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无论是在军营摸爬滚打的现役官兵，还是早已挂甲归乡的退役老兵，或是正在安享晩年的军休干部，在各自的军旅生涯中，都有或远离父母，或与妻子儿女两地生活的共同经历。关山远隔，两地相思。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部手机在手，可以微信聊天，视频通话。但在过去，写信诉情，鸿雁传书才是最好的途经。军人“两地书”是那个年代的最好见证。家属临时来队是经常发生在军营的一种特有现象;临时来队家属则是军营里对军嫂的一种特有称谓。因为长期军旅的原故，我对军人“两地书”和家属临时来队两端感触尤深，至今仍念念难忘。
书信，是一种古老的情感交流方式。早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有“书信”来往，是采取结绳、刻符等方式。从先秦及秦汉，出现了手书、家书、尺牍、手札、信函。但最初多半是用白绢书写，故称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即指此。后来，随着纸的发明，写信逐渐用纸代替了白绢。今天的信在古代也称为书。唐杜甫《春望》中写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其中家书就是家信。直到明清时代，“书”才正式叫“信”了。清代蒋士铨《岁暮到家》中写道：“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书信，又是两个身处异地之人的情感交流，这就需要传递。其实书信代表了书和信两个方面。书是内容，信是传递。历史上“鸿雁传书”的两个典故很好地诠释了“书信”的含义。
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逼北海牧羊，受尽凌辱，历尽艰辛，长达十九载寒暑，时时心念盼归汉。直到汉昭帝继位，老单于驾崩，副使常惠设计“鸿雁传书”，告知苏武没死，才使新单于将苏武放归汉朝。
薛平贵远征西凉，王宝钏苦守寒窑。一天，听到大雁的叫声，勾起对丈夫的思念，她突发奇想，请求大雁向丈夫传书，大雁居然明白了她的意思，竟然点头同意。情急之下，王宝钏撕下罗裙，咬破指尖，用鲜血写下一封盼望夫妻早日团圆的家书，让鸿雁捎去。据传说，薛平贵果然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一鼓作气，奋勇杀敌，凯旋而归。
两个故事，一个悲壮，一个凄美，共同演绎着“鸿雁传书”的美好传说。
鲁迅的《两地书》则将“书信”的美好推到了极致。“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惓眼，此中甘苦两心知。”婚后十年，许广平生日，鲁迅感怀过往的岁月，写下了这首《芥子园画谱》相赠与她。
一个是被誉为民族之魂的思想家，一个是追求进步的女学生，他们的爱情跨越旧习俗的羁绊，穿过风雨飘摇的年代，早已将彼此融入了对方的生命里，从此携手相伴，互相扶持。她用炽热的爱，融化了他寂寞的时光，她用十年的相守，换来了一生的平实可贵。
1922年许广平来北平女师大求学。当时全国女大学生仅887人。1923年鲁迅在女师大兼职国文系讲师，每周讲述一小时小说史。
课堂上，已经42岁的鲁迅面色冷峻，不苟言笑，个子不高，也不修边幅，穿着破烂的长袍马褂，浑身打满了补丁。25岁的许广平总坐在第一排，很快就被这位博学广见的先生所吸引。每星期开始翘首企盼只有一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略》。后来她听说了鲁迅婚姻的事情，更是百感交集。之前，许广平刚刚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而那时的鲁迅，从来不知道爱情是什么。鲁迅有过一段包办的旧式婚姻，妻子是目不识丁的小脚女子朱安。结婚第一天鲁迅就睡进了书房，第三天就远走东瀛。终其一生这个可怜的女人都没能等来和鲁迅圆房。
在那个年代，认为自己死无定期的鲁迅，为了母亲“愿意有个陪伴”的心愿，“也就随她去了”。在母亲包办婚姻的悲剧下，从25岁到42岁，鲁迅已经孤寡孑然一身近20载。
1925年春，许广平因参与反抗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潮运动，被无理开除，郁闷至极的她提笔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稀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课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书信中并未谈及任何儿女私情，只是以谦卑学生身份向先生倾诉人生和时事的苦闷。万万没想到，鲁迅收到信后当天就立即写了回信。回信中鲁迅对她的称呼是“广平兄”。两天后，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回信。“自己怎敢被先生称为'兄’呢?”鲁迅再次回信，对此解释：“旧时或近年所认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交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接着就是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这一写，便是十年。十年里，两人一共写了164封书信，汇集始成《两地书》这部不朽名著。
我的“两地书”实为我的军旅特色使然。1976年是农历丙辰龙年，在共和国的编年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我开始步入军旅，北京昌平新训，山西忻州入营。“两地书”自此开启。同学、亲友开始频繁通信，互通信息，互报平安。不断写信，盼望回信成为军营生活的重要点缀。初入军营的头四年，没有探家，没有恋爱，常通书信是同学，好友和兄弟家人，书信内容则是日常观感和生活趣闻。1980年春节，第一次回乡探亲，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顺江而下，除夕夜晩到达汉口沿江大道码头，当夜留宿亲戚家里，大年初三方才抵家。其时，正在湖北长石矿工作的三哥为我介绍一名叫周珍的矿工女儿做女友，甫一抵家即住进她家。周珍的单亲妈妈待我亲切，照顾有加。在这个探亲假期里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归队时周珍将我送至武汉，依依惜别。返回部队后，我们又通信交往半年，后因长石矿裁撤下马，周珍随母远去湖南郴州而致这段恋情无果而终，“两地书”亦戛然而止。
1980年9月我所在的工程兵54师123团撤出四川广安211洞库工区，部队移防来到河南灵宝，机关搬进县城不远的一处废弃水泥厂宿舍。几千人的部队在这里无所事事，一年之后的1981年底，54师和123团相继裁撤。常驻西安三桥的54师机关撤销后整体移交武警，成立武警指挥学院。123团则就地解散，除留少量善后人员外，战士全部退伍回乡，干部则部分转业，大部分流调动。我被分流调往驻北京南口西峰山工程兵维护总队一大队。当时正值年底，待得知各自单位去向后，123团裁撤后的所有干部都无一例外地各自回乡，趁此探亲休假。正是在这次部队精简整编提供的探亲假期，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确定了恋爱关系。度过春节后我返回部队，再经过大半年时间的书信往来，恋爱女友在其母亲的陪伴下，于当年9底来到北京，在西峰山维护一大队的营房里举办了简朴的婚礼。记得1982年的国庆和中秋同在一天，由我自撰并书写的鲜红婚联：“国庆欢歌贺燕尔新婚，中秋明月照洞房花烛”贴在洞房门楣两侧，显得格外喜庆，也见证了我新婚的那个特殊时日。
从1981年与妻子恋爱，1982年结婚，到1989年我调回武汉，再到1990年家属随军，随后又有1991年至1993年南京政院两年学习，我与爱人的两地生活长达10年。十年里，我们的“两地书”与鲁迅的“两地书”时间与数量相似相当。不同的是，鲁迅的“两地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与一位伟大女性的情感交往。而我的“两地书”则是一个青年军人与心爱之人的感情互通，既有情意绵绵，也有家长里短，既有政治时事，也有柴米油盐，充满了烟火地气。至到今天，记录我们生活点滴，多达百余封的“两地书”还完整地保存在我书房的故纸堆中，只要物质不变，我都要将其珍藏，并告诫后人传之久远。
作为中国军人，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各国军人是如何解决军营和军人家庭家属间的关系，我只知道家属临时来队和临时来队家属这一反映军人亲属身份的两个名词，是存在于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军营中的特殊存在。其实，“两地书”与家属临时来队，是一种情态的两个方面。军人从军报国，必然远离家乡，告别亲人，关山远隔，两地相思。鸿雁传书才能互通音讯，军营探亲才能聊补相思。为了满足官兵的需求，解决临时来队家属的实际困难，军队《内务条例》有明确规定，要求“士兵亲属来队，连长首长应当安排士兵与亲属团聚，并介绍士兵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亲属离队时，可以允许士兵送到临近的车站、港口。”各部队都建有临时来队家属房，便于官兵亲属临时居住。对于那些已经结婚成家而又两地生活的军官来说，除了每年一次回乡探亲团聚外，就是每年一次的“家属临时来队”。这里的“家属”其特定含义为军人妻子，既是家属临时来队，临时来队家属即为军人妻子代称。如果是带着孩子一道来队，孩子自然也就成为临时来队家属一员。那时，无论是部队还是机关，凡有家属临时来队，一般都是自己开伙解决一日三餐。基层连队干部家属来队大都是从连队拿去米面油及其菜食，很少有自己掏钱购买的。在连队，一有干部家属临时来队，司务长和上司总是想得十分周到，生活必需品都会准时送到，不必“人生地不熟”的“嫂子”们操心。上世纪80年代，从1982年结婚，到1989年调回武汉，我在北京工作生活近10年，共有8次“家属临时来队”，每一次的“鹊桥相会”都会留下幸福美好的回忆。妻子久别重逢的绵绵情思，战友酒桌宴聚的觥筹交错，无不让人兴奋难忘。
这是一群群逆季节飞行的候鸟，她们五彩缤纷，每年的春夏秋冬，从祖国各地的村镇、学校、医院、工厂…不约而同，向着边关的哨所、海岛的营房，向着所有铁打的营盘迁徙一一这就是家属来队。家属来队既有满满的快乐和幸褔，也有深深的艰辛与付出。从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军营，远隔千山万水，甚至还要拖儿带女，长途跋涉，对于一个柔弱的女性来说，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她们无怨无悔，乐此不疲。正如一位军嫂所言：“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去部队探亲的路。”这是无数军属发自内心的感慨。可不论走了多远的路，受过多少的难，在相聚的那一刻，仍旧抑制不住发自内心的欢喜。同样如此，很多军嫂来到部队之后，不论住得有多简陋，不管环境有多一般，她们都能忍受、甚至甘之如饴。作为军人，我们应该明白，她们并非习惯了将就，只因深爱自己选择的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