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华佗，至少在十年前。
他葬在沈丘，也即我所居住的小城一隅，没有理由不为之写点什么。毕竟，能冠以“圣”字而被后世赞之颂之祭之祀之的人屈指可数。
公元208年，初秋，一艘木船，飘着灵幡，逐颍水东下……近岸，田园残破，树木凋零;远处，旌旗明灭，鼓角悲壮。
船上所载，正是华佗的灵柩。他在许昌被曹操杀害，罪名是“不从征召”。他的弟子要把他葬于谯。路线是浮颍入淮，再转涡水北上。谯即今天的亳州——那是华佗的故乡，也是曹操的故乡。
抵暮，船到项县。项县是一个小城，是春秋时期项子国故地。此时，城外临水而居的几户人家，灯火初放，点点橘黄的光散落在微波荡漾的颍河之上。
突然，有狗狂吠起来，惊得黑魆魆的城墙影子似乎都抖动了起来。
“是华公?”
“是华公!”
“是华先生?”
“是华先生!”
……
消息很快传进城里。像是闻说羲和驾着太阳的车子降临一般，人们呼邻唤舍，扶老携幼，倾城而出，开始迎接他们的神……数日后，华佗被他曾经救治过的百姓，隆重地安葬在颍水的南坡之上，接受来自最底层的供奉和祭祀。
灾荒，瘟疫，战争，这个时代具备了乱世所有的不幸。
曹操，那位视其“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的人物，在《蒿里行》中也曾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史载，在华佗被杀那年(是年冬，赤壁之战爆发)之前的五十年间，社会人口由五千六百四十八万锐减到一百四十万。平均一年递减一百六十多万。
这是一段多么令人不堪审视、不堪卒读的历史啊!
华佗只是一个郎中，即便有再神奇的医术，再仁慈的心地，也无法改变干戈蔽天、尸骸盈野、田园寥落、骨肉流离的社会局面。那是关羽、张飞、赵云、许褚、张辽的天下，更是诸葛亮、周瑜、鲁肃、荀彧、郭嘉的天下;那是贾逵、邓艾、吕蒙、陆逊、姜维的天下，更是董卓、曹操、司马懿、刘备、孙权的天下;那是雄心和壮志的天下，更是权术和谋略的天下。
而“仁人恻隐”之襟怀、“民胞物与”之志向，宛如细民之生死、黔庶之休戚，早已被践踏得如同齑粉一样，随便一场岁月的风雨就会吹打得干干净净。
我们不怀疑曹操落笔写下《蒿里行》时的悱恻之心，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在屠徐州、屠雍城、屠彭城、屠邺城、屠柳城时，已是一个毫无人性的魔鬼。以杀止乱，以杀慑敌，以杀安人，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动辄杀人数万甚至十数万，其实都是残暴之性的膨胀。不过，其前提是：他要拥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驱之可驱，杀之欲杀，为所欲为。否则，大抵不会出现“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壮观”场面。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曹操在年轻时，南阳名士何颙曾预言：“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而汝南名士许劭则谓之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曹操出身于豪门，有出将入相的基础。至于是否将“救民于水火”作为自己的志向，我们不得而知。而他的同乡华佗，则做了一个悬壶济世的良医。他手摇金箍铃，走村入户，足迹遍及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交界一带。
进则报效社稷，退则造福乡梓。治国和医人其价值取向本来是一致的。但华佗遇见曹操，就像伊索寓言中的羊遇见了狼。
有人说，杀一为罪，屠万为雄。其实，对像曹操这样一个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人来说，诛杀一人，如杀吕伯奢、杀孔文举、杀杨修、杀华佗，与屠戮一城，在他眼中是没有什么轩轾的。负罪感，那是他人字典里才有的词汇。
华佗葬在颍水南岸上。他的墓是村民用一抔一抔的泥土垒起来的。现在，墓仍有八米多高，在我所见的名人墓冢中，既不算高大，也不算渺小。但其冢前的祠庙和碑碣实在有些鄙陋——三椽小屋，高不盈丈;半截旧碑，字已难辨——与在安阳的高陵之规模有着不啻天壤的区别。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在亳州，曹操和华佗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是大不一样的——前者要受推崇得多。这一点，我们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个明白：在亳州市中心的魏武广场上，主题雕塑原为“千秋柱”——柱子顶端是亳州四位历史文化名人老子、庄子、曹操、华佗(一说陈抟)的锻铜人面雕像。2016年，为了顺应民意(官方的宣传是：既展示了亳州市的曹魏文化特色，又表达了家乡人民对曹操的深厚感情)，当地将其改为“勒马悬缰、挥鞭远眺”的魏武一人之巨像。真不知道，当四面铜像被抛于一地时，其余三位也被他们称为先贤者，若在天有灵，该作如何感想。
是啊，“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青梅煮酒，高论天下”，这是何等的才情、何等的气概、何等的风流啊!不崇拜这样的人物又能崇拜谁呢?
至于那残破的家园、流亡的人群、哭啼的婴儿，至于那枕藉沙场的尸骸、侵染泥土的血污、黤黮世界的灵魂，因为久远，因为疏隔，因为非亲非故，因为无缘无份，早已没人记得了，或者说，早已不应该有人记得了。毕竟，怀英雄之志者多之又多，抱藜藿之情者少之又少。
我曾数次陪友人去华佗冢。驻足处，睹之杨花飘扑，睹之楸叶离披，遥想那个久远的生命……
萧伯纳说：“真正值得歌颂的，是那些历史上和当下，不懈地争取和守护着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人。”
华佗，他救治的那是生命啊!比之自由，比之权利，比之尊严，生命才是前提，才是最根本、最珍贵的东西。可不少人却将生命以及救治生命的人视为草芥，视为虫沙，视为蝼蚁。请问，其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2021年仲秋，疫情有所缓解，我和友人杨鸿飞、刘永成二君，于暮色降临之时，到华佗冢前——无酒无肴，无花无香，只默然对之。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从在建安二十二年因疫病一时俱逝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聊到在2020年死于武汉的游子雪松，从王璨的《七哀》诗聊到方方的《武汉疫情日记》。是啊，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悲莫悲兮的是，无论多么杰出的人物，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也许只是一粒尘埃。华佗之死，既不惊天又不动地。但与徐、陈、应、刘有所不同的是，华佗是死于刀斧之下，死于一人之盛怒之下。
次日，心中犹感慨不尽，便作一律，聊书所怀，并寄杨、刘二君。诗曰：
一隅高冢似崇阿，烟火千秋祭华佗。
横槊悬壶皆已矣，匡时济世复如何。
遍看人物几成圣，细数英雄半是魔。
庙貌碑文瞻仰处，颍河不改旧时波。
2024年7月18日，于白石斋。
