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我以黄埔区夏港街道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社区流动人口与出租屋管理中心。
入职前去街道报到，一个身材魁梧、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严肃地扫视了我们，最后眼光冷冷地落在我身上，“你，西基工作站。明天上班，今天把头发染回黑色!”我听了打了一冷颤，啊，我头发才染了几天，多洋气啊，有点可惜了。西基，那是出租屋最多、流动人口最复杂的城中村!但是不服输的劲儿起来了：不怕，挑战一下!
翌日，我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英雄气概，顶着一头黑短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入了工作室。工作室一共16人，大家分管不同的片区，办居住证、抓计划生育、消防查看等。每天要上门核查人员变动，及时登记新租客信息等。
大家上门时成群结队、热闹非凡，在狭窄的城中村小道常常分手又偶遇。偶尔遇到怀孕的都会问清楚住哪，然后让她片区管理员跟进。每天的工作貌似风平浪静、一片祥和。
一个凉风习习的晚上，我们已上门检查完在工作室安静地录入资料，突然传来门口阿丽的大叫声：“哎呀，告诉你们，刚才可吓死我们了!”
“怎么啦?!”十几个嘴巴异口同声，屏住呼吸竖起耳朵瞪大眼扫向刚踏入工作室的阿丽及她拍档。“刚上门遇见一个生完二胎的。我们在客厅劝她去做结扎，别再生了!谁知，话一落，原本在客厅的公公奔向厨房拿了把菜刀过来!”，阿丽说，“吓死人，那你们怎么说?!”一同事紧张地问，“我们赶紧迭声说′对不起’，溜了!”阿丽泛着黑红的脸憨厚的样子继续：“哎哟，吓死人了!”她和搭档重复了呓语了几次，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前车之鉴啊，我们每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日子如工作站门口的东江，缓缓而行，偶有波澜。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到了江边一栋三层出租屋前，一楼是铺位，上二楼有一个小门锁住。房东是个40多岁的单身女人，她不屑地看着我们：“你们这个工作，上面叫我做我都不做，大热天跑来跑去还要爬楼梯!我做保险不知多自由!”看着她泛红激动的脸，女强人特色的微卷的短发，虽有点尴尬，我仍然恳求她把上二楼的锁匙给我，已便核对上面居住人员。“不给，他们不在，下次再来!”她不耐烦地拒绝，我们只好悻悻而归。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由公安联合的出租屋大检查开始了，这次有配备民警一起上门查房，而且这次民警是配了枪的。一个吹着热风的傍晚，每个路段配备2个民警和协管员一起上门检查。我们小组的民警大踏步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则“狐假虎威”地跟在后面，好像吃了颗定心丸。“老板娘，麻烦把这二楼大门打开，我们上去巡查。”民警一脸正气，这次这女房东一改之前嚣张神态，抬起头往楼上大喊:“阿红，赶紧把锁匙扔下来。赶紧赶紧，否则我拿刀砍死你!”我和同事面面相觑，哇，这变色龙堪比四川变脸啊……
我手下管辖的有三百多套单间，租客变动频繁。最搞笑的有一次我刚核对完一个瘦高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再巡查了几栋楼后，我在一处和原址相隔几百米的更凌乱的单间看到一个人坐床上，似曾相识。“真讨厌，去哪跟到哪?”幽幽地对方来了一句。我乍一看，天，这不是几个小时前见过的那个胡子大哥吗?我欣喜若狂，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怎么又搬家啦?”他看我一眼：“这边便宜点。你们还挺积极的!”
然后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瞎聊了几句，我认真地在租客登记簿上登记了他的新住址。
最难登记的是无正当职业的女人。她们是见神龙不见首尾，白天敲门，无人应答，晚上，大门紧锁，她们有时是深夜才回。有一次一个女人主动来工作站登记，气势昂扬、不可一世的样子，一看就是江湖“资深”人士，我赶紧督促她把身份证给我，当我高兴地伸出手要接过她递来的身份证时，她突然快速抽回手，然后一扭一扭地气呼呼地甩头走了。我只好瞪着大眼目送她离开。后面还是在房东的帮助下登记了她的个人信息。
蜗居城中村，大部分是要进厂上班的农民工。有一个晚上，我轮值办证，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带着结婚证过来想开计生证明。“我找工作不容易，明天公司需要，提供不了我这工作就要重找了。”她一脸彷徨，小心翼翼带着笑。我打开结婚证一看，上面“丧偶”2个字触动了我。“验个尿吧”，她很配合，结果阴性，我马上给她开了计生证明，她连声道谢，也许她无想到能这么快开到。我想，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服务机构，当然要以最高的效率配合他们。在陌生的城市，他们找份工作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基本是手停口停的群体。
2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我辞职了。现在西基已拆迁，一切历史即将重写。但西基村前的东江水长流不息，而出租屋的故事亦将源远流长，虽不惊天动地，却深深地印在管理员、屋主及曾经和这片热土有着交集的租客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