班长集合全班带上砍刀、扁担、麻绳向大山深处进发。班长看出我没有经验，就安排我去捆柴。收工时，我自告奋勇挑柴，没想到湿柴非常重，我根本就直不起腰来。班长和老兵见我这窘况，让我背一捆柴回去。我试了几次，最终只能勉强背起小小的一捆柴回到营区。
接下来，连队要么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么就是队列训练，压根没见到过枪炮。问班长和班副，他们都闭口不谈，不知道这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一个月后，全连乘大卡车来到新驻地—潼湖军垦农场“反帝一围”新营区。我下车后楞住了：这里的营房全是稻草盖的房顶，稻草加黄泥糊的墙壁，门窗是用竹篾编织的，地面是泥巴夯实的。放眼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心里顿感拔凉拔凉的……连队开动员大会，宣布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农业生产。很多新兵想不通，晚上在被窝里哭。连队干部与班长、老兵们认真细致地做新战士的思想工作，讲军人职责，讲军垦意义，讲国家大局，新兵们的思想情绪逐渐平稳了下来。
连队发放劳动工具，我分得一把铁锹。俗话说：干活，一看手艺巧，二看家什妙。班长教我们将铁锹前面的尖头去掉，改成平头，再到水泥地上磨得锋利，这样就成了一把好“武器”。
全连投入了冬修水利工作。广东冬天没有雪，但风是寒冷的，水是冰凉的。穿着棉衣长裤干活碍手碍脚，不穿又感觉湿冷。看班长带头脱掉长裤，穿着棉衣、短裤跳入排水渠中挥锹干起来，我们也纷纷效仿。刚入水时，只觉得脚上一阵刺骨的痛疼，随之向全身蔓延，头皮都感到发麻。好在一阵过后，身体渐渐活动开，也就不再有很冷的感觉了。穿棉衣干活，衣襟随着身体晃来晃去，影响效率。我们学老兵，用稻草搓成草绳，拦腰将棉衣绑紧。这群打着赤脚、上身穿棉衣、下身着短裤、腰系稻草绳、肩扛一把锹、浑身沾满泥的人，真不知是兵，还是农民。
军中有句名言：“班长是军中之母”。作为兵头将尾的班长，虽不是个什么官，但在部队的思想教育、日常管理、业务训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带头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班长强则全班强，班长弱则全班弱。我们班的梁班长虽不善言语，但总能用实际行动感染和带动大家。
刚到潼湖时，我水土不服，腰间和腹部出疹子奇痒难忍，用手搔破了还是痒，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班长了解后带我找连队卫生员，可吃了药后仍不见好。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四处打听治疗方法，有一次问到了一个草药偏方，他利用星期天步行十来里到山上去挖草药，回来马上烧水煮草药，让我洗患处。班长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我。
潼湖有很多的田鼠，它们个头大，平均每个有1斤左右。冬季是抓田鼠的最好时机。我们排的二班长是广西人，他抓田鼠有绝招，只要他在地里转一圈就知道哪里有鼠窝，还知道这窝田鼠有几个出入口。他先将田鼠洞口都挖开，找一个大点的洞口，放上半干稻草，点火后冒出浓烟，再脱下上衣向洞里猛煽，同时叫我们用麻袋口对着其它洞口。不一会儿各个洞口冒出烟来，田鼠受不住烟熏，一出洞就钻进我们预设的麻袋里，每次出击必获丰收。二班长将麻袋里的田鼠丢进水桶里淹死，再一个个剥皮，去头尾、内脏后，用竹签把田鼠肚皮撑开，挂在屋檐下晒干，然后或煎、或炸、或烤。田鼠肉十分美味，吃起来像兔子肉。
记得第一次参加插秧，我觉得很新鲜。左手握一把秧苗，右手拇指、食指、中指快速从左手秧苗中分出几棵来，再用食指和中指将秧苗根夹住合力插入泥中。可是我的速度太慢，班长和其他战友很快将我甩开一大截，这时我更显得手忙脚乱，什么行距、间距、株苗数都忘了，为了赶速度就胡乱插起来。班长见状，走过来把我插得不规范的秧苗统统拔起，手把手教我插秧要领，让我慢慢体会。经过调教，我很快就跟上了全班的插秧进度。
潼湖最让我恐惧的是蚂蟥。稻田里的蚂蟥多且大，长的有一根筷子那么长，小拇指般粗，在水中游起来似条小蛇。对叮在身上的小蚂蟥，用手掌沾上水使劲拍打，几下就可将其打晕掉下去。大蚂蟥就非常麻烦，被它叮上，开始感觉是麻木，其后是痛疼，再然后血流不止，最后是肿痒痛并举，还留下个伤疤久久不能消失。对大蚂蟥只能用烟头熏、烫，若无效就只能等它吃饱喝足了自然脱落。憎恨至极，我们也总结了一些方法。蚂蟥特别怕石灰，我们下田前撒一些石灰粉，它就不敢靠近了。抓到蚂蟥后，先用两根树枝插穿其两头，再将其翻转过来，然后将两根树枝插进土里，将蚂蟥悬空肚皮朝上曝晒，这样才能真正杀死它。蚂蟥生存能力极强，砍成多少段，就会生成多少条蚂蟥。
参加割稻，我人高手长，反应还灵敏，体力也充沛，刚开始速度挺快，不一会儿就超出了班里其他战友。可是没过多久就开始感到腰和手臂发酸，腿脚发软，加上稻田水温越来越高，那股淤泥味又难闻，胸腔发闷，浑身冒汗。梁班长却不紧不慢地割着稻子，很快就超过了我，成了全班第一名。我问梁班长有什么要领，他说，割稻是个体力活，我们这么重任务，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合理分配体力，不要蛮干。听到这里我顿开茅塞，开始注意割稻的节奏和身体各部位的协调性，久而久之，割稻速度、持久性有了很大提升，成了班里的主力之一，经常受到班长鼓励和表扬。
7月下旬，我们刚刚割完稻子，连队操场上堆满了稻谷，正等待晒干后运粮归仓，不想来了一场台风，狂风暴雨持续了几天。如果不赶紧处理，这些潮湿未干的稻谷很快就会发芽。眼看到手的粮食就要被糟蹋，常瑞祥团长下命令，要求各连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保住这批稻谷。我们把床板腾出来，把稻谷铺在上面晾干，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洗脸毛巾，将稻谷一撮一撮地轻轻擦干，仿佛是擦金银财宝。我们就这样坐在床板旁边整整擦了一夜，困了也只能打个瞌睡，醒后继续擦。常团长深夜里冒着风雨到各连检查，他路过我们班，从梁班长床板上拿出一小撮稻谷，反复观察并轻轻搓揉，再拿到鼻子旁闻闻，估计他还算满意，点点头走了。
八月中旬，连队“双抢”任务基本完成。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连部通知，要我第二天到团司令部作训股报到，准备参加42军测绘员集训队学习。为什么会挑选我参加集训呢?在我调到团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作训股孟庆林股长才悄悄告诉我。他说，是李吉霖参谋长亲自到各连物色的人选。那时，部队规定每天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而且要写学习笔记。战士的学习笔记本都是放在枕头旁边的，李参谋长就一个连一个连、一个床头一个床头翻看战士们的笔记本。当他翻开我的笔记本，见我字写得工整，文笔还可以，又调查了我的平时表现，才确定要我去参加集训。
我离开了连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我虽然只在连队工作生活了八个月，但每当回忆起在连队的时光，所有的细节都历历在目，所有的历练一生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